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阳明山花季一如往昔地吸引了蜂拥人潮。在前往阳明山的公路上，即使是午后，车辆依然大排长龙。此行目的虽然不是为赏花，但一行人心情依然雀跃，因为要拜访一位隐居山林里的长者，聆听他的传奇故事。
为了解受访的主人翁，首先要说一段历史。
台湾土壤里长出的第一株科学大树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学术领域中，台湾可是赫赫有名的蛇毒研究王国。台湾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科符文美教授如此形容：「蛇毒研究是台湾土壤里长出的第一株科学大树。」不仅如此，从台湾蛇研究的承传脉络中，可以看到台湾医学教育体系早期的形成过程。
时间推移到近一世纪前。台湾药理界的元祖、也是台湾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闻人杜聪明，先后曾位居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台湾大学代理校长以及高雄医学院创办人等要职。杜聪明当时定下了台湾医学研究的三个本土题材：中药、鸦片及台湾蛇毒。其后，台大医学院第五任院长、中央研究院生物组院士李镇源，更是把蛇毒研究扬名国际。1979年应德国Springer出版社编辑委员会邀请李镇源主编一千多页的《实验药理学──蛇毒》，获得了国际毒素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Redi」奖。之后，在台湾已经奠定深厚基础的蛇毒研究，继续造就了药理学科另外二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欧阳兆和教授以及张传炯教授。
听了这么一段叱咤国际药理学界的历史，让人不由心生向往。我们想要亲炙风采的长者也呼之欲出。他就是享誉国际的中研院退休院士、台大药理学科暨研究所名誉教授张传炯。
张传炯约半世纪前的学术成就，今日仍令学界的后辈称道。我们到访的几天前，一位英国研究痛觉神经的博士生，千里迢迢来台后，苦心透过在台友人寻访张传炯，就是想一探这位对他学术研究深具影响力的大师风范。
让蛇毒研讨会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
翻开台湾研究蛇毒的历史，张传炯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学术成就在于「利用电泳法从雨伞节蛇毒中分离出神经毒素」。当年的学术发表，是一次令国际毒素研究者难忘的一刻。
1961年，美国国务院发出邀请函给张传炯，邀请他参加该年6月在夏威夷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张传炯第一次出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被安排在最后一位发表。
没想到，另一位在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发表了一篇相同主题的论文。这样的巧合理应带给发表人莫大压力。但是，当张传炯报告完自己的研究内容后，全会场竟爆出如雷的掌声……
张传炯是该研讨会上，唯一让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的讲者。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做了同样的实验，却没成功。
遥想这段往事，多么荣耀快意！这也是促使我们想要拜访这位成功学者的主因。
到底「分离雨伞节蛇毒中的神经毒素研究」在学术上的意义是甚么？为甚么这项成就至今仍在学界传颂？
这要从张传炯为何要选择雨伞节作为研究对象说起。
挑战起步比「百步蛇」强一百倍的「雨伞节」
如今已年届82高龄的张传炯博士，在阳明山上的居所中，衬着窗外山色，和祥的双眼依然发出智慧的光芒。谈起蛇毒时，张传炯兴致勃勃，条理分明的遣辞用句流露出典型的学者风度。
谈起为何当年从事雨伞节研究时，张传炯表示，台湾的毒蛇有六种，但很少人会选择雨伞节做为毒素的研就对象。因为雨伞节的毒液很少，百步蛇一次汲出来的毒液干燥以后，大概有500毫克，但雨伞节就只有少少的1、2毫克毒液。很多研究者因而不愿接触。
虽然雨伞节的毒量少导致一般研究者裹足不前，但张传炯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认为，雨伞节的毒液几乎不到百步蛇的百分之一，但咬到人的致死率却跟百步蛇差不多，这说明雨伞节比百步蛇的毒性强很多。张传炯认为：「虽然雨伞节毒量少，是百步蛇的百分之一，但好好处理的话，一起步就比研究百步蛇毒的人强一百倍。」
后来，实验果然分离出只有雨伞节才具有的成分。张传炯微笑道：「所以如果当年没选雨伞节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一个看似简单且似乎微不足道的选择，却道破一个成功研究者「不走坦途」，甚至「专行险境」的坚毅特质。
异于常人的创新研究方法
张传炯继续将时光倒转。他介绍学界对蛇毒的研究，大约要回溯至1920年代。当时科学家试图用各种方法，将蛇毒中令人致死的成分纯化分离出来。1950年张传炯从台大化学系毕业后，就进入杜聪明所主持的热带医学研究所药理组研究，随后转进台大药理学科跟随李镇源从事蛇毒研究。杜聪明先前累积的蛇毒研究基础，都成了张传炯研究雨伞节的参考资料。张传炯从中发现，先前实行过的分离方法，都无法达到研究雨伞节的目的。
要想突破雨伞节毒的研究瓶颈，张传炯认为就得实行创新的研究方法。他解释：「毒素是由蛋白质构成，而分离蛋白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分离』，一种是『分析』。你『分离』完了，要看你这『分离』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纯，就要用『分析』方法。所以分析的方法比较敏锐。」
于是，张传炯决定创新，用「分析」方法来「分离」雨伞节的毒液。而这样的尝试，从来没有前人做过。
利用简陋仪器创造奇迹
这个企图突破的分析法就是「电泳法」。但当时台大药理学科没有相应的仪器，于是找来一位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玻璃工，请他依照张传炯自己设计的仪器图制作用来进行电泳的玻璃槽，并购买便宜的马铃薯淀粉作为支撑物质。又因为缺乏降温设备，张传炯甚至把这套设备放进冰箱下层，解决降温的需要。
最后，张传炯分析出了四种成分──乙琉詹碱酯酶以及α、β、γ雨伞节神经毒素。其中以α雨伞节神经毒素的毒性机转最为清楚，而且α雨伞节神经毒素作用的部位在神经与肌肉交接之处，和南美箭毒（curare）一样，都是属于「腱后神经毒素」，而β、γ雨伞节神经毒素属于「腱前神经毒素」。
张传炯谈起这项往日成就，依然流露出兴奋和自豪：「你用化学方法把毒分开，这是一大考验，因为蛇毒在当时是新的领域。我们分开以后去看毒素的时候，哇！好厉害！真漂亮！一边是腱前毒素，一边是腱后毒素，就可以分开来。」
从1920年代起，没有人能将雨伞节毒素成分分析出来，没想到竟然在张传炯自制的简陋仪器下成功了！这就是为何在1961年6月夏威夷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全体与会者为张传炯的突破起立鼓掌的原因。
成为大师布罗迪的爱徒
1962年9月，崭露头角的张传炯前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化学药理研究室，进行博士后深造。这段期间不仅见识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精神与热忱，最重要的是有幸师从「药理学大师」布罗迪（Bernard B. Brodie）。
根据国际异质物研究协会（ISSX）介绍，于1967年得到医学领域除诺贝尔医学奖外顶级大奖「拉斯克奖」（Albert Lasker Award）的布罗迪，在化学领域的方法上，有着开创性角色的崇高地位，是现代药理学的创建者。布罗迪还用高效率的分析方法解决药理问题，在任职美国国家卫生院期间，筹组了一支科学团队，造就了多位药理学大师。
就在布罗迪贡献最卓越的期间，张传炯来到美国国家卫生院的布罗迪研究团队。回想起美国研究团队的规模与投入，那情境至今依然鲜活地留在张传炯脑海中，且让他十分惊叹。当时布罗迪身边就有三位秘书，以及四十位博士后的研究人员当他的助理。张传炯十分佩服这样的规模与气度：「美国人很有钱，他们也同时有很大的研究热忱。他们花的精神比我们这边更大。很厉害！」
地位崇高的布罗迪有个习惯，喜欢半夜找优秀的研究人员到他的住所，讨论正在进行的实验。张传炯初到国家卫生院，常听到其他研究员热烈地聊着前一晚跟布罗迪讨论的种种。事实上，能被找去讨论的研究员只是少数。除非够优秀，不然在这么庞大的研究团队中，很难被布罗迪注意到。张传炯记得团队中有十来位日本研究员都不曾被邀约过。
然而，来自台湾的张传炯，却是布罗迪夜间讨论的常客。
当然，一开始布罗迪并没注意到这位黄面孔研究员。经过一、二个月的努力，张传炯的研究出现成果，他马上把内容打字下来整理成论文。由于内容很多，一打字就是一星期。其他人开始议论纷纷，「老张在干甚么？」一时间成为研究室的话题。研究室副主任很感兴趣，把张传炯写好的论文交给布罗迪。
论文交出去后的一天晚上，张传炯突然接到布罗迪的电话。电话那边，布罗迪劈头就问：「吃晚饭了没？洗好澡了没？……好，一个小时后你不要睡觉，到我这来。」张传炯想到自己的学术成就被大师赏识，不免也露出兴奋的神色。
从此以后，布罗迪就时常找张传炯讨论，一起脑力激荡。不仅晚上讨论，连平时零碎时间布罗迪都不放过。有一次，布罗迪请张传炯当司机载他到机场，一路上仍滔滔不绝地提出许多学术问题。但张传炯对路不熟，需要专心开车，没精力分神与布罗迪探讨，只能一直回答：「Yes！Yes！」布罗迪可生气了，说：「老张啊，你讲yes就是表示你没在听。」张传炯连忙赔不是，表明是第一次送人到机场，没办法专注于讨论。「他以为我会像晚上一样给他建议跟意见呢！」
由这个小故事可以窥见，布罗迪喜爱跟张传炯讨论到了这般地步；也了解到布罗迪醉心于研究，已到达时时刻刻都不想放松的境地。
学习虚心为怀的大师精神
张传炯也发现，布罗迪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师就高高在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找张传炯等后生晚辈来讨论，是真心希望他们能提供建议。张传炯由此领会到成为大师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虚怀若谷：「布罗迪是化学系毕业的，化学很强，有得诺贝尔奖的实力。而我念过药理学科，这方面我比他熟。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提出不同见解，他就会很高兴：『哇！自己又有所得了！』他是大老板，但不会觉得他不懂这个事情就拉不下脸来，不会，他完全是喜欢听我的意见。」
还有一件趣闻足以描绘布罗迪的大师胸怀。由于布罗迪开创「药品代谢」领域后，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团队也跟上脚步从事相关研究。乐于挑战新方向的布罗迪因此转向「神经科学」领域。有一天，布罗迪问张传炯：「你认为我在神经科学的研究做得如何？」张传炯直接回答：「我就不客气地讲，我觉得您在药品科学方面，真的值得拿诺贝尔奖；可是神经科学方面，稍微落后了一点。」布罗迪闻言叹了一口气，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是事实。
令人佩服的是，布罗迪不会因为听到自己不好就生气。这样的气度让张传炯印象深刻。其中也看出张传炯耿直的学者个性。
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工作、受教于国际顶尖学者，张传炯原本就异于一般人的研究能力，得以磨炼得更加坚实稳固。相较于西方人而言，东方人的现代科学造就似乎稍逊一筹，然而张传炯的表现，绝对足以媲美西方人。直到现在，张传炯对于学术研究的标准，还是要求得非常严格。他认为，台湾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和国际接轨，国内学者一定要将论文于国际期刊上发表，如此才能验证研究的真正价值与贡献。
孜孜不倦的张传炯，因为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泰山般的学术地位──1970年获得教育部医科学术奖、197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8至1984年出任台大药理学科及药理研究所主任、1992年获「侯金堆杰出荣誉奖」基础科学生物类奖、1993年担任中华药理学会第四届理事长……
在访谈过程中，白发苍苍的张传炯，言谈间流露出的清晰思维以及认真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尤其谈起专业的实验或研究细节时，在场的「年轻人」颇有跟不上的尴尬。
一般人常说做学问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然而张传炯等老一辈学者树立起的学术典范，恐非后一辈学者轻易得以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