蔣渭水先生在1921年11月把台灣的問題當成疾病，寫了一份診斷書和處方箋。雖然已過了將近百年，但其所述病症竟大部分和現在類似而值得深省。他當時寫下的現症是「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罔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沈、了無生氣」。
這些問題現在已明顯改善的，可能只有衛生一項，不過這些症狀也可拿來形容大部分國家，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台灣只是在某些項目可能比一般國家嚴重，而更值得努力改善。
台灣經濟症狀：「腹壁發皺」
倒是蔣先生寫的一項主訴雖和現在的情況並不相同，卻和現在的一項重要症狀呈有趣的相似。他寫道：「診視腹部，發現腹部纖細凹陷，一如已產婦人、腹壁發皺，留有白線。這大概是大正五年歐洲大戰以來，因一時僥倖，腹部頓時肥大，但自去夏吹起講和之風，腹部即染感冒，又在嚴重的下痢摧殘下，使原來極為擴張的腹壁急遽縮小所引起的。」
▲蔣渭水為日治時期的醫師與民族運動者，曾創立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是反日本殖民運動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公有領域
這項症狀指的應是短期成本和景氣波動所造成的後遺症。歐洲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短期的景氣繁榮，台灣經濟因為這個機會而吃胖了。但戰爭結束使需求減少景氣下滑，淺碟子的台灣經濟自然又變瘦。問題是，已經撐大的肚皮卻縮不回去，而使腹壁發皺難看甚至會造成其他問題。這種景氣或需求變化帶來後遺症的現象甚為常見，但在台灣人「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的習性下，台灣人有強烈一窩蜂搶短期利益的傾向，因此也就常因需求的變化而留下各種成本和後遺症。
例如：陸客大量來台之前，台灣人民早知中國可能拿旅客人數作為脅迫台灣的政治工具，當時也早有中國藉管制旅客來「處罰」法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但台灣人還是為無法長期確保的陸客而大量投資相關設施，以致現在留下很多負擔，卻不怪自己、不怪中國，而怪政府不為了這些短視業者的利益犧牲全民的利益和意願向中共屈膝。其他產業也常有這種自己忽視長期規劃，卻要政府和全民承擔其過度擴張之損失的現象。每次泡沫經濟使房價高漲，然後留下嚴重過剩而價格卻非一般人買的起的房子，也是常見的例子。
為何台灣長期薪資停滯？
除了這種短期一再以不同方式復發的「腹壁發皺」症狀，目前台灣有一個更長期性且更嚴重的腹皺症狀。這是90年代之前好賺的國際機會造成目前的薪資停滯、產業創新不足，以及部分人民工作意願甚至機會不足等問題。過去成功或繁榮的情勢改變所留下來的後遺症，已成為台灣現在再發展的障礙。
在1980年代以前那30年，世界經濟分成三塊，以美國為主的自由世界和以蘇聯為主的共產世界不願有太多的經貿往來；而兩大集團之外的開發中國家，也就是第三世界國家，也不太願和先進國家密切經貿合作。因此主要的國際貿易是發生在自由世界之內。而當時所謂自由世界，主要是由先進國家所構成，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合作的窮國家，只有亞洲四小龍。
當時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產業發展、教育程度和每人所得已甚高，低技術人力的供給相對不足，所以低技術人力的薪資也已拉到相當高的水準。四小龍低技術人力的比例雖高於先進國家，但當時先進國家有約7億人口，而四小龍僅約5,000萬人口。因此四小龍加入自由世界市場，並沒能使其中的低技術人力的比重大幅提高。自由世界中低技術人力的比例仍不高，供不應求乃使四小龍低技術人力的薪資快速上漲而向先進國家的水準接近。這即是「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市場力量（陳博志，《看》雜誌，第53期，〈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說甚麼〉，2010年），也是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薪資和所得能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
但在1980年代之後，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陸續加入全球化的國際市場。由於30億以上開發中國家人口的加入，全球化市場低技術人力的比例遠高於以往的自由世界市場，所以在新的全球市場裡，低技術人力均衡的平均薪資，勢將低於原先自由世界市場的水準。這就使台灣原來已被先進國家和自由世界市場拉高的薪資面對被拉低的壓力。
在實際市場運作中，這壓力表現在我們的傳統產業，因薪資成本高於開發中國家而失去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市場；不少廠商也為降低成本而外移中國等地，而使國內相關就業減少，部分類別人力之失業率上升，使其工資乃至整體平均工資停滯或下降。這也就是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市場力量，把我們的薪資和開發中國家拉近的過程。而這下降的過程，當然比薪資上升產生更多問題，就像蔣渭水先生所看到的增胖之後再消廋所出現的腹部皺折一樣。蔣先生所說的又逢下痢摧殘，也恰似中國快速發展及政策吸引所造成的大量產業外移，所以台灣面對更嚴峻的調整壓力。
台灣需要「根本治療法」
然而，台灣大多數人卻不明白或不願接受上述學理，不願承認有些人的薪資過去被拉得比目前該有的國際水準高而可能須下降，很多人還期待像以往一樣的高薪及高薪資上漲率。特別是這段時間台灣又恰好讓大量五專改名為科技學院或大學，大學文憑和大學生暴增，而不少學生卻不管國際需求和均衡薪資的下降，以及本身所學甚至比以往更不實用的事實，仍期望得到以前之大學畢業生的相對薪資及發展機會。這種期望和現實的落差，使相當多人的就業意願不足，寧願在家享用父老在過去好日子裡累積的財富。
不明白這改變的商人，也仍習慣於以往靠低薪資而以低成本在國際上競爭的時代，而要求包括引進外勞在內的各種壓低成本之政策，而未努力發展在新國際情勢下台灣所需要的知識經濟產業（請參閱《看》雜誌，第159期，〈台灣最缺的其實是企業家精神〉）。政府也常畏於工商業者乃至媒體的壓力，而配合降低成本和所謂解決五缺的要求，也就是做各種讓既有產業和經營方式可以苟活的政策，而未能更積極發展新國際情勢下該有的新產業和政策（請參閱《台經月刊》，40卷11期，〈要從長期發展看待五缺和五加二〉，2017年11月）。
有些政治人物乃至學者專家也因為不明白上述學理，或為了政治鬥爭，而採取懷古、以古非今、或托古改制的做法，不管外在情勢之不同而盲目美化過去，以批評現在的政府、官員乃至年輕人。其結果就是使國人更不了解及不願面對新的情勢，以及努力求新的對策。但沈迷於過去的成果、相信過去的觀念以及採取過去的策略，其最好的結果只是停留在過去，也就是不再進步。
就像蔣渭水先生診斷書的主訴，台灣經濟因為過去的機會得到一時的發胖，如今機緣改變而留下腹部不健康、不美觀的皺折，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情勢已經改變，不太可能再把肚子吃胖，即使吃胖也沒有真正進步和解決問題。所以蔣渭水先生說要採取「原因療法，即根本治療法」，針對「世界文化低能兒」的現況及其原因即「智識的營養不良」，極力改善學校和社會教育。可惜97年後，現今台灣經濟政治問題的主要現象和原因，仍然是知識能力的不足，企業沒有足夠能力創新發展新產業，政治人物和媒體也沒有足夠的知識討論和規劃適當的政策。蔣渭水先生地下有知，也會長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