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新極權」時代

來自北京的嚴先生，今年三十多歲，中等身材，看起來十分斯文；在韓國首爾做生意。今年春天到韓國參訪，在異鄉遇見說同樣語言的台灣人倍感親切，很快便聊起北京和台灣的話題。但，一談到中國政府，原本談笑風生的他，笑容瞬間凝固，臉上流露出驚訝慌張的表情，連一句話都不想多說：「要上班了，先走了啊！」

來自上海，以交換學生身分來到台灣清華大學的小武，有次和台灣大學的同學們開心地談天說地。但一提到政府的話題，小武先是坐立不安，之後忽然態度強硬地對台灣同學們下逐客令：「不要再打擾我們了！」

令人聞風色變的中國政府，真的改變了嗎？

觀察1

中共的極權統治歷史性格

說到極權統治，目前旅居英國倫敦的中國著名女作家張戎，在其小說《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的描述，堪稱經典。張戎身為中國共產黨老幹部的女兒，從孩提到少年時期過得無憂無慮。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其父因寫信給毛澤東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還因為各種迫害與批鬥導致精神失常。而在文革時，一人成了反革命，親友都必須與他「劃清界線」，否則就會一齊遭到迫害。當時很多人因此選擇放棄至親。

張戎寫道：「父母當了『階級敵人』，兒女被要求劃清界線，有不少人確實這樣做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寫了大字報揭發她父親。我認識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與父親脫離關係；有人從來不去看望被關的雙親；還有人甚至在大會上批鬥自己的父母。」

張戎面臨整個家庭被打為反革命，一時心有所感作了首詩，正逢造反派前來抄家，她趕忙將自己反鎖，將詩毀得連個小紙片都不剩。張戎描述當時內心的恐懼：「我卻一下緊張起來，他們發現我的詩怎麼辦？記得我父親開始被批鬥時，叫我母親把他的詩都燒掉。他很清楚，任何作品都可能被斷章取義地歪曲，藉以陷害作者。」

在這種環境下，張戎認為當時的環境「把許多人變成了魔鬼」，她還對人做了分類：還有人性的人、沒有人性的人。她對偶像毛澤東的信仰也產生了懷疑：「如果這是天堂，地獄又是甚麼樣子呢？」

已逝的德國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是研究極權主義的著名學者，她所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是學界必讀的經典。綜合鄂蘭以及相關學者所言，「極權統治」，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實行高壓恐怖統治的政府型態。在政府這個「老大哥」的嚴格管制之下，人們非但沒有人身自由，思想、言論自由也付之闕如，過著連思考都被規定的生活。另一方面，恐怖統治還切斷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情感聯結，如文革期間至親好友的關係都可能因為「反革命」而斷裂，使人們感到十分孤獨與絕望。這時，極權統治的領導人被塑造為「救世主」，所有人因此共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希望生活在「共產主義人間天堂」。

使中國元氣大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們開始反省極權統治，因此從1976年到1989年出現了一段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較為自由寬鬆的時期。在政治方面，鄧小平為了和毛派鬥爭，採取了寬鬆的統治政策，當時甚至論及關於政治民主化的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等議題，以及後來付諸實行的經濟、社會方面的改革開放政策。政、經、社鬆綁的情況下，當時中國人心思變，各類思想百花齊放，終於產生六四學生民主運動。

但六四槍響後，中共再度倒退回極權統治。但回到極端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是不可能的，經過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等多次政治運動，在中國，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已經很少了。那怎麼辦呢？中共於是採行在部分經濟與社會政策上持續開放、但在政治上嚴控的統治方式。

加州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教授徐賁（Ben Xu）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分成三個階段：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革是「極權主義時期」；文革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相對較寬鬆的「後極權主義時期」；而從六四到現在，政治嚴控、經濟開放的中國則是處於「新極權主義時期」。

觀察2

中國現在進入新極權時代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進入新極權主義時期。中共在政治上越來越「收」，僅容許政府體制的「微調」，不涉及根本的政治民主化。

198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二大」）即清楚表述：「我們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繼續改革和完善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十三大」更明確指出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在「轉變政府職能」，並特別強調「絕不能搞破壞國家法制和社會安定的『大民主』，也絕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制度。」從「十四大」到「十七大」也一再重申不會改動中國的根本政治體制。

相反地，在經濟方面，則是持續「放」，朝開放的政策方向前進。發展市場經濟，改變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近年來並積極改變「所有制」，使私營經濟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社會方面則因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而使得尋租（賄賂、疏通）情況嚴重，「權錢交易」盛行。

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員、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表示，中國的國有資產的改革是一場「賣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簡單說，就是球員兼裁判的財富重分配，一般民眾無法參與。因此貧富差距日漸擴大、貪污腐敗情況難以遏止，連帶地社會風氣日壞，在極權時代被嚴禁的「黃、賭、毒」橫行，這是社會「開放」的一方面。

可能有人會問，起碼現在經濟、社會是開放的啊！為甚麼中國還是「極權統治」呢？首先，不要忘了，在這樣的政府的統治下，仍舊沒有「民主」的可能性，而且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想賺錢？請便；想參政？除非有特殊背景，不然門都沒有；想批評人權等敏感話題？小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老大哥還在看著你哪！

具體來說，80年代的政治氣氛一度較寬鬆、學者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六四之後趨於沉寂。對「越界」的言論、作品或宗教信仰，中共開始「毫不手軟」，使用國家暴力等強制手段予以鎮壓。如高智晟、胡佳、艾未未等人被監禁、綁架，發表《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關押，天主教家庭教會、法輪功信仰被迫害等。對於「潛在威脅」，中共也十分謹慎。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教授趙文詞（Richard Madsen）的研究指出，在中國，符合公民社會組織定義，受法律保障、可自由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並不存在，雖然某些團體可能可以得到某些獨立空間，但這必須仰賴統治者的「善意」，且這個活動空間可能隨時被收回。如此，公民社會的發展受到嚴格限制，人民終究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

而這種極權統治「新」在哪裡？在歷史上所有的極權統治都有一個官方意識型態，所有人都必須遵守這些「官方教義」。然而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已失去信徒，遭逢數次政治運動狂熱的中國民眾，歷經從滿懷希望到失望的過程，對信仰、理念、價值觀等概念已經麻木了；加上文革破壞了中國傳統儒、釋、道的倫理與文化，「無神論」的現代中國人甚麼都不相信，笑貧不笑娼、向「錢」看齊的社會風氣鼎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繫十分脆弱，為錢反目的情事比比皆是，更遑論如果你是現代「階級敵人」──政治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天主教家庭教會成員，就更常常要面臨周遭環境的敵視。有位中國作家用一句話形容這種情況──「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於是多數人既沒有辦法參與公共事務與決策，生活上又缺乏道德倫理的約束，只好活成犬儒，或者變成漢娜鄂蘭所說的「動物人」，生活只為了溫飽與享樂。

據最新的蓋洛普健康調查，大多數中國人過得並不幸福。在中國感覺生活「蒸蒸日上」者只有12%，「勉強糊口」者占71%，「非常痛苦」者占17%。感到「非常痛苦」的比例甚至超過蘇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是的，現在的中國大陸同胞，真的活得水深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