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美國前NSA（國家安全局）雇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再度踏上他的追尋自由之路。自21日美國以未授權傳播國防資訊、蓄意傳播機密情報資訊的間諜罪以及盜竊政府資產罪等三項罪名起訴史諾登，並要求香港引渡之後，香港立即採取行動，於23日將其送上飛往俄羅斯的班機，擬再經古巴飛往委內瑞拉，最後進入厄瓜多這個唯一願意接受其避難申請的國度。詭異的是，6月24日，史諾登沒搭乘原定班機飛往古巴，其命運又添變數。
剖析這位不信任美國政府，卻對中國政府懷有幻想、相信香港法治、信仰佛教的反叛青年這一「追尋自由之路」，很有意思。
遙遠的中國：史諾登並不真瞭解你
史諾登宣稱「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不信任美國政治制度」的話，在美國青年當中很常見。但史諾登的特殊是他對中國這一惡名昭著的獨裁專制國家情有獨鍾。他曾表示，自己之所以選擇到香港洩密並接受採訪，是因為香港有保護言論自由和異議者人權的承諾，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國政府勢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從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尋求庇護的傾向」，他同時表示「自己這樣做也是出於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信任」。
這話並非他即興說出，而是經過好幾年深思熟慮。《紐約時報》（6月18日）曾發表一篇〈美國國安局洩密者：曾經年少輕狂，胸懷大志〉，文章披露，「20歲時，史諾登在網上寫道，『偉大的人不需要用大學來讓自己更可信：他們會得到所需要的，默默地成功，名垂青史。』藏身於香港的史諾登學過普通話，對武術非常感興趣，稱佛教是他的宗教信仰。他還曾若有所思地說，『從職業上來說，中國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中國的政治制度與人權狀況之惡劣為國際社會公認，幾大國際人權組織每年均將中國列為「新聞自由之敵」、「互聯網之敵」，對中國政府迫害異議人士與家庭教會成員提出諸多批評，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更是受到強烈的人道譴責。這些消息在英文世界裡俯拾皆是，每天在互聯網上遨遊的史諾登居然相信中國的新聞自由與人權狀態優於美國，只能說他對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均有與眾不同的理解。
宣稱「已經對普通話和中國文化有了基本瞭解」的史諾登，為了追求人權與自由，選擇在香港落腳，自6月9日露面後，他不僅成為世界矚目的新聞焦點，也喪失了對自己人生的抉擇權。他反覆宣稱，「我想讓香港的法庭和人民決定我的命運。」可悲的是，香港甚至沒有給他法庭抗辯的機會（那樣據說至少可以拖上五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史諾登事件的評論員文章：「中國不願摻和別家爛事」，同時發表消息說史諾登已向冰島發出非正式政治避難申請，我就知道史諾登將被中國禮送出境是遲早的事情。果然，美國聯邦檢察官於6月22日以間諜罪等三項控罪起訴史諾登，並請求香港以臨時拘捕令來扣押史諾登，23日史諾登立刻被送上飛機。
北京利用完史諾登之後，立刻將這一燙手山芋甩了出去，完全沒搭理史諾登表達的高度信任，對史諾登帶去的四台電腦包含的機密文件的唯一報答是對美國的引渡要求視而不見。
史諾登給美國帶來了甚麼？
史諾登確實給美國帶來很大的傷害，美國的反恐監控系統祕密外洩，有極大的安全隱患。
上述除外，在史諾登的指控當中，最具震憾性的主要是兩點：一、「美國政府利用他們正在祕密建造的這一龐大的監視機器，摧毀隱私、互聯網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二、美國對中國發動了網路攻擊，竊取了他國情報。
「大規模祕密監控」這一指控，在史諾登事件發生之初，引發了美國民眾對政府強烈的道德譴責。《華盛頓郵報》6月11日一篇報導引用參與美國政府大規模監控項目曝光行動的獨立製片人勞拉•普瓦特拉絲（Laura Poitras）的話說：「我們有祕密的法庭對祕密的法律進行祕密的解釋，這不行。這成了甚麼民主？」她認為，這些祕密規定使選民被蒙上了眼睛，成了法律法規的囊中物而不是主人，使有關政府機構和官員進入可以為所欲為、不必擔心問責和追究的境界，使憲政民主成為有名無實的東西。
好在網路時代人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針對《華盛頓郵報》最初幾篇報導，Richard Burger寫了〈史諾登、國安局、英雄主義和中國〉，指出「國安局在記錄我們的網站和電郵」，「翻查積累下來的大量數據」，但這是美國人同意的《愛國者法案》（US Patriot Act）授權的，史諾登所揭露的並非違法活動，而是不符合他本人觀念的事。
我上網搜查，發現所謂「祕密監控」之說不是事實。911事件發生後，布希總統於2001年10月26日簽署了《愛國者法案》，授權情報機構：為了保護美國人的安全，可以不經法庭批准就進行監控。在歐巴馬政府時期，這個法案重新評估。
根據2008年美國的《外國情報監視補充法案》的要求，2009年7月10日，美國司法部、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國家情報委員會的總檢察官們聯合簽署了一份《關於總統的監視方案》（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簡稱PSP）的公開報告，報告編號2009-0013-AS，對公眾發布。這個報告向美國公民說明，911恐怖襲擊以後，在美國總統指導下，國家安全局擴大了它的訊息蒐集能力，以便發現和防止在美國境內發生的恐怖襲擊；據此授權，國家安全局開展了新的情報活動，包括蒐集發往或發自美國的通訊活動的內容（通訊的其中一方是基地組織及其附屬成員）。這個報告介紹了PSP方案在反恐怖活動當中的作用，描述了對此計畫的不同看法，並再次完成了對PSP方案的合法性評估。
最初的激動過後，美國人終於想到：監控並非祕密，也非關政府道德，應該追問的其實是美國國安局的監控是否違反了相關法規。當發現這種出於反恐需要的監控既未違憲，也未違法，於是美國人開始討論個人自由、公民隱私與國家安全三者之間如何才算平衡，「愛國」與「賣國」應該如何界定等問題。
也因此，美國政界並未發生外界預期的分裂，府院均對史諾登的叛賣嚴辭斥責。
史諾登事件給世界帶來的衝擊
中國政府在史諾登事件中獲利最大：
一、北京借史諾登的指控在有關網路攻擊的輿論戰中反敗為勝。自2010年以來，中國駭客襲擊歐美各國。以美國為例，政府機構及五角大樓均受襲擊，最大的損失是駭客盜取了美、英、義大利等9國耗資3,000億美元研發的F-35隱形戰機計畫。今年2月19日，美國電腦網路安全公司Mandiant發布一份報告，詳細分析了中國軍隊駭客對美國的攻擊，這一輪受到攻擊的美國公司主要集中在訊息技術、航空航天、公共部門、衛星和通訊、科研、能源、交通等部門。這輪網路攻擊的目的是盜取網路訊息。
但就在美國持續給北京施加壓力，希望能夠制定關於網路戰的底線與規則之時，史諾登幫了中國政府一個大忙。6月9日習歐峰會結束幾小時後，早已藏身香港的史諾登適時現身，指控美國曾攻擊世界各國61,000多次，讓美國喪失道德高地。北京借史諾登的指控反敗為勝，「證明」了中國才是美國網路攻擊的受害者。
二、北京政府借史諾登向世界證明，美國是網路監控的老大哥，你們別光盯著我看。這一招至少在中國國內非常有效，在中國國內互聯網上，許多網民群情洶洶痛斥「美國宣揚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都是虛偽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史諾登事件還讓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與維權人士發生嚴重分歧，後者視史諾登為英雄，完全無視史諾登行為對美國安全與反恐造成的巨大傷害。這些人過去多年來每遭遇迫害，就指望美國出面營救，但此時此刻在他們眼裡，曾經高歌的美國民主制度與法律體系已經破產，如同北京的政治體制一樣可惡。
美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歷山大將軍說：「史諾登所披露的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盟友已經造成了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這些損失包括反恐合作的難度增加，以及互信受損。
除此之外，史諾登事件還將世界三大洲數個國家攪進來，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及厄瓜多等國，現在全得為是否庇護史諾登做出抉擇。
史諾登選擇的通往自由之路
史諾登事件最為詭異的表現是：史諾登聲稱自己「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但願意為他提供保護的卻都是人權紀錄不良的國家。在我寫完此稿之時，史諾登的行蹤成謎，他的下一個生命驛站在哪裡，他自己已經無法把握。
史諾登的命運也許在他高中時代就已經決定。他厭惡任何規則束縛，經常逃學，因此未能高中畢業。這樣的青年很多，他們絕大多數只能躋身於藍領階層。史諾登的不幸來源於他的幸運，美國情報機構因其電腦才能而僱用了他。各國情報機構是一個保密規則極多的部門，以前招聘人才時要求嚴格，比如英國的軍情六處，在網路時代以前號稱「劍橋男孩俱樂部」。這類需要智商更需要紀律的部門，本來就不是史諾登這類「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待的地方，因為所謂「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實質上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種人將一切政府的存在視為惡，也就順理成章地將美國政府為保護公共安全的監控看作大惡。史諾登還因國際政治常識的缺乏，對他根本不瞭解的中國產生良好幻覺。
儘管幕後原因待查，但以上種種因素已經構成了其性格中的反叛因素，導致他為21世紀的世界上演了一齣「通向自由之路」的鬧劇：他把美國因公共安全需要的情報收集行為比作歐威爾（Orwell）小說中的「老大哥」，但卻投向了真正的「老大哥」中國的懷抱，希望在不自由的國度裡得到自由、希望在扼殺人權的國度獲得人權。香港（北京）與他共同制訂的逃亡之路更是滑稽：從北京控制下的香港，經由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再進入厄瓜多，這些國家無論是人權還是自由，都排在世界序位的後排。
由於見識、知識與性格等各種原因，史諾登選擇的「追尋自由之路」，將自己送上了「淪為工具之路」，雖然如願「名垂青史」，但其最後的結局卻不妙。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希望他快點離開俄羅斯，厄瓜多宣布需要花幾個月考慮他的避難申請，他回美國受審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史諾登的「追尋自由之路」，其實就是一位政治上的無知青年在世界網路冷戰時期的一個故事，它導致了美國情報部門有史以來最荒謬的一次失敗，也讓人感到網路時代的國家安全有如一張薄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