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是许多台湾父母的座右铭。姑且不论父母提早让幼龄孩童开始学习各项技能或者语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近年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台湾父母念兹在兹的「起跑点」不但比学龄要早、比幼龄要早，甚至比出生日期还要早。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早在胎儿时期，孩子所受到的环境中的负面影响不但会在孩子幼龄时呈现，而且会一直延续到孩子长大成人。不但如此，该负面影响的时间长度甚至会延续到孩子的下一代。
如何估计是高难度的挑战
环境污染和疾病，是孩子在胎儿时期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的两个主要的环境因素。不过，要用实证数据去估计这两个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却是高难度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容易受到环境污染或者罹患疾病的孕妇，往往是所得与教育水平偏低的一群。
当我们观察到在胎儿时期受到污染或者疾病侵袭的胎儿，在出生后健康较差或者长大后教育程度较低，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较差的结果也可能是父母较低的所得、教育或者其它因素造成的。
因此，想要研究胎儿时期环境因素的影响，必须利用一些特殊的机会，经济学家将这些机会称做「自然实验」。
空气污染是隐形杀手
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Chay与Greenstone，就利用了一个这样的自然实验来估计污染的影响。这个实验是美国政府的《空气清净法案》（Clean Air Act），该法案很有效地降低了空气污染的程度。由于该法案在1970年代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区实施，使得研究者们可以透过比较「已实施地区」跟「未实施地区」的孕妇，来估计污染对于胎儿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空气悬浮微粒」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微粒在空气中的浓度不但会增加低体重新生儿出现的机率，也会使得新生儿死亡的机率上升。
另外三位经济学家Currie，Neidell与Schmieder则估计了一氧化碳的影响。他们发现不同地区的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差异非常显著：一个孕妇如果在怀孕初期从一氧化碳低浓度地区搬到高浓度地区，其对胎儿所暴露的污染程度，比妈妈在怀孕期间每天抽十根烟还要严重！
他们的估计结果发现，一氧化碳会增加新生儿的死亡率，而且这个风险比在怀孕期间妈妈抽烟的新生儿更高。
Currie与Walker则利用了「拆除高速公路收费站」这个自然实验来估计空污的影响。两位经济学家发现，传统的收费站由于需要所有的汽车停下来缴费，在缴费后大量汽车加速时会制造出高浓度的废气，并恶化附近地区的空气污染。但电子收费的作法近年来日渐普及，传统的收费站逐渐被拆除，使得附近的空污程度大幅降低。两位学者比较了收费站附近地区新生儿在拆除前后的健康状况，发现低出生体重的新生儿比例在拆除后显著地降低。
除了空污之外，有毒的化学物质也会对胎儿造成负面影响。在台湾曾经造成严重污染事件的「镉」，以及常见的环境污染物「甲苯」，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Currie与Schmeider两位学者就发现，在怀孕期间对于这两项毒物的暴露，会提高新生儿出现低出生体重的机率。
流感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学家Almond则将注意力放在疾病对于胎儿的影响上。他利用1918年在全球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作为自然实验来进行估计。他的估计结果非常惊人：那些在怀孕期间刚好遇到西班牙流感高峰期的美国胎儿们，跟那些运气好、在怀孕期间刚好错开流感侵袭时间的胎儿们比较起来，他们将来的教育程度较低、所得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身障的比例较高、需要依靠社福津贴生活的比例较高。
这样的发现毋宁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我们普通的认知中，不会认为孕妇在怀孕期间得到流行性感冒竟然会对胎儿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Almond的研究发表后，陆续有其它研究者利用其它国家的数据，也针对1918大流感的影响进行估计，其中包括台湾的个案研究。
台大经济系的林明仁教授与美国德州大学的Elaine Liu教授，利用日本时代的统计资料估计了1918流感在台湾的大流行对于台湾胎儿的长期影响。两位学者的估计结果显示，怀孕期间受到流感侵袭的胎儿，长大后的教育水平较低，而且其影响的负面程度比美国的情况还要严重。同时，流感也使得胎儿在青少年时期的身高较低，而且成人之后得到糖尿病、呼吸器官疾病以及肾病的机率较高。
对政策的启示
上述各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胎儿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终生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经济学家Currie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进一步发现，所得较低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暴露在污染物与毒物的机会较高。其结果是来自弱势家庭的小孩，自胎儿期间就得到不平等的待遇，并对其一生的教育及健康都有负面的长期影响。
这样的发现对于政策决策者的启示是，政府若能透过各种政策降低空气及其它污染，对于弱势者的帮助会较大。长期而言，也会有缩短社会不均度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