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觀察

美国律师到底太多还是太少?

第97期
樊家忠

每一个涉及专业的职业,例如医师、律师、工程师等,似乎都会引起「数量管制」的争议;包括政府到底应不应该管制数量,或者如果要管制、甚么样的管制方式为最好等问题。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中,有一篇专文探讨美国的律师数量是否太多。文中主要引介一本两位经济学家最近出版的书,书中用专业的经济学来分析这些问题。

美国如何管制律师数量

这两位经济学家是文思顿(Clifford Winston)和克兰岱尔(Robert Crandall)。他们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门坎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透过以下三个途径刻意将美国律师的数量压低。第一,参加国家考试的资格,考生必须是法律学院毕业的学生,而且必须是ABA认证的学校。关于这一个要求是否合理,两位作者提到早期有许多好的律师并没有法律学院的学位。其中包括长期执业的林肯总统,以及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刑法辩护律师丹诺(Clearance Darrow)。

取得律师资格的第二项条件是必须通过国家考试。关于这一点,许多人认为这个考试是筛选好律师的必要手段。但作者提出了两个有趣的反例:一个是史丹佛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在2005年第一次参加考试时没有通过;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他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

第三项限制条件,应该也是美国最特殊的一项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够开设或者投资律师事务所,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两位作者认为,因为这三重管制,美国的律师数量被人为压低,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美国律师的收入因管制而提高。以2000年为例,美国律师的平均年收入是19万美元,这远高于邻边的加拿大(2002年只有6.4万美元)以及工资普遍较高的澳洲(9万美元)。读者应该很难想象,加拿大或澳洲的律师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会不及美国律师的一半。

作者用经济计量的方法推估,每年在美国的律师费总额接近1,700亿美元。其中的640亿(也就是38%)是因为管制律师数量所创造的额外津贴,而这些都是消费者必须负担的。除此之外,管制最少也造成了100亿元的经济净损失(deadweight loss)。

管制与质量

许多支持管制措施的人,尤其是现任的律师们,认为管制措施保证那些取得律师资格的人有好的法律素养与能力,进而保障了顾客找到好的律师,并得到有质量的服务内容。

两位作者并没有完全否认考试等措施的筛选效果,但他们质疑的是,每年超过百亿美元的净损失,还有数百亿美元的额外津贴,是消费者值得付出的代价吗?尤其,一般的市场机能就能够提供许多信息让客户来判定律师的好坏。尤其现在网络信息发达,客户可以轻易查到律师或其服务的事务所过去的上庭纪录。另外,大多数日常的法律服务,例如财务、保险以及一般性的咨询服务,根本不涉及太复杂的法律内容,所以也不需要法律学院的毕业生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来提供。

最有趣的是,两位作者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说明,取消管制并不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的航空业: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的长途航线被规定只能由大的航空业者提供,理由是担心小航空公司「质量不佳」;后来管制解除了,准许各家小的航空公司参与营运后,竞争的结果使得飞机票价大幅下降,顾客也大幅增加。航空公司继而增加招募人员,提高了就业。另一个例子是电信业:取消了管制之后,不但费率下降,而且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服务内容也愈来愈好;不但造福了广大的消费者,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管制与失业

两位作者在最近一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提到,严格的管制使得现任的法律系学生苦不堪言。许多就读名校法律系的学生花费了高额的学费后,往往背上了高额的债务;之后还得面临门坎很高的国家考试,难以取得执照以便执业。在美国失业压力特别沉重的现在,这样的担忧显得特别突出。

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是所有透过证照来进行管制行业的必然结果──管制保护了现有的证照所有者(incumbents),但却伤害了那些尚未取得证照的人。在经济景气时,那些考不上执照的法律系学生可能还比较有机会在其他的行业中找到工作,但现在美国景气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怪这些法律系学生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

不过,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反对解除管制。目前两位作者书中关于解除管制的各项主张,就受到「美国门坎协会」的严厉批评。

至少可以微调

两位作者主张,在美国的三层管制中,至少最后一项──不允许非律师开设或者投资法律公司,也不允许未取得执照律师执业──是可以取消的。这样做并不会导致太多反对者所担忧的「品管」问题出现。理由是,美国许多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保险公司等,都会希望自己动手处理简单的法律事务,或者可以请非律师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这些简单的商务手续,完全不需要律师来做,但现在却受限于法律必须付高薪请律师。

作者认为,解除这些管制会带来更多的创新,降低法律服务的价格,并创造就业机会。这些都在1970年代解除航空业的管制后发生过。至于高度专业的法律服务仍然会有市场,因为复杂的商业契约以及法律纠纷,会持续保持大量的专业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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