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在两岸的命运很不同：台湾曾捧胡适、贬鲁迅，甚至查禁鲁迅的书（蒋时代）；中国曾捧鲁迅、骂胡适，批判文字之多创历史纪录（毛时代）。
毛蒋去世后，两岸对胡适、鲁迅的评价发生变化：台湾不再禁鲁迅的书，但由于以往官方洗脑宣传等原因，很多文化人没有读过鲁迅，也缺乏读鲁迅的兴趣。但在中国则有明显变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胡适被广泛赞美，同时不少人开始贬鲁迅、甚至批鲁迅。
鲁迅之所以遭误解和非议，主要因他曾被毛泽东歌颂并推崇。毛要利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来推翻一切传统价值，然后在价值观的空白纸上涂抹他的共产篇章。鲁迅对传统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剥夺和压抑，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毫无疑问，毛批传统的方向和结果，是建立了斯大林式的彻底灭了个人的共产集权统治。这和鲁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说，毛对鲁迅，只是拿来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鲁迅的追求。
胡适的遭遇也一样。他去世时，蒋介石送挽联称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貌似对胡适推崇备至。但这也是表相。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也不过是要利用胡适而已：一是因胡适在知识界的地位而拉拢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适争取美国援助。但蒋跟毛清楚鲁迅一样，深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终究是要威胁他的集权统治的。所以胡适「走了」，蒋如释重负，在日记道出真实想法：「我终于去掉了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
所以，我们今天评价鲁迅和胡适，不应受中国两大独裁者对他俩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们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们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们的真实。
鲁迅靠作品本身 胡适曾引导风潮
公平地说，鲁迅和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的「双子塔」。他俩外在表现的不同，首先是由于他们天生的性格、才华的不同，导致的写作、为人处事风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们后天的经历不同，导致思想认知上的差别。事实上，无论鲁迅认为胡适多有道理，他也不会成为胡适；反之，无论胡适多么欣赏鲁迅的傲骨、气势和风格，他也做不成鲁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鲁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应该成为一个深陷革命和组织的活动家，但他却不善应酬、也惰于书信，只有很少几个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条孤独的作家路，始终靠文字影响着无数人，一直到今天。
而以胡适温文尔雅的性格，他更像个应该终日待在书房的学究，但他却更善交往、喜高朋满座：一路都是领导风潮的「弄潮儿」，甚至直接参政。在台湾担任中研院长期间，也是宾客盈门，不亦乐乎（当然，那大概只是表相，他由于坚持西化而导致的孤寂是明摆着的）。
这两人最大的不同其实是：鲁迅的影响力在于作品本身，而胡适的影响力更多在于曾经引导风潮。鲁迅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团伙，更没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后几十年的事），连个教育部小职员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个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坛最高大的个人主义者。
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还没拿到，就被陈独秀请回国当了北大教授，不仅后来有一个拥他的文化界，还有一个挺他的政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最大变革的民国时代，胡适那个位置本身就给他带来几乎无人可取代的影响力。但仔细阅读过鲁迅和胡适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鲁迅的写作才华远超过胡适；胡适主要是以其为人处世的君子风范，尤其是革命大潮来临之际的清醒认知，成为后人难得的表率。
简单概括一句：这是各有千秋的一对儿：胡适更懂处世，鲁迅更会作文；胡适更易在群体中得到认可，鲁迅更是个体欣赏者心中的英雄。
本质上是思想「孪生兄弟」
在中国那种文化传统、人文环境中，能出一个鲁迅，一个胡适，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点之后，我更要强调的是，他俩的性格和外在表现的确有很大不同，但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化历史上，鲁迅和胡适是骨子里最相似的一对孪生兄弟。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鲁迅明说中国文化吃人；胡适力推「全盘西化」，直到死前最后一次演讲。
当然，回头来看，鲁迅有其偏激之处；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则是对西方缺乏了解的口号，因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体主义观念、有追求个体主义价值等几种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往哪个方向「化」呢？
但是，对鲁迅和胡适当年如此激进的观点，不应咬文嚼字地去理解为他俩都要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而应去体会他们对中国现状的极度不满，那种痛感中国需要彻底变革的迫切心态，那种需要推倒这堵窒息生命的中国城墙才能让人透口新鲜空气的激愤。
这里明摆着，那个最呼应鲁迅要冲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盘西化」的胡适，还有谁呢？他俩谁都没明白（当然，这里胡适比鲁迅清楚），骨子里，他俩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对双子塔：一个欲打破黑暗，一个欲引进光明。
第二，对个人主义的追求是胡适到死的呼唤，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义」。鲁迅则以身实践，做了中国的易卜生。
第三，鲁迅有话直说——尖刻、犀利，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绝不留情。胡适表面上谦恭温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养，但骨子里却有和鲁迅类似的激烈、激进（全盘西化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例），有点像罗曼•罗兰和乔伊斯那类人。斯文儒雅的罗曼•罗兰的激情通过《约翰•克里斯托弗》展露无疑；《尤利西斯》作者乔伊斯沉静不苟言笑，却热烈崇拜激愤的易卜生，以至亲自跑到挪威登门拜访。胡适如有机会，我看他也会跑去。
坚持原则信念的可贵
我对胡适的敬佩之处，绝不是他的被许多人拿来贬损鲁迅的所谓「宽容」，而恰恰是他的坚持——他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的坚持。他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文化阵营就是反对的，蒋介石尤其反对；他不仅没有跟蒋妥协，甚至当面直接顶撞。事实上，我就没看见胡适宽容他认为错的东西，他顶多就是沉默。在重大问题上，他不仅不宽容，而且是绝对不妥协。
毫无疑问，无论是妥协「人情世故」，还是妥协「原则理念」，都远比「坚持」容易。在这两点上的坚持之所以难，因为它不仅需要智慧、勇气，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来，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协者永远占大多数。鲁迅和胡适，从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坚持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东西」本身的价值另当别论，「坚持」和「人格的统一」则是他们自身的、非常值得后人推崇的价值。
第四，无论是鲁迅的激情，还是胡适的冷静，无论是鲁迅的悲观（尽管他否认自己是悲观的，也否定悲观情绪），还是胡适的乐观，他俩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阴暗、不狡诈，不圆滑，都没有一丝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态，都不会把个人功利放在高于原则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功立业，而不是追逐虚荣（这是和当今相当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点）；而且，他俩都特别把自己当人，当正经人，当重要的人，尤其是，当有尊严的人。他俩都清楚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但却绝无丝毫轻狂的海口，就因为他们懂得：甚么叫尊严。
这些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做人是否真诚地道，比观点是否正确更重要。思想观点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中成长。跟严肃认真的政敌，你可以论理、论战；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观点一致的），你束手无策，因为「我赢、我赚」是这类人唯一的准则。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无法改变的。痞性，就是可以没有底线、没有准则，没有是非，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把擅长阴谋诡计当高智商，可视弥天大谎为小事一桩。
鲁迅和胡适，尽管风格迥异，却都是和那类痞子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他们两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统一的典范，是高扬「人」的精神的双子塔。
（作者注：本文是两万字长文《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的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