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政局明顯左轉，以恢復毛澤東時代作為時尚的時候，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記述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紀實文學作品。《中國青年報》以「人民會用腳投票」為題推介該書，雖然取態溫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會用腳投票！
香港《蘋果日報》也轉載介紹，並用電話訪問在深圳的作者陳秉安。本書第一版2萬冊已經賣斷市。筆者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從介紹文章來看，對人心的震撼不能低估。
一顆子彈父親倒下 催生《大逃港》
作者透露，他想寫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報》任記者時，一次去羅湖（位於香港及深圳的交界）採訪某港資大酒店開業，「當時，香港過來的酒店總經理在慶典上演講，剛講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來，台下愕然，不知發生甚麼事。」
那位港人總經理哽咽著說：「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我父親背著我偷渡，快到河邊時，一顆子彈射來，我父親……倒了下來。」總經理擦去眼淚後說，正因為此，他把酒店開在這個地方，為紀念死去的父親。陳秉安稱，那次採訪令他知道當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寫逃港事件的衝動。
但是如果從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觀點來看，這位香港總經理簡直就是「還鄉團」來「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徑從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沒有勇氣以偷渡方式來香港。但是即使在上海，從其他華僑朋友那裡，也聽到不少偷渡的情況（國內的朋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說），尤其是文革武鬥屍體與偷渡屍體飄向香港的慘狀，更是香港人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原因之一。
陳獨秀女兒陳子美 為了偷渡準備十幾年
1997年我移民美國後，曾經訪問中共創黨總書記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她也是1970年代從廣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準備了十幾年，從訓練孩子游泳開始，最後由他的兒子與兒子的朋友，捆著汽油桶護著她游到香港的。到香港後幾年，又以旅遊身分到了美國，非法逾期居留，最後取得合法身分。
作者寫這本書時，得以參閱一些檔案，使內容更加翔實。據記載，深圳歷史上共有4次大規模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全國12省市縣。看看這些年份，都與共產黨發生的大事件有關。
1960年代前，邊防軍可隨時開槍射偷渡者，不少偷渡客被打死在海灘、河灘或山頭。當時深圳催生一個新職業──「拉屍」，鼎盛時有二百多個拉屍佬。而最近我則在電視上看到中國某地因為貧窮而跳河自殺的人增多，漁民改打漁為撈屍，撈一個3,000人民幣。可見中國崛起後，窮人的遭遇並沒有出現大變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時就已經聽到，由於逃亡人數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命」來論罪，監獄容不下那樣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後，從廣東逃到香港被抓回來的，一律以「經濟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關一陣教育教育就放人，當然一樣受到虐待與羞辱；但是從廈門逃到金門的，則是「叛國投敵」，以「敵我矛盾」方式嚴懲。看來國民黨反動派比英國殖民主義者還要可惡。
「改革開放」 文人用筆寫 農民用血寫
作者說：「我永遠記著採訪過的一位寶安農民的話，他說：『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卻是用血寫的！』」的確，不少人把改革開放的功勞歸於鄧小平，這是共產黨所批判「英雄造時勢」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實際是民眾用腳投票逼共產黨改革，鄧小平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統治，為了要外來資金才改革開放，那是形勢逼人啊。
到現在，共產黨還不肯放權，改革開放的果實落在共產黨特權集團手裡，也可見他們的改革開放只是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國自命已經崛起，為何用腳投票之風未減？不但歐美富裕國家，連非洲貧窮之地，與伊拉克、阿富汗的「危邦」，都有中國偷渡者的足跡，可見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後，更多瞭解到偷渡的情況，也接觸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英政府對偷渡政策由鬆轉緊，更不乏「陰謀論」之說。初期完全接收。中期港府的「抵壘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夠混入市區自首，就准其居留；在新界就被截獲的，遣送回中國；因而能夠進入市區的，多為有過人本領，或有內應；偷渡本身已要有膽識，能夠抵壘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謂「偷渡菁英」了，這樣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質與競爭力。
另一種「陰謀論」則說，1960年代後，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偷渡正好為香港提供廉價勞動力，1970年代中期以後，對勞動力沒有那樣渴求，所以政策越來越緊，最終全部遣返。
由於偷渡者經歷過鬼門關的考驗，甚麼苦都能吃，也有冒險精神，所以在香港，無論白道，還是黃道、黑道，都不乏他們中的成功人士。書中提到了金利來老闆曾憲梓、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即使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不少也趁改革開放之風，拿著小本錢回到家鄉投資，成為成功企業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觀察他們待人處事的現實態度，我相信他們的人生觀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慶幸我的華僑身分，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著港澳通行證合法到達香港。但是我在廈門親眼看到文革武鬥死難紅衛兵的墓群，聽到偷渡者被邊防軍打死、被鯊魚咬死，或偷渡過程中因為過度疲勞而累死或被抓回的悲慘遭遇，同為中國人，我為我的「好運」感到愧疚。
我奮筆疾書 乃為死者討公道
對生者來說，對有幸來到自由世界的我來說，難道不應該為不能開口說話的死者或留在中國的同胞討取公道嗎？這也是我到達香港後，一直奮筆疾書從事寫作的原因之一。為了死者，也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樣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國共產黨的大囚籠裡。
因此，當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香港新華社宣傳部劉再明奉副社長張浚生之命請我吃飯，並瞭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實因而寫反共文章時，我對他說，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實與我已經沒有關係；與其他不幸者相比，我可以說沒有怎麼受到迫害（其實就是還沒有把我列為牛鬼蛇神進行批鬥，抄家、「幫助」都經歷過了）。
然而1991年我為華東水災的災民說話時，香港新華社組織點名圍攻我時，竟說：「清楚其底細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國政府過往待他並不薄。正是因為中共及中國政府的關照，他得以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爾後又有一份不錯的職業。他自己也公開承認過，即使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過迫害。林氏來港後卻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盡情反共反華。」
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華」，否則就不可以。那麼已經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華」，難道不許我們還活著的人代他們「反共反華」嗎？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共產黨稍微忌憚一點，否則他們對異議人士殺光就是。這也是我至今還反共的原因，至於「華」，那是他們拿來掩護共產黨的滔天罪行。
新華社那篇批判文章發表後，在校友會的活動中見到已經榮升為《文匯報》總編輯的劉再明，他趕快向我解釋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我知道那不是他寫的，因為同一天的《文匯報》，有他署名表揚李嘉誠的文章，他沒有本事一天寫兩篇兩個正反對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經把與我談話的內容放進我的檔案裡了。
我與黎智英、劉夢熊相識，黎智英「壹傳媒」的政治立場人們都知道，他對共產黨有相當的瞭解。劉夢熊最近為趙連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國的司法黑暗，我在《爭鳴》雜誌裡稱讚他還有良心。雖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希望他還沒有忘本，堅持良心的底線。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則是很早期偷渡來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幟鮮明。
我最蔑視的是曾憲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來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歡共產黨而離開中國到了香港，但是後來居然帶頭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從中國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領帶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騙子，因此仇恨港英而淪為「愛國人士」中最惡形惡狀的「左王」，最近更針對劉曉波頒獎典禮發表宏論，指責出席典禮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是「叛國者」，責問挪威政府為何不向自己國家的牢犯頒發和平獎。對這樣一個據稱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卻不知道挪威並沒有政治犯的白痴來說，多說也沒有甚麼意思，只能說：「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瘋狂。」夢熊老兄看到他這位同道，不知會做何感想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