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我在《明报晚报》的专栏写到1980年底。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来香港几年，逐渐认识中国回流香港的媒体朋友，最早认识的是辜健，马来西亚侨生，他在《新报》编新开设的中国版，邀请我写不定期的专栏，他喜欢变花样，于是我用林念、周坦、林尖等笔名写了「民主墙」、「风云人物」、「人物素描」、「特区动态」、「大陆生意经」、「知无不言集」等不定期专栏。
辜健是学文学的，并不喜欢政治，但是生活所逼，也得从事这一行。我与他最「深交」的一次谈话，就是讨论写政治文章的风险，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怕东怕西，下决心就去做，要做「反革命」，就做大一点，否则成不了事。但是政治并非他的爱好，所以最后因为所学「专业」而做「反革命」的是我。
后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苏州人吴伟华担任《新报》副刊编辑，我在那里开了每天一篇的专栏，开始栏名是「弹叹谭」，笔名是海木（上海阿木林），写了多年。1990年代再用凌锋的笔名写「界内界外」专栏几年。《新报》换了好几个老板后，终于在2015年7月12日停刊。
写政治专栏
在这期间，我在《明报》蔡炎培主编的副刊以周怀的笔名写了一些散文，不过少之又少，因为那里是人们抢投的园地。进入《中报》以前，已经与傅献堂比较熟悉了。因为他们需要人而我一时来不了，后来就推荐我太太去做中国版。她对媒体认识很少，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生计，虽然身体不好，她还是上班了。我在下班后赶来帮她做，因此她主要负责中国版的校对工作。我也写相关专栏，从1980年9月1日开始，用「林念」的笔名每天写一篇「人物」专栏。当时中共政坛因为要清算文革而人事大动荡，尤其大批老干部平反复职，我对他们的生平与文革的遭遇相当熟悉，因此每天有东西可写。到了第二年，改为比较灵活、不限于人物的「新闻述评」，再后来用王山笔名写《长城内外》专栏。
为了写政治专栏，我也下了不少「投资」，买了许多参考书与政论杂志。其中最重要的是买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共人名录》，定价美金四十元，加上运费，似乎接近五百港元，是我的月薪三分之一。又买了黄震遐编着的《中共军人志》。我除了个人订了北京出版的《新华月报》，还订了好多年台湾出版的《中共研究》杂志，但是我主要并非看他们的评论，而是关注里面报导的台湾监听中国地方电台的相关内容，尤其人事。对中共的观察，最重要的是人事变化，因为「干部决定一切」也。随着经济情况逐渐好转，我买了许多工具书，以后我的写作，都是靠自己的小图书馆，不必依赖他人。
那时的《中报》地点在湾仔告士打道，马师道与杜老志道两个路口之间，离开新都城的家不远。两个人都上班，经济状况好了一些，但是因为下午与晚间上班，就少了与小孩子接触的时间，对功课的监督少了，也还没有能力去请补教老师。
担任副刊编辑
1982年，我正式进入《中报》，编副刊，也就是具有香港特色的几百字小方块专栏副刊，位置固定，比较好编。其他时间帮助太太编中国版。当时编辑月薪1,500元，另外给我写每天一篇的副刊专栏，每月700元。这是我有每天一篇小方块副刊专栏的开始，内容海阔天空。专栏定名为「无为集」，因为我欣赏老子的放任无为，用的笔名是「林桦」，比较接近真名，希望有比较固定的笔名来逐渐打响名号。我在《中报月刊》也有每一期的专栏，笔名是「马木」，暗批中共的「不仁」。
《中报》后来也有台湾式的副刊，接纳比较长的文章与诗词，也由我担任编辑，自然有些「请托」的稿子，不过我很谨慎，不能因为讲人情而败坏水平。请托的多为中国来港的侨生。其中用过当时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徐刚（六四后曾流亡法国，但也有很大争议）。自动投稿的有后来出任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的颜纯钩（慕羽）的文章。
因为担任副刊编辑，也认识一些香港土生土长与上海南迁香港的专栏作者。当时稿费高低看名气大小，所以老板请不起大名气的。南下文人中有过来人、凤三等作者，已经垂垂老矣，靠这些微薄的稿费维持晚年生活。由于他们写的有许多都是上海的陈年往事，也在各报有许多重复而逐渐过气被淘汰，后来听闻过来人还曾因为希望留下专栏维持生活而给编辑下跪，闻之唏嘘，也为自己敲下警钟。
也在这一年，认识了《星岛晚报》的文坛前辈董千里，他是副刊编辑，因此我也用不同笔名写不同文章，「周怀」政治性，「浮生」是散文，「木佬」写怪论。这期间，还有《财经日报》创刊，负责人是来自《明报》的黄扬烈，我也写过几篇，报纸没有维持太久。黄扬烈后来进入《经济日报》。因为编副刊，也认识了李默。她从事电影评论与宣传工作，负责找些作者观看即将上映的试片，我是外行，也缺乏知名度，她没有嫌弃，经常通知我去看。她是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因此可以用普通话与我沟通。据说有的娱乐版专业作者会收红包，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是外行，即使写些电影评论，也是在副刊专栏而非娱乐版的专业评论。听闻即使电影差劲而无法称赞，也得在电影下档前一天才批评，避免影响票房。我看过好几部台湾电影的试片，例如《玉卿嫂》、《竹篱笆外的春天》等，也写影评。有一次梁英明来香港，我还带他看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试片，他很高兴，那时在中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接触台湾编辑
《中报》后来办美国版，有的版面在香港编辑，因为香港的人工比美国低。于是我被调去编美国版的副刊。美国《中报》的班底都是台湾人，因此我得以接触一些台湾人，副总编辑李义仁从美国纽约来香港坐镇。香港是广东话的世界，尤其是「报纸佬」，他与我可以用普通话沟通，我也协助他与香港本地的报人沟通，因此我们接触较多。《中报》总编辑俞国基从美国来香港考察多次，我们也交谈甚欢，尤其他讲话风趣，不时爆出傅朝枢的笑料，例如傅为了说明他比查良镛更受邓小平重视，老是指着手表说邓小平接见他的时间比查多了几分钟。其实这不就是中共利用人性中「争宠」的劣根性对媒体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战手段吗？
在编美国副刊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一些台湾的文化界情况，例如台湾的乡土文学，第一次接触到杨逵的名字。我也在美洲版的中报写专栏，介绍香港，笔名「孙耳」，取「顺风耳」的谐音。我还在副刊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介绍中国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那是难得描述中国经济改革起步的作品。张洁是我在人大的同届同学，不过她读的是计划统计系，当时并不认识她。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也是人大侨生的薛瑞珍是她同学，所以我也了解有关她的一些信息。
我的同班同学苏叔阳也在差不多时候写了《丹心谱》（歌颂周恩来）而出名，我也在《明报》副刊写了介绍他的短文。俞国基、李义仁在1983年离开美国《中报》，去了美洲《中国时报》，我也跟着在美洲中时以「李明」的笔名写评论香港的专栏。后期在美国的《中时周刊》写评论，用的是在《信报》的笔名「凌锋」。这些都让我存了一些美元稿费，但也被香港新华社扣上「台湾背景」的政治帽子。
我在《中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接触了台湾党外思想，因为俞、李都是同情台湾党外，批判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当时我在香港与右派关系不错，因为有「反共」的共同点，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敌视党外，只希望台湾能团结抗共。
在《中报》时，内部有规定国民党有五个人不能骂，共产党也有五个人不能骂。因为一直赔本而不断改版，越改越失去读者，香港《中报》先关门。后来传说美洲《中报》还接受中共的金援，六四后站在中共屠城立场也不奇怪了，以致在美国也失去读者，这是后话。傅朝枢去世时，我已经移居纽约，到底有一场宾主关系，虽然本人与他不认识，但是与傅献堂与他的几个妹妹都熟悉，所以参加他的告别式，见到傅家几位兄妹，他们自是感到意外。从此进一步改变了我的命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