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质薪资倒退回十六年前的水平，很多人都在检讨低薪的原因。最近有些人士认为服务业占了全国六成就业，而其中很多产业的薪资水平甚低，是把我国薪资水平拉低的原因。而在认定这原因之后，有些人士就提出了各种提高服务业薪资的对策，包括发展金融等较高薪之服务业，以及提高服务业的技术和扩大其市场和规模。这些对策的对错先姑且不论，各种产业提升的对策只要成本不高且做得到当然都可以努力。但低薪现象恐怕不能单责怪服务业，也许我们更该感谢服务业没让我们的薪水更低或失业率更高。
服务业是台湾薪资低的罪魁祸首？
经济学家和其它关心经济问题的人不要忘记，各种薪资和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而各个市场之间又有多层替代与互补的关联，人力也可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因此服务业市场的薪资较低，也可能是很多其它产业的因素所造成，不能只看到服务业中某些产业的低薪，就说是因为服务业不行，甚至把整体低薪的责任都怪给它们。
若以不管市场和经济学理的方式，只看简单的算术，则薪资较低那些产业似乎就是社会平均薪资低的罪魁，服务业就业增加而薪资较低当然会使整体平均薪资下降。但事实上，在服务业工作的人并非天生一定要在服务业工作，也并非服务业强迫劳工由高薪产业转到这低薪产业，而是许多人不能或不愿在高薪产业工作才到这低薪产业来工作。这恐怕就不能责怪这低薪产业，要不是它们能吸收这些劳工，全社会有工作者的平均薪资即使可能较高，失业率却也会更高，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则可能更低。把可能是吸收低薪劳工而给他们工作机会的服务业当成低薪的罪魁祸首，想法恐怕有点太简化。
这种因为服务业薪资较低，就把全社会平均薪资低的责任推给服务业的想法，就像看到台大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就认为台大医院是台湾病人太多的罪魁一样不恰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有个比喻叫亚利桑纳效果。他说美国亚利桑纳州因为气候适合肺病病人调养，因此很多病人就到那里养病，最后也死在那里。结果亚利桑纳州死于肺病的比例竟高于其它地方，用简单的头脑看来好像亚利桑那对病人最不利。
由于有些服务业不须特别的技术，又因为是内需非贸易财产业而较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因此有些不能或不愿意在其它产业面对国际竞争的人会转到服务业，进而接受较低薪的工作。服务业就像亚利桑纳州那样收容并帮助了其它产业（地方）来的人，却被当成是害那些人得到低薪（病死），实在有点无辜。
台湾服务业薪资偏低原因何在？
台湾和很多国家在发展初期，农业仍是比重很高的产业，而在工商部门一时失去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常会回到农村，造成农村隐藏性失业及平均生产力低落的现象。但大家都要感谢农村这种吸收过剩劳工而降低失业和社会问题的功能，而不是怪农村生产力太低而拉低全国平均生产力。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服务业某种程度也有这种功能，有些人找不到理想工作就先在家人的小店中帮忙。
现代的服务业虽然不太会付出比边际生产价格更高的薪资来接济在其它产业失去工作的人，但这些人来找工作时，服务业还是愿付相当于其边际生产价值的薪资来雇用他们。而当来的人愈来愈多而超过生产力的提升时，边际生产价值的下降也会使服务业能付的薪资逐渐下降。服务业虽然仍然收纳来自其它产业的人力，但因付的薪资较低甚至降低，竟被怪罪为低薪的祸首，实在不公平。
我国在产业开始外移的初期，因为当时货币升值、泡沫经济以及经济政治的自由化等因素，服务业快速发展，因此不仅能吸收外移产业释出的人力，社会总人力供给甚至还不够而使薪资快速上涨。近年来产业能外移的虽已减少，但仍留下的产业及新产业的发展却也停滞，很多人力仍要靠服务业吸收。但早期使服务业快速成长的因素已然消退，所以服务业不再能吸收很多人力，更无力以高薪来争取更多人力。服务业的低薪主要是整个经济变化的后果，不是整个社会低薪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说服务业毫无责任，服务业若做得更好，当然也可以提供更多高薪的工作而提高全国的平均工资。但其它产业若能做得更好，也一样可以提供更多高薪工作。不去比较各产业做得更好或雇用更多人的可能性和难易，直接就认定责任在服务业，或主张服务业最该加强努力，并不是思虑周详的政策。如果孤注服务业中那些高薪的行业，而认为那就是我们该发展的方向，恐怕会犯更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在那些产业不一定有竞争力和市场，甚至不一定有足够的人才。若发展较高薪的产业就是提高平均薪资的对策，那我们是不是该多办一些大学和公营研究机构，甚至多设几个部长？
只有整个经济都提升而使社会总需求增加，才是提高薪资的根本对策。Thinkstock
提升服务业生产力是解决之道？
服务业中有些行业的薪资确实较低，但这些现象有不少是先天的因素所造成。有些服务业的工作较容易学会，或是属于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其它地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即可能流入这个市场，供需因素就可能使其边际生产力和薪资低于其它地方。除非包括高阶服务工作在内的其它地方，能大量增加人力需求而使这些低薪行业缺工甚多，否则这些行业并不容易摆脱低薪。即使其它行业的人力需求使这些低薪行业摆脱低薪，其薪资水平原则上还是要低于那些把人拉走的高薪产业。
这些低薪服务业也有一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努力方向，例如自动化、电子化、标准化，以及大规模经营。但如果社会对这些产业的总需求不变，上述努力可能会减少其对劳工的总需求，保有工作的人薪资固然上升，但失去工作的人难道因为不在薪资统计里面我们就不管吗？所以这些产业固然该努力提高其生产力和薪资，其它产业也一样要努力。
只有整个经济都提升而使社会总需求增加，才是提高薪资的根本对策，服务业中先天上就较可能是低薪资的行业，恐非我们努力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对象。
由于低薪产业员工多为较弱势、在其它地方较难有机会的人，所以较缺少和老板抗衡的能力。因此政府在低薪产业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中可能的不公平现象，例如时薪劳工和其它非典型就业劳工是否可能受到剥削、连锁加盟店是否订有对加盟者和员工不合理的契约、大型业者是否不公平地逼死小型厂商并剥夺上游小厂商的利益，以及类似陆客来台一条龙这种夺取相关厂商利益的独占商业模式等等。
政府和学者也应注意房租高涨和房东滥涨房价的现象，会使不少服务业者失去合理利润及创新和加薪的能力。大规模业者及连锁加盟的发展，使一些服务业失去多样化及地方特色，并因而降低对这类服务的总需求和总就业的现象，也须包括都市规划在内更广泛的政策思考来改善。政府和学者需给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小业者和员工更多的关心和协助，而不是拿服务业当低薪的代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