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對台灣和台灣人民造成長遠的傷痛。其實二二八事變並不只是一件事，而是一連串的很多事情，若要討論其間的原因，至少也要把事件分成「人民的不滿」以及「政府的鎮壓」兩部份或兩個二二八。很多人都只是在談前一部份的二二八，而真正對台灣和台灣人民造成嚴重傷害的卻是後一部份的二二八。前一部份的二二八雖有一部份是經濟因素所引起，但當時政府的貪污只是經濟問題的一小部份。而後一部份的二二八則根本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擁有武力的政府屠殺人民的問題。因此將二二八的責任歸因到當時政府的貪腐並不正確。
還原歷史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確實有嚴重的貪污腐敗問題，不只給人民很壞的印象，更是直接傷害到很多人民。然而當時人民在經濟上的痛苦並不止於此，經濟的痛苦也不是全由國民政府造成。當時人民在經濟上的第一個痛苦是失去日本市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台灣和日本本土之間經貿往來完全自由。若把台灣和日本本土看成兩個國家，當時兩地之間的經濟關係就相當於目前稱為共同市場的國際合作，商品的貿易及資金的流通沒有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台灣人可去日本工作或投資，日本人也可來台灣工作或投資。這自由經貿合作帶給台灣很大的利益，而戰爭結束後台灣和日本不再同屬一國，因此很多原來自由經貿往來的利益就此消失，國民所得及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因而下降。
貿易條件惡化
更詳細來講，台灣地處熱帶而日本地處溫帶，因此氣候的差異使兩地適合生產的農產品非常不同，也就是具有很不一樣的「國際比較利益」。這依國際貿易理論就會因各自分工專業生產有利的產品來交換而使雙方都得到大的利益。台灣的稻米、蔗糖、香蕉等熱帶農產和農產加工品可大量賣去日本，同時台灣人民也能用合理價格買到日本的工業產品及蘋果等溫帶農產品。因為沒有貿易障礙，當時台灣出口到日本之砂糖價格達到古巴輸美價格的三倍。台灣經濟發展中一時仍無法大量自己提供的資金和人才也可由日本引進。這種自由往來的利益，使台灣的所得快速成長，到1937年日本統治台灣四十二年時，台灣的每人平均所得已達到日本本土的四分之三，各種文化、藝術、宗教、乃至政治活動也因而蓬勃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產品不再那麼容易賣去日本，台灣的貿易條件惡化，所以實質所得下降。
貿易機會的惡化之外，台灣在戰時也受到美軍的轟炸而有甚多的人員傷亡及生產設施的破壞。戰爭也使經濟和產業發展偏離正常。日本技術人員撤離台灣當然也會降低產業的生產效率。而當時日資企業全被國民政府沒收做國營事或黨營事業，且其中日本人留下的職位多由中國大陸來台人士充任，包括不少沒有能力而靠政治關係取得職位的人，甚至冗員，因此整體的效率也下降。政府的貪污和無能只是和這些因素一起使經濟惡化的原因之一而已。
制度性歧視
而人民不僅會因經濟不好及貪污而憤怒，當時人民更因一些政府制度性虧待台灣人民的措施而不滿。政府和公營事業中，日本人留下的高階職位多由中國大陸來台人士出任，其中不少是外行領導內行。台灣人才不僅被忽視，日據時代的年資也不被承認，而中國大陸來台人士來台之前的年資卻被認定，甚至因而很快就可退休領退休金。
當時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政府高估中國法幣對台幣的匯率，因此任何人拿法幣換成台幣在台灣所能買的東西即比那些法幣在中國能買的東西多很多甚至幾倍。這不僅是讓中國大陸來台的人得到特權，法幣的大量流入及物資的大量流出，也使台灣同樣陷入物資缺乏及超級通貨膨脹。最後到1949年改制新台幣時，每四萬元台幣才能換一元新台幣，台灣人民幾十年儲蓄的現金和存款等於是全數充公。討論戰後台灣人民所受的經濟傷害，不能避開這些制度性的歧視不談，而只談當時政府和官員的貪污。
至於二二八的後半部，也就是那年三月初之後，當時的政府在台灣展開的屠殺，和經濟問題及官員的貪污並沒有關係。當時並不是貪污不到錢的官員憤而殺人，也不是被抓去的人沒錢買命而被殺。當時被殺的人有的是在街頭或車站被任意射殺，有的是被檢舉而被捕，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和社會領導人物也無緣無故被殺。把後一部份二二八也說成是當年政府貪腐所造成，就像說中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屠殺是物價上漲所造成一樣荒謬與不符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