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結婚率持續走低，從2013年開始結婚率出現五連降，引發國內外人士的持續關注。到2018年，中國全國結婚率只有7.2‰，創下2013年以來的新低。而中國的離婚率卻已經連續15年攀升。為什麼中國年輕人不願意結婚？

結婚彩禮知多少？

先說說在中國結婚需要什麼。按照現在中國的社會情況，男娶女需要提供彩禮、車子、房子、自身具備穩定的收入（按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要求各有所不同）。很多朋友會說，這些要求很正常，沒有什麼問題啊。別著急，我們一樣一樣來。

彩禮是多少？目前各個地方沒有明確規定要多少彩禮，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要求，《婚姻法》幾經修改，都規定了禁止買賣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內容，但並未對婚約和聘禮做出規定。

這話聽起來很矛盾，為什麼不按法律來？但是，彩禮是新家庭要的嗎？也不全是。按照通俗的常理，比如50萬（人民幣，下同）的彩禮，女方父母拿走30萬到40萬不等的數額，剩下的才是新家庭的。先不說男方能不能拿這麼多錢，為什麼女方父母要這麼做？女方父母認為，她們生養了一個女兒，現在要離開自己，就應該支付她們生養她的所有費用。在中國農村，彩禮大約在10萬到20萬之間，大城市是高的，30萬到50萬之間。

然後是房子、車子、收入等問題，這就無法避免要談到中國的消費情況。比如一個剛畢業的應屆生去一線城市工作，租一間15到20平米（平方公尺）的房子，價格大約在1,500元到2,500元，然後押一付三（20平米的房子，2,000元/月，第一個月就需要繳納2000元的房租作為押金和3個月的房租，也就是8,000元，這還不算水電費），然後吃飯一個人一餐需要20元到30元不等，如果按20元一餐計算，一個月30天，就是1,800元，還不算上下班交通費用，如果生病花費就更多了。

除了這些個人消費開支，還有其他開支，比如傳統的節日，因為中國講究禮尚往來，這些節日都跟走親訪友有關係，這也逐漸成為了年輕人的負擔。為什麼這麼說？

打個比方：家族裡有兄弟姐妹，過節回父母家錢給少了，親戚家的禮送輕了，或者兄弟姐妹缺錢等等，還會受到言語之間的歧視，家庭和個人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來自長輩和親屬的打擊。傳統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在這裡。

生活開銷吃不消

然後再說說房價問題，這觸動的是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痛。由於中國一線城市，受地域、交通、政策影響的不同，在加上人口不均衡，所以價格略有不同，一線城市目前最低均價是一平米3萬，最高的像北京、上海一平米20萬的也有。為什麼要選在一線城市買房？二、三、四線城市不好嗎？就目前中國的政策，比較好的就業、醫療、教育都集中在一線城市，可以肯定的是二、三線城市的生活條件肯定趕不上一線城市。不僅如此，二、三線城市就業沒有保障、醫療敷衍病情、教育缺乏安全感。

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就出在條件越差的城市，企業越不願意給員工繳納社保。為什麼有企業不願意？因為地方政府願不願去監督，這是其一；其二、中國大多數民眾不知道如何依法維權，導致一些企業鑽了漏洞；然後醫療和教育在一線以下城市也存在問題，這跟中國人才的升遷制度有關。

比如一個能力很好的醫生、護士或者教師，因為沒有領導願意推薦和提名，導致這些有能力的人要不離職、轉行，或者出國了，就無法升遷；不是老百姓不願去二、三線城市，而是老百姓都害怕去二、三線城市，像之前浙江大學犯強姦罪的學生努某某事件，還有更嚴重的，比如校園貸、裸貸、校園暴力等等。特別是現在的年輕人都經歷過，都不想再經歷了。

這些跟結婚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係。你要結婚，將來是不是要生育小孩，把你的小孩放到這樣的生存環境，你願意嗎？

其次中國這幾年隨著消費的增加，家庭矛盾也急劇上升。最近杭州江干區的一起殺妻案，還有其他地方一些案件等，都是家庭矛盾被激化的具體表現。

隨著家庭矛盾的增加，離婚率越來越高，單親家庭的兒童、少年數量也越來越多，引發將來嚴重的問題，這些孩子將來關乎中國的犯罪率，後天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數量可能會高居不下。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家庭教育不一樣，大多數的中國家庭，父母很少和孩子溝通，對未成年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極大的陰影，在加上中國特殊的校園環境，可能將孩子引導至犯罪的深淵。

美國開始改變過去40年的對中政策，中共終於被美國視為是必須要改變、消除的敵手。美國開始了和中共一對一的「單打」，這種境遇，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經歷過。

毛澤東保住了什麼？

毛澤東1949年奪權成功後，對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必將「解放全球」的遠景信心滿滿，他在中南海看到的是「亞洲山河一片紅」，這種「戰略眼光」讓毛死活要出兵朝鮮（北韓），以不負「歷史使命」。

但毛澤東當時也是藉著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虎威」，美國當局當時沒有下狠手收拾中共，也是因為挺過二戰的史達林風頭正盛。

70年過去了，不但「亞洲山河一片紅」沒有出現，就連蘇聯都消失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是保住了北韓金家三代，卻也葬送了自己唯一正常的兒子毛岸英，否則，今天坐鎮中南海的，不會是習近平。所以說，毛澤東的眼光還是不夠戰略。

毛澤東有一位「慈父」史達林，而且兩人都是共產主義的鐵桿信徒，而今天的習近平，卻並沒有這樣一位強大的保護者，也更沒有什麼「理想信念上的同志」，中共現在有的，只是一群靠金錢買來的小弟。

鄧小平精通「韜光養晦」

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就更精通「韜光養晦」、「表忠心」的本領。不但鄧小平本人沒有和美國叫板，他更要求紅色家族的小輩們，至少50年裡都不要衝動。

鄧小平說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能變，而且說「這個道理我過去講了多少次」。鄧小平這話並不只是為了香港，更多的是為了保全中共本身的「核心利益」。在他的預想中，中共2047年之前都沒有和西方叫板的道理。

習近平忘了鄧小平「遺訓」

現在，習近平忘記了鄧小平的「遺訓」，把這個時間表提前了至少30年，為此押上了中共的黨運，這是鄧小平所沒有預料到的。

但這事，也不能只怪習近平，70年一如既往的宣傳洗腦，習近平的整個人生都是浸泡在這種環境裡，大腦被裹上了一層厚厚的黨文化外殼。

2017年4月，川普總統邀請習近平、彭麗媛夫婦到他的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作客，川普的外孫女和外孫演唱中文歌曲〈茉莉花〉，並背誦《三字經》和唐詩。習近平在對話中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這件表面其樂融融的事，卻也顯示出美中雙方都存在著對另一方的嚴重誤判。

從川普這方面講，他當時還沒有認識到習近平是一位被黨文化捆綁的共產主義鬥士，他不知道在習近平的青少年期間，〈茉莉花〉和《三字經》是被禁的，習近平少時背的也不是唐詩，而是毛選。

習近平「吃美國的飯、砸美國的鍋」？

從習近平這方面講，他也並沒有存心要把中美關係搞壞。現在美國所抱怨的中共偷竊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貿易不對等、全面滲透美國社會等，這都是在江澤民時期就大規模實施和布局的了。在習近平之前的20年，中共就一直在「吃美國的飯、砸美國的鍋」。當習近平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時，他其實是在說，中共將一如既往的「吃美國的飯、砸美國的鍋」。不過，習近平也沒有料到，時代變了，這位橫空出世一步登上總統大位、多次把他稱為「好朋友」的川普，卻是一位鐵了心的「護鍋人」。

偏偏這時，中共這部機器為了迎合習近平放眼全世界的「戰略眼光」，砸鍋之聲更是比之前還要響亮。

事情發展到今天，習近平是有焦慮和不安的，7月30日下午，中共政治局舉行集體學習，內容是「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走進中南海「授課」的，是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院長陳榮弟。公開資料顯示，戰爭研究院是「全軍專門研究戰爭的機構」。

在現場，習近平說：「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安全形勢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

當然，北京也寄希望於美國的總統大選能夠改變局面，可以重回過去那種對美國「吃飯砸鍋」的生存模式。不過根據中共衰敗的黨運來看，人算終究不如天算，北京當局的打算總是屢屢落空。

當下世界大勢，雖然其中有波瀾起伏，但大方向是各國正在加速拒絕中共，地球正在洗去紅色。如果非要堅持什麼「姓黨」，幻想未來會有什麼紅色世界，那就注定會失去未來。

2020年可謂多事之秋，年初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越演越烈，甚至引發新一波國際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終於體認到長期以來對中國綏靖政策的無效，發現讓中國富起來並未帶來共產極權的質變，反而因為中共肆無忌憚的謊言與滲透，為世界帶來無窮禍害。

西方民主國家的覺醒，和這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定名為COVID-19的世紀大瘟疫有關。而禍端的源頭，直指中共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矯飾隱瞞。因此，許多國際媒體，包括《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西‧羅金（Josh Rogin）都直接稱武漢肺炎病毒為「中共病毒」（CCP virus）。

長期觀察中國醫療問題的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同時也是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的黃士維醫師指出，中國的醫療體系和正常的民主社會不同，除了醫治病人的一面之外，基本上還是一個由共產黨組織領導、為黨服務的工具。

黃士維醫師表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人民財富增加，對醫療的需求提高，醫療保險公司、藥廠、生技醫材儀器產業，也都關心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但在利益掛帥的中國醫療市場中，早已隱藏著被刻意忽視的三大醫療悲劇──血禍、活摘器官，以及對疫情的隱瞞。也就是說，「中共病毒」對世界的危害，早已有跡可循，其禍根早在1980年代（甚至更早）就開始了。此次疫情嚴重至此，才「終於」喚醒世人正視中共的危害有多深、多廣。

以下即為黃士維醫師的專訪紀錄：

中國醫療悲劇之一：血禍

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中國河南、陝西、山西等省份的貧困農村，興起了由官方主導的「血漿經濟」。當時還有「賣血致富，賣血救國，獻血光榮，獻血致富」等官方口號，鼓勵貧困農民賣血賺錢，行情是農民賣800毫升血，可得到40～80元人民幣。

・官方主導的「血漿經濟」

和其他國家捐血不同（同時抽取血漿和血球），中國的血站是單點採血（血漿採血站），要的是血漿不是血球。血站將血液分離成血漿和血球，把血漿賣給生技廠或藥廠。血漿可以提煉昂貴的血液製劑，如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然後把血球打回賣血者體內。可是他們是將同血型的血球一起混合後打回人體，而非賣血者自己的血球。打回賣血者體內之後，賣血者可以快速復原，因此一星期可以賣血2次，一個月可以賣8次賺取320～640元人民幣。而在1980年代，中國的年人均GDP大約才200～300美元（即每月17～25美元，約150人民幣左右），對貧困農民來說，「賣血」極具吸引力。

・無辜農民感染愛滋病

然而，可悲的是，由於血站設備簡陋遭受汙染加上混合不同賣血者的血，導致無辜的農民大規模感染愛滋病。同時，這些農民不只到血站賣血，也到農村血庫賣全血和血球給需要輸血的病人，使得農村的血庫也遭受愛滋病的汙染，需要輸血的病人也因此得到愛滋病，高耀潔醫師實地接觸發現輸血比賣血得愛滋病的還要多。

雖然官方刻意掩蓋，但由於受感染的病人數量龐大，加上一些有正義感的醫師的疾呼，最後在2004年迫使中共政府承認河南有38個村莊、約2萬5,000人因為賣血得愛滋病。官方同時強調，這些人得到良好的醫療照護，但是否認有人因為輸血得到愛滋病。

從此以後，中共的宣傳口徑就是：「愛滋賣血」的問題得到解決，已經成為歷史，問題也被定調了。但真相是如此嗎？

・「血禍」被中共掩蓋甚至美化

根據中國人權人士和醫師的統計，愛滋血禍最嚴重的河南人賣血，是從山西學的，之後傳到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地，只要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都在賣血。根據1990年代末的統計，單單河南省因為賣血、輸血得愛滋病的患者，就有100～200萬人，全中國則至少有500～1,000萬的受害者。

愛滋血禍披露後，中共一方面高調的成立愛滋示範村，宣稱給於這些病人生活補償和免費藥物治療，同時也吸收各國和各界的愛心捐款，歡迎各界想要做「善事」的人到這些愛滋示範村行善。

▲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的高耀潔醫師2009年被迫離開中國定居紐約，無法再進行相關調查。Getty Images

另一面，對於想要調查真相的醫師、人權人士，中共也開始軟硬兼施地採取各種手段對付，先施以金錢收買、榮譽拉攏，不接受者則打壓、恐嚇、軟禁，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勞教所、監獄，更甚者迫害其家人，使吹哨者家破人亡，例如高耀潔醫師、王淑平醫師、維權人士胡佳等。

另一方面，官方對於其他賣血、輸血導致大量農民得愛滋病的村莊，開始嚴格封鎖、禁止外人進入；中宣部禁止新聞媒體報導賣血、輸血得愛滋病的相關訊息（除愛滋示範村之外）；法院則不得受理輸血、賣血的愛滋病案件，律師禁止接案；同時加大宣傳，中國的愛滋病病患，主要是透過性和吸毒傳播。

中共的政策是，讓這些無辜的愛滋病患自生自滅，只要這些人死光了，輸血賣血得愛滋病的問題就解決了。

・WHO對血禍的姑息

過程中，所有應該負責的地方官員、黑心血站、藥廠，沒有人得到懲罰，繼續在各地賺取黑心錢。一旦某個地區的愛滋病人增多、血液被藥廠嫌棄時，就換下一個村莊。其中最應該負責的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不僅沒有受到懲戒，甚且一路高升成為國家最高領導成員──政治局常委。

可憐的中國貧困農民，還是不知道農村血庫遭到汙染，也不知道賣血可能會得愛滋病，愛滋病繼續在農村蔓延。這些病患一個個走向死亡，也由於眾多是年輕夫婦一起賣血，留下了龐大的愛滋孤兒（父母雙亡，但沒有被傳染）以及愛滋病孤兒（被垂直傳染的小孩），這些兒童在屈辱下謀生。想要維權的愛滋病患，以及想要伸張正義、傳遞真相的人權人士，則是一個個被控告、抓補。

關於愛滋血禍的相關新聞時間，最後停留在2009年。不是問題解決了，而是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的高耀潔醫師終於被迫離開中國定居紐約，無法再進行任何調查。

那麼國際上是什麼態度呢？就是在2004年中國承認有38個愛滋村後，各國禁止中國血液製劑的進口。我們看到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對實情視而不見，反而肯定中國的愛滋防疫。中國賣血輸血愛滋病患數字因此停留在2004年的2萬5,000多人，和真實的500～1,000萬是巨大的差距。

到今天，在中國還有賣血、輸血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患者嗎？2015年中國新聞媒體報導，有四個賣血站被抓，北京三個、南京一個，還有更多地下的賣血站；2019年還爆出上海新興醫藥「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劑」驗出愛滋病抗體。只要資訊不透明，中國賣血、輸血造成愛滋病的「血禍」，永遠都不會停止。

黃士維醫師感嘆，當我們回顧這段「血禍」歷史，反觀眼前的武漢肺炎疫情，不難看出：中共的草菅人命、粉飾太平、謊言推諉等伎倆，幾乎如出一轍，甚至變本加厲。

夾在德蘇兩個強國中間，波蘭這個國家的近代史命途多舛，其領土曾有過巨大改變，人民也經歷過大規模遷徙，顛沛流離。

▲圖一：波蘭人民大遷徙。樊家忠提供

波羅的海三小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現在的國土範圍，在二次大戰之前原本屬於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東部領土（圖一的灰色區域）。這塊區域原來的名稱叫做Kresy，意義類似「邊疆」。

然而，德國與前蘇聯在1939年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蘇聯就占領了Kresy，隨後將它併入波羅的海三小國，成為蘇聯附庸。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三小國獨立，Kresy也得到機會重回波蘭的懷抱。

各位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領土這樣變動，那上面的居民怎麼辦？二次大戰後，Kresy當地超過兩百萬的居民被強制遷徙到了波蘭西部地區（圖一的粉紅色區域），這些地區是從原本德國的領土分出來的。原本的德國人被驅離，然後由Kresy的波蘭人進駐。

這個超大規模的強迫居民遷徙，歷史上並不多見，所以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成為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強迫移民與教育投資

澳洲莫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Sascha Becker等五名經濟學家利用Kresy居民的遷徙做一個非常特別的研究：他們想要了解強制遷徙如何影響這些移民後代的教育。

為什麼要關注這個教育議題呢？因為過去有些理論認為被強制遷徙的移民遭受到離鄉背井、財產剝奪、生活資源匱乏等經歷，會意識到教育或者人力資本，相對於土地、房屋甚至金錢等資產，永遠不會被外力剝奪，也不會因為環境變遷而喪失，所以是最穩當的投資。

可是要研究強制遷徙對教育的影響非常困難，因為缺少適當的「控制組」。在大多數的例子裡，你無法拿其他居民當控制組，因為往往種族、宗教、文化背景都不一樣。但在波蘭這個例子比較沒有這種困難，作者們拿同屬波蘭人的「自願移民」和「非移民」作為控制組，大家的宗教、文化等背景都很接近。

▲圖二：Kresy移民後代的教育（出自Becker et al., 2020）。樊家忠提供

作者們的發現可以用圖二來表示。左邊的圖顯示在1921年時，Kresy居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識字率）比波蘭中部居民來得低。但右邊的圖顯示在現今2015年的社會，Kresy移民的後代（長達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教育程度卻比其他波蘭人的後代高得多。

作者們進一步利用調查資料發現，Kresy的後代在個人偏好上顯示出比較不看重世俗財產，而且比較看重子女的教育。作者們透過各種分析，發現這種偏好的改變可能就是強制移民的結果，而且正是後代教育程度提高的主因。

台灣歷史上的強制移民

仔細想來，這篇論文的研究題目跟台灣應該有密切關係，因為近代的台灣最少有兩波大規模的強迫遷徙。首先當然是1949年前後從中國遷來了接近120萬的軍民，戰亂與遷徙應該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戰後一直到現在，外省人後代的教育程度一直比本省人後代高。當然，這可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也許其中一個因素是強制遷徙改變了第一代外省移民的偏好，而且一直影響著後代。

戰後另一波強制遷徙是50多萬的在台日本人被強制遣返回日本。這波強制移民雖然沒有受到暴力迫害，但在台日人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家產。他們的後代是否也像波蘭的Kresy移民一樣增加對後代教育的投資，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題目。

不顧美國必然制裁的一再警告，中共還是趕在7月1日以前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美國總統川普也終於簽署《香港自治法》，再簽署行政命令，在7月14日記者會上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香港方面紛紛揣測會有哪些具體措施。鑑於美國剛剛制裁迫害維吾爾人的新疆官員，包括凍結財產等措施，因此特首林鄭月娥就輕佻地說：「我在美國沒有資產。」林鄭根本不懂香港與新疆不同，是國際金融中心。美國作為金融帝國，擁有許多籌碼，難道僅僅是凍結財產這樣簡單？伊朗、北韓都有先例，特首的輕佻表明她的鼠目寸光，根本不懂世界大勢，只會做習近平的哈巴狗。

▲美國的制裁一旦涉及港元對美元的結算，將嚴重衝擊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也會波及人民幣，不但香港會劇烈動盪，中國也可能出現金融風暴。Adobe Stock

美國出手制裁港共11位高官

8月7日，美國終於宣布制裁的具體內容，包括11名香港高官與涉港中共官員，他們中有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長鄭若驊、現任與卸任警務處長鄧炳強、盧偉聰，以及港澳辦正副主任夏寶龍、張曉明與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人。制裁名單上的人在美國的所有財產、財產利益，及他們個人或與其他被制裁者，直接或間接持有五成或以上權益的實體，會被凍結，並必須向財政部轄下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申報。除非獲該辦公室批出許可，否則禁止美國人，或在美國境內，做涉及被制裁者財產或財產利益的交易，財政部亦禁止對名單上的人提供或捐獻資金、貨品及服務，亦禁止他們是受益一方。

字數雖然不多，然而直接與間接，內容就延伸很廣。香港的外資銀行立即與他們切割，避免惹禍上身。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有被制裁者要把存款存到巨型的中資銀行，也被那些中資銀行拒絕！因為他們還要繼續與美國有金融服務的來往，否則會失去許多客戶。如果連中國國企都拒絕他們的存款，那麼他們只能在伊朗與北韓存款了。不但是存款，連信用卡的服務也拒絕。這僅僅是涉及個人問題。如果美國的制裁發展到財團的企業，則許多業務就要停擺，損失慘重。然而林鄭還是擺出一副無賴嘴臉說，僅僅造成個人的不太方便，然而制裁沒有什麼意義。

事前，特區政府與建制派的馬屁精也都顧及政治利益而一再故意漠視制裁的影響力，避免軍心受到影響，只有自由黨一再警告對香港經濟造成的損失，顯然他們是實事求是的。至於夏寶龍、駱惠寧等中共的「經濟學博士」，根本不懂經濟金融，主導《港版國安法》的習近平與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土包子出身，更不懂經濟金融，在那裡瞎搞，終於要吃到苦頭。

美國宣布制裁內容是在美國東部時間午前，香港則臨近半夜。對記者的詢問，特區政府拒絕答覆，因為還來不及請示中聯辦。到第二天上午才發表聲明，指責美國政府「卑鄙無恥」，從來沒有看到香港政府發表過這樣粗野的聲明，包括六七暴動。估計聲明是中聯辦草擬的而帶有文革語言。

這11人的名字、護照號碼、住址都被美國公布，防止其他機構沒有詳細資料而觸法。對此，這些高官很憤怒。然而就在一年前，也就是2019年8月7日，香港黨報《大公報》就公布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政治組主任伊迪與她的先生、兒子的個人隱私資料，原因只不過是伊迪公開與香港眾志與港大學生會的幾個人接觸而已。制裁當然要公布詳細資料，黨報憑的又是什麼？所以上次美國國務院撂了重話，指責中國是「流氓政權」。就憑這點，一年後制裁港共，頂多也是順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中國打擊蘋果日報引全球反彈

這些涉港官員與特區政府官員對被制裁當然要報復，然而他們不敢報復美國，便在8月10日清晨逮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香港眾志前副祕書長周庭等10人。其中黎智英及兩個兒子及壹傳媒其他高層占多數，顯然想藉此整垮《蘋果日報》，並且製造寒蟬效應。

警察出動200名包圍並進入壹傳媒總部搜查，主要拿走蘋果慈善基金資料，還搜查黎智英次子開的餐館，並且搜查黎智英的遊艇。官方的說法是搜查外國勢力匯入的金錢云云。他們到第二天晚上才先後交保獲釋。

然而《港版國安法》第42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現在這些「嫌犯」沒有上庭，也沒有任何解釋就獲准保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國安法》可以這樣隨意玩弄的嗎？

8月9日是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Azar）抵達台灣進行訪問的日子，這是台美斷交41年來來訪的最高層級美國官員。中國無法阻擋，讓香港逮捕黎智英以沖淡阿扎爾效應，讓中國人與小紅拳把注意力放在黎智英身上，忘掉台灣？

不管怎樣，這次逮捕行動，由於針對媒體，還株連無辜的九族，引發全球強烈反彈，包括新聞界。末代港督彭定康更表示應該上訴海牙國際法庭進行仲裁。美國總統川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表示，受中國高壓統治的香港「絕不可能成功」，做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市場會「走向地獄」，「沒人會想在那裡做生意」。顯然美國的制裁還有下一波，而且會指向支持國安法的工商金融界。一旦涉及港元對美元的結算，就會嚴重衝擊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也會波及人民幣，不但是香港會劇烈動盪，中國也可能出現金融風暴。

也許，不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如果沒有經歷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風暴，就不可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可能走向自由與民主。

猶記得2019年底，雖有中美貿易大戰，世界各大股市仍然十分熱絡，甚至屢創新高，經濟景氣也是蒸蒸日上令人振奮。人們當時再怎麼也無法想像，才過一個農曆年便傳出疫情，並迅速向全球擴散，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全世界紛紛封閉國境，主要都市實施管制，幾乎所有的活動都停止。有人說這是大自然反撲，預示人類的大災難。

▲蓋婭假說認為，在自體穩定性的機制下，一旦地球出現失序事件，大地之母就會出手干預，把環境拉回適合生物繁衍的狀態。Adobe Stock

希臘神話大地之母——蓋婭

從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來看，「反撲」或許太嚴重，倒比較像大自然對人類的矯正和規範，為了維護地球生態的永續長存。

蓋婭假說是1970年代英國化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美國微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合作提出的。當時任職於美國太空總署的洛夫洛克發現，地球的大氣組成和鄰近行星完全不同，而有了一個大膽假設：生物並不只是被動地存活在物理環境中進行物競天擇演化，而是能夠改變環境，和環境產生密切互動，進而整合成一個超級體系。這個超級體系裡的溫度、氣候、空氣組成、酸鹼度等因素，會自行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範圍，適合萬物的生存，此一現象稱為自體穩定性（homeostasis）。於是，地球生態系就好像一個超級生命體，故以希臘神話的大地之母——「蓋婭」（Gaia）來命名。

把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視為一個整體，同時還是一個超級活體，這觀念在當年受到很多質疑和挑戰。現在雖然正統科學對此還抱持懷疑態度，接受者已漸漸普及，許多人已稱之為「蓋婭理論」，尤其是「大地之母」的比喻，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如今，哲學、環保、社會科學等領域也越來越多人採用這個假說。基本上，在自體穩定性的機制下，一旦地球出現失序事件，大地之母就會出手干預，把環境拉回適合生物繁衍的狀態。地球大約在35至38億年前就有生命存在並繁衍至今，想想看，能夠維持這麼長的時間，中間經過了多少天災地變、彗星撞地球等，這大地之母是何等堅韌、何等神奇！

從大地之母的角度看，人類其實才是當前最失控的一群：過度使用資源，讓地球失去平衡。雖然環保人士不斷奔走呼籲，要人類節制，但是在經濟掛帥、成長優先的意識形態下，人們終究還是執迷不悟。眼看地球就要毀在人類的手上，終於，大地之母出手，病毒出現了！在疫情之下，人類不得不停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動。工廠停工不再排放黑煙，汽車不跑、飛機也不飛了，油價瞬間暴跌，人們非必要不出門，更不能出國。地球總算得到一個喘息機會，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全體人類竟然這樣安分地生活了半年之久。現在雖然各地已陸續復工，企圖恢復「正常」生活，但疫情尚未完全結束之前，活動仍受限制。

別擔心，大地之母的動作，並不是為了懲戒或復仇，而是為了治癒傷害，讓萬物回復生機。換言之，只要人類有所節制，把我們對生態的破壞縮減到大地能夠忍受的程度，讓大自然得到足夠的時間療養，大地之母就會放我們一馬。如果人們仍然以為，只要疫苗出來，有了抵抗力，疫情就會結束，於是大家就可以回復原來的生活，繼續揮霍地球資源，這是見樹不見林的看法。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論只從個別物種的角度去理解演化，忽略地球萬物的共生概念。如果我們的環境汙染，惡化到大多數生物都難以存活，就算我們可以依賴科技，活在乾淨無毒的都市裡，這樣的地球，還能夠永續嗎

經濟活動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因此，未來的經濟動向，勢必出現一個矛盾：各國政府在疫情過後當然要採取積極擴張措施，努力振興；可是地球卻要求我們節制。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預估202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可望因疫情而減少8%，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環保成果，可惜不能具體轉化為各國的經濟利益。筆者悲觀地認為，疫情一旦趨緩，尤其是疫苗開發成功之後，人類經濟活動將報復性的大幅增長，進一步對環境造成壓迫。同時我們也可以大膽預測，大地之母將再度出手干預。我們無法知道她將採取什麼手段，也許洪水、也許瘟疫、也許氣候驟變；我們也無法知道她什麼時候會再度出手；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旦出手，影響程度將不亞於這次的武漢肺炎。

當然，凡事總有樂觀的一面。經過這次事件，越來越多人習慣並愛上了防疫期間的簡單生活，同時越來越多人有深切的省悟，必須自我節制，雖然力量微薄，總是一個希望。

此外，經濟體系似乎也有一個「蓋婭」存在。當經濟活動失序時，就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出來調和。例如台灣最近因防疫成功而出現報復性旅遊，大家同時擠在國道五號、合歡山、綠島或蘭嶼，旅遊品質就不用談了。於是許多人改選其他休閒方式以避開人潮，因而讓瓶頸得到抒解。同理，將來世界各國振興方案同時出籠，也會發生擁擠現象，在資源一時無法應付下，效果將大打折扣。這時，或許會有許多國家改弦更張另覓他途，於是系統得以自我調整。

不知讀者是否和我一樣，覺得生態上的地球之母，和經濟學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在概念上似乎有若干神似之處？但願這隻看不見的手也能像蓋婭一樣，讓經濟活動免於失控。我們更希望二者合作無間，確保生態與經濟的永續長存。而如何讓蓋婭與看不見的手合作，正是吾人的課題。

多次犯罪入獄的黑人慣犯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執法不當致死，導致美國爆發「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運動至今已三個月，多個城市發生打砸搶燒，甚至生命損失。美國是人類第一個民主國家，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憲政制度，而且有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曾打敗精銳的納粹軍團和日本皇軍，贏得二戰和冷戰等，怎麼可能對付不了街頭暴徒？發生了什麼「故障」？稍作深究，就可看出左派的根源性，是它美麗口號的欺騙性帶來的嚴重危害。

西方的左右派概念是較晚的事。保守主義的確立和興起，發生在二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時代，當時英國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寫了長篇檄文《法國革命論》，痛批以革命名義無法無天、濫殺無辜，推崇和強調傳統、秩序。柏克後被視為保守主義鼻祖。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馬拉（Jean-Paul Marat）、丹東（Georges Jacques Danton）們成為左派的濫觴。

Conservatism被譯成「保守主義」易引起誤解，因中文的「保守」一般指守舊、落後。其實應譯為「傳統主義」。因它的核心價值是尊重傳統、法治、秩序、程序、道德、常識等等。而相對的左派liberal被譯為「自由派」更不準確，其實應是「激進派」，因為他們要一攬子全盤改造社會，也就是要「砸爛國家機器」，天翻地覆，而且為目的不擇手段。

左派口號迷惑知識分子

法國大革命就是典型，要摧毀社會原有架構，不僅把國王皇后都送上斷頭台，還搗毀教堂，殺教士，要把整個體制「推倒重來」。手段則是暴力，隨意逮捕、斬頭。最後連大革命的主要領袖們也被送上斷頭台。這樣一場血腥，在被視為有悠久人文精神和文化的法蘭西怎麼能發生？怎麼能行得通？問題就在於，它不是高舉暴力、屠殺、斬頭的旗幟，而是高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美麗動聽、感人的口號，高舉左派鼻祖盧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的宗旨。什麼是「公意（民意）」？這種抽象概念，沒有法治、憲政的保障，最後就是誰拿到最高權力，誰就代表「公意」，誰就有權把別人送上斷頭台。

今天美國的黑命貴運動，左派民主黨及支持者，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政治正確的漂亮口號和所謂代表公意（民意），也是用這種政治騙術煽動民眾。在今年美國民主黨全國黨代會上，拜登等人的演講，幾乎都是羅伯斯比式的漂亮動聽的政治口號：什麼美國處於黑暗時期，我們要帶領人民走向光明；美國處於六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種族不平等，我們會帶來平等博愛；愛能戰勝恨，光明能戰勝黑暗，我們反映人民心聲（公意）等等美麗的大空話。

激進主義的特點：為目的不擇手段 

但僅僅有美麗口號，沒有掌握權力，法國大革命也無法繼續。當時國王同意召開170多年都未有過的「三級會議」（教士、貴族、平民等三個等級的一千多名代表每人有一票），結果本應是保守派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多數卻倒向了羅伯斯比們的所謂平民（610名平民代表絕大多數是律師），因天主教作為原教旨基督教，更熱衷平等、均貧富、甚至反商反富，所以他們更容易跟左派合拍，結果他們形成了多數，由此法國大革命等於拿到「授權書」。等到斷頭台設在教會門口時，教士們驚醒驚恐了，但為時已晚，刀斧手們已拿到權力，天主教們也成了革命犧牲品。

今天美國發生的騷亂，所以能持續這麼久，也有這種原因，因發生打砸搶燒殺的城市，全部是左派民主黨掌權（市長甚至包括州長），他們不派警察去執法、制裁暴徒，反而支持「黑命貴」中的反美暴力團體「安提法」（Antifa）的口號「取消警察」。全世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國家，哪裡都得有警察。沒有警察就等於讓暴力決定一切。這麼淺顯的常識左派民主黨的市長州長，包括政治要角歐巴馬、拜登、希拉蕊、賀錦麗（拜登副手）難道不懂嗎？他們當然懂。但黑命貴運動導致社會騷亂、秩序混亂、治安惡化，他們就可把這些算到川普總統和共和黨身上，就可乘機在11月大選中幹掉川普，拿回白宮，重獲權力。

無論是法國的羅伯斯比們，還是美國的拜登、賀錦麗們，共同點都是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同時都用最動聽的美麗口號迷惑人心。尤其左翼知識分子在其中起到特殊的壞作用。「斷頭台」所以能豎起，被羅伯斯比們視為「導師」的盧梭起到重要作用，當然還有其他左派知識人推波助瀾。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的代表作《九三年》（Ninety-Three）中就用主人公老伯爵的口痛斥說，「沒有盧梭，沒有伏爾泰（也是大革命鼓吹者），法國大革命就不至於發生。……一切都是那些爛文人和壞詩人引起的。」而今天在美國的左派騷亂，也主要得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左派媒體和知識分子的煽動、蠱惑、鳴鑼開道。

從法國大革命至今二百多年來，全球的激進主義運動，其中最核心、起到最壞作用的就是左翼知識分子。法國大革命如此，美國的激進騷亂如此。連自稱俄國共產革命是法國大革命升級版的列寧，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猶太知識分子占比例高達45%，而當時猶太人在俄國人口只占1.8%（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斯萊茲肯（Yuri Slezkine）專著《猶太人的世紀》（The Jewish Century）中的統計數字）。當年在俄國的猶太人幾乎都是知識人，即使今天在美國仍是如此；不僅絕大多數猶太人左傾、支持激進主義的民主黨，美國大媒體也多掌握在左翼猶太人手裡。

▲無論《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全都沒有「民主」這兩個字，不是疏忽，而是刻意要避免法國大革命（和今天黑命貴）那種暴民政治。Getty Images

美國先賢不提民主，避免暴民政治

美麗、政治正確的革命口號（迷惑人），掌握了權力（控制人），左派就有了推動激進主義的機會。法國大革命、列寧的俄國革命如此，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同樣。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治高調唱到最極端，但手段是暴力，製造恐怖，奪取權力（毛要獲得繞開官僚體制的絕對權力）。那些中學生紅衛兵們所以敢抓人批鬥、血腥暴力，因背後有毛澤東撐腰（毛的背後是軍隊）。而億萬人狂熱參與，因被美麗動聽的革命口號洗腦，就像攻打巴士底監獄的狂熱民眾，今天美國的黑命貴打砸搶燒，都折射出那種革命暴戾。

美國建國先賢們在通過《獨立宣言》和《憲法》時，就警醒到這一點——如何避免法國大革命。所以無論《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全都沒有「民主」這兩個字，不是疏忽，而是刻意要避免法國大革命（和今天黑命貴）那種暴民政治。《獨立宣言》的核心是個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憲法》則用法律形式保護這些個人權利，包括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就是要制止和避免商店、住房、私財等被像「黑命貴」這樣被砸、被搶、被燒、被毀。

雖然黑命貴騷亂在美國已三個月，雖然他們得到左派媒體和政黨的支持，但畢竟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憲政制度，美國又是一個基督教傳統的國家，那些重視常識、常理的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不會接受打砸搶，他們會珍惜和捍衛秩序、法治、傳統、道德等價值，11月大選，會用手裡的選票對左派、右派的價值，做最後的淘汰和裁決；驅逐「斷頭台的陰影」，美國會繼續成為保守派的雷根總統常強調的「山頂那閃亮的城市」，照亮人類的前程。

台北+日本+國際領導企業分享最新行銷科技趨勢

年度行銷盛會「MarTech Asia」即將登場，首屆 MarTech Asia 講師陣容，除了邀請 Facebook、Salesforce、Google、Shopify 等國際軟體龍頭與會，還有台灣百大影響力品牌出席，全聯實業副董事長謝健南將解析企業如何檢視自身的零售競爭優勢，善用科技工具佈局全通路；91APP 董事長何英圻將分享新零售產業的下一步發展；台灣萊雅如何持續採用最新MarTech技術，保有美妝龍頭的兢爭優勢；以及甫完成 D 輪募資的關鍵評論網，媒體未來如何與零售業者合作，攜手共創行銷生態系。

MarTech Asia，專注新零售未來、行銷科技應用趨勢

awoo （阿物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過往舉辦成長駭客年會的豐富經驗，今年首度舉辦 MarTech Asia 亞洲行銷科技高峰會，主題聚焦「後疫情時代的行銷科技新世界」，現場邀請多達 25 位行銷科技專家同台，分享零售業者如何善用 MarTech 行銷科技，突破企業成長困境，打造市場新生態。

今年開場嘉賓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擔綱，分享在台灣邁向後疫情時代，社會數位化進程與新形態科技應用的未來想像；曾創立 iClick 愛點擊、登上 Forbes 30 under 30 知名創業家的李彥樞將分享當隱私權崛起的數位新型態生活，品牌如何觸發消費需求，打造數位市場新藍海；而 awoo 執行長林思吾將帶來最新 MarTech 產業趨勢與新樣貌。

國際行銷專家分享最新數據技術，解決品牌數據困境

全球軟體科技公司 Facebook、Salesforce、Google、Shopify；日本 Martech 知名品牌 Repro、Treasure Data；台灣 Martech 領先企業 awoo 等業界行銷領袖將接續登台，分享如何以數據分析、客戶體驗優化為核心的營收成長策略。近年備受關注的數位轉型議題、建立消費者數據資料庫以及如何打造 360 度商品數據的 MarTech 應用，都將在此高峰會中深入剖析。

全聯、台灣萊雅、美而快等熱門品牌分享品牌實戰策略

除了最新行銷科技議題外，零售龍頭品牌全聯、美妝集團台灣萊雅、旅遊電商平台易遊網、美而快實業、良興電子等各家品牌也將分享如何運用行銷科技佈局全通路，打造優質數位顧客體驗，帶動企業獲利增長。

高峰會的兩場論壇將展望 2021 年行銷科技趨勢，由 awoo 執行長林思吾邀請媒體關鍵評論網、Verizon Media 以及零售業者良興電子進行專家座談；另場論壇則由 awoo 事業開發副總廖重榮主持，與智慧零售潛力新創荔枝智慧執行長何健偉、iMarts 創辦人暨執行長官欣怡、選優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劉憶涵，共同探討台灣軟體科技業的關鍵風向。

精采議程都在 MarTech Asia：

https://www.nununi.com/martech-asia-2020/

【活動介紹】

MarTech Asia 亞洲行銷科技高峰會 09 月 15 日 (二) 9:00-18:3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awoo 成立於 2015 年， 是台灣在 SEO 與 Email 領域第一名 MarTech 行銷科技公司， 2017 年起獲得矽谷多位知名軟體投資家與企業家連續投資。目前於東京、嘉義與台北皆設有營運據點，並擁有超過 10 位科學家的 AI Lab。每年所舉辦的成長駭客年會為台灣數位行銷指標盛事，超過 250 間企業參與、2000 名以上業界人士與會。

結合人工智慧與行銷智慧，awoo 推出台灣第一個由本土團隊自行打造的全通路行銷自動化平台 nununi，協助客戶取得流量、優化轉換、再行銷與會員留存，打造流暢的顧客體驗。

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訪問捷克時表示：「現在不是冷戰2.0……抵禦中共威脅比對抗蘇聯更難。」一般人不太了解這些話的內涵，總認為只要美國有決心，戰勝中共就沒有什麼困難。

但我深知，蓬佩奧能夠說出這些話，證明他現在對中共的了解比較深刻，中共確實與當年蘇共的國際地位不同，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在經濟上自成一體，與西方世界之間隔了一道「鐵幕」，除了千難萬險想逃到西方，不可能移民定居；今天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通過投資、貿易、移民外派，與世界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種盤根錯節的關係。

中國與世界的強經濟紐帶導致反共無陣線

反蘇時，西方各國意識形態色彩強，因為蘇聯的大清洗，反對共產主義紅色滲透有足夠的號召力。美國與歐洲大國也容易結成同盟，因為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經濟互助委員會」自己過家家，西方則有WTO的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關貿總協定），各玩各的，沒有經濟利益羈絆的關係，簡單得多。

如今的中共，通過改革開放建立了強大的經濟能力，三十多年之間，與世界的投資與貿易來往相當之多。據中國官方統計，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30.4億美元，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19年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FDI）為1,381.4億美元，穩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第二位。截至2019年底，累計設立外資企業數約100.138萬家。

亞洲國家一直流行「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成為中美兩國都要拉攏的對象。對於亞洲國家來說，中國仿中國戰國時期的連橫之策，採取「分而治之」的辦法，各個擊破，非常有效。比如武漢肺炎疫情禍害全球，美歐等國對中國產生排斥感，中國立刻就把重心放到東盟諸國，在短短六個月之間，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讓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4.7%。讓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排名發生了重大變化：在2019年，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前四名分別是：歐盟、東盟、美國、日本。再往前追溯到2018年及之前，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2019年被東盟取代。

由此，亞洲的地緣政治對美國來說更形複雜，台灣與東盟的關係也變得更加微妙。

▲FBI局長雷伊披露在過去十年中，中共對美國學術界的情報盜竊案增長了13倍。Getty Images

中國對美紅色滲透無所不在

中國對美滲透，遍及黨政商學軍。兩黨中尤以民主黨要員與中共的利益糾葛非常多，比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近兩年醜聞纏身。據香港《南華早報》2019年10月6日報導，根據中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數據庫檔案，拜登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是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渤海華美（BHR Partners）的董事。該公司成立於2013年12月，註冊資金為人民幣3,000萬元，約合400萬美元。拜登任副總統時，曾經在2013年12月訪問北京。據《紐約時報》早前報導，2017年10月，亨特斥資約42萬美元買下了渤海華美10%的股份。《南華早報》報導稱，該基金的合夥人還有前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的前顧問阿契爾（Devon Archer）。阿契爾與拜登在烏克蘭和美國均有投資合作。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雲集了美國「擁抱熊貓派」的重要人物，在政、商、學界勢力甚大。近年來，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日益猖獗，其中利用「千人計畫」招募學術間諜是其中一種方式。FBI局長雷伊（Christopher Wray）7月在紐約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講，披露在過去十年中，中共對美國學術界的情報盜竊案增長了13倍。他說：「FBI目前正在處理的5,000個反情報案子中，幾乎有一半都與中共有關。」今年1月28日，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因參與中共「千人計畫」被FBI逮捕。利伯是奈米電子領域的傑出人才，他從武漢理工大學的哈佛大學奈米聯合實驗室獲得了5萬美元的月薪、15.8萬美元的生活費以及174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因為協助中共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在接受司法部調查時撒謊，利伯將面臨嚴厲的指控。

民主黨的州長身邊，也不乏中共安排的間諜。紐約州州長古莫（Andrew Cuomo）的前助手科恩斯（Daniel Kohns）公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替中共遊說。這一情況讓人聯想到兩年前發生的同類事件：2018年7月，美國著名政治雜誌《政客》（Politico）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美國聯邦參議員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的前辦公室主任兼司機有中共間諜嫌疑。范士丹與中國的友好非常有名：2000年她成功遊說國會給予中共永久最惠國待遇並力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她的丈夫理察‧布盧姆（Richard Blum）在中國的生意發展頗為順利。外界呼籲，對於范士丹與中共長達40年的關係進行調查。

中國還購買頂端智庫為其服務。8月中旬，FBI宣布對華盛頓特區的一家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展開調查，原因是該學會與中共上海一家專門負責招募間諜的政策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有合作關係。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的介紹，目前有近20位學者在拜登競選活動中擔任顧問，其中包括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組織拉什‧多希（Rush Doshi）主任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麥可‧奧漢隆（Michael O'Hanlon）。布魯金斯學會的其他官員，例如中東高級研究員塔瑪拉‧科夫曼‧維特斯（Tamara Cofman Wittes），以前曾在歐巴馬總統任職期間工作，並有可能在未來的拜登政府任職。

中美貿易戰初起，布魯金斯學會甚至以學術研究的名義為中國支招。2018年3月下旬，川普宣布展開對華貿易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4月9日隨之發布了《中國徵收的關稅對美國產生的影響》（How China's proposed tariffs could affect U.S. workers and industries），該研究將中方反制美國的兩份關稅清單的影響細化到美國的縣這一層級，指出，在2,742個縣中，有2,247（82%）的縣在2016年將選票投給了川普。該研究的測算顯示，若爆發中美貿易戰，受傷最重的，有可能將是美國總統川普的深紅（共和黨）票倉。

美國農業部的數據清晰顯示，僅豬肉和大豆兩項產品增稅，就對中西部深紅州造成巨大衝擊：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在排名前10位的大豆和豬肉出口州中，川普贏得了其中各8個的支持。這10個州分別是愛荷華、明尼蘇達、北卡羅來納、伊利諾、印第安納、密蘇里、奧克拉荷馬、內布拉斯加、俄亥俄（關鍵搖擺州）和堪薩斯。這等於以學術研究之名，公開指點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打擊川普。一個智庫有如此明顯的黨派立場，而且不顧國家利益，讓外界覺得奇怪。FBI針對該學會與中國的關係進行調查，說明這個報告是有意為之。

中美關係將來的走向，目前只能作如下預判：

一、2020大選結果將決定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中共現在只能寄希望於民主黨拜登勝選，按目前的情況來看，民主黨如果不通過郵寄選票作弊，幾乎不可能勝選。

二、川普連任成功後，就算滿心想打擊中共，也會受到多種因素牽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判斷「美中對抗比美蘇對抗更難」是基於現實的清醒判斷。

三、台灣專注於本國民生，壯大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發揮作用，就是最好的自保方式。

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時，台灣政治上剛要開始民主化，既得利益、保守觀念、乃至激進思想都讓民主化改革十分艱難。李總統以合理的目標、堅定的毅力和高明的策略，成功完成和平民主化的寧靜革命，使台灣能做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

李總統在經濟上的挑戰也很大且很多。台灣當時已達開發中國家的頂峯，而要成為已開發國家，卻要在產業結構、政策制度以及人民的觀念和做法上做很多改變。台灣在這要轉大人的時候，又恰逢民主化及國際情勢的改變，使很多經濟相關問題同時爆發，各問題相互交纏，人們的目標、利益、觀念以及意見的衝突，甚至比公開的政治意見衝突還大。若非李總統堅持國家整體的目標，很多問題和政策可能會被個別的利益或見樹不見林的想法扭曲到不正確的方向，而使台灣陷入不少開發中國家難以脫困的所謂「中所得陷阱」。

台灣面對嚴重「要素價格均等化」問題

台灣從日本時代到1980年代間，近百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力量是來自經濟的落後。當時台灣只要努力運用較先進國家低的薪資及其他資源成本，就可以生產出成本低於先進國家的產品而出口。這等於是把先進國家的生產和就業搶到台灣來，而因此對國內人力及其他資源需求的增加，也把台灣的所得逐漸拉高上來。這種發展可說相對容易，政策只要讓投資、就業、生產、出口能方便地進行，學理上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就會使我們持續發展（請參閱：陳博志，〈「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說甚麼？〉，《看》雜誌，第53期）。

但在1980年代之後，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競爭，它們的薪資和其他成本遠低於台灣，因此同樣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由協助台灣搶先進國家的產業並拉高台灣的薪資，變成協助開發中國家搶台灣的產業並拉低台灣的薪資。國際經濟更自由化的結果，甚至使台灣廠商要到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投資，比以前先進國家廠商要來台灣投資更為方便容易。於是台灣廠商和產業大量外移，加快了台灣薪資被開發中國家拉低的作用，也拉低了台灣生產成長的速度。台灣若要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必須更快速發展開發中國家不易搶走且能和先進國家競爭的產品和產業。台灣經濟發展因而比以前更困難而要有更好的努力及政策。

而在那時候台灣的民主化，恰使長期被壓抑或忽略的勞工權益及環境保護議題爆發，勞工及環保運動興起發生極多爭議。國內公共建設不足和社會福利跟不上經濟發展的現象也飽受批評。而鉅額出超除累積成國內游資泛濫及投機活動盛行之外，美國又恰在此時要求出超國家貨幣大幅升值，新台幣在四年間由大約40元新台幣兌換一美元升值到約25元新台幣兌一美元。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因為用美元計算的成本遽增而大幅下降，因此更想要外移。新台幣升值使人民覺得財富和所得上升，游資等因素引發的泡沫經濟和股價及不動產價格暴漲，隨著而來的服務業發展又使薪資快速上升。結果台灣像個暴發戶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而企業對外投資或外移的壓力和能力也都進一步提高。

這些問題其他先進國家如日本雖也曾面對，但它們是分幾十年面對，台灣卻是同時發生，因此更難處理。這種種問題都分別有其對策，但這些問題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有複雜的相互影響關係，因此對付某個問題的方法很可能具有使其他問題改善或惡化的副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屆得主揚‧丁伯根（Jan Tinbergen）曾指出，這種情況下各種政策應依經濟的相互影響關係同時決定，才能做最好的政策搭配（Policy-Mix）。

在這種多重問題同時存在的情況，決策者若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對付個別問題，而缺乏對整體經濟的了解和構想，各政策的本意和效益就常會被其他政策的副作用抵銷。決策者若無法抗拒各別問題之利益集團的壓力，政策也會被扭曲到只看部分人直接短期利益的方向，而破壞政策的整體性和正確性。李登輝總統身為經濟學家而了解政策整體性及私人和社會利益的不同，因而能堅持較正確的整體政策。但也因此至今仍受一些只看到私人短期利益之人士的批評。

▲面對產業外移時，國家經濟發展必須走的方向便是產業升級。Adobe Stock

產業升級、戒急用忍、南向政策

李登輝總統時期的政策很多，本文只以「產業升級」、「戒急用忍」以及「南向政策」這三個主軸的相互關聯，以及其中一些可能會被扭曲的情況，來說明堅持政策整體性及注意社會利益和副作用的重要性。

簡單地說，「產業升級」是要改善既有產業及發展新產業，而使國家有夠多的產業能在薪資、所得及其他成本提高後仍具國際競爭力，而創造夠多更高薪的就業。這是國家繼續經濟發展一定要走的方向。而這方向的成功也因提高產業支付相關成本的能力，而可同時降低勞工及環保方面的一些爭議，並減少產業外移的壓力。即使產業仍有外移，新興升級的產業也可彌補其留下的就業和生產缺口。產業升級到在國際上具有關鍵性時，也可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支持。也因此1990年代國外曾說台灣的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產業形成可抵禦侵略的矽盾，現在台積電也被稱為護國神山。

但當時中國已藉其低成本、大市場以及不公平的政策獎勵和貿易障礙，大肆吸引甚至搶奪台灣的產業，新興產業的發展不足以彌補外移造成的缺口，而使國內薪資及經濟成長率被拉低。產業外移的機會也像企業經營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說的那樣，降低了一些廠商在台灣產業升級的努力，產業外移中國更會使其上游產業被迫跟去（請參閱：陳博志，〈紅色供應鏈與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第161期），而整體企業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則會被中共當成以商圍政和經濟制裁台灣的武器。所以李登輝總統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來規範對中國的投資，以減少非必要之投資而避免產業對中國的外流和依賴過大。

而因國際競爭而必須外移的產業，則以「南向政策」移轉一部分到東南亞投資，以免對外投資全集中在中國，而使下游產業的中上游產業不得不跟去中國。南向政策也可分散投資和市場太集中在中國的經濟政治風險，並協助東南亞國家發展而提升它們和台灣的關係和友誼。

現在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已察覺，產業大量外移造成的失業和所得分配惡化等等傷害，也了解中國的不公平政策及想支配其他國家的心態，因此很多國家不只要積極發展自己的產業和技術，也都要限制對中國投資及技術的移轉，甚至出資召回已去投資的廠商。美國的印太戰略也要強化和東南亞的合作。換言之，現在先進國家也要產業升級、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顯示李登輝總統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先見之明而超前布局。當年不支持李總統政策甚至妄加批評的國家和人士，都欠李總統一個道歉。

國家整體利益與私人利益不同

不過在當時很多人卻以私人利益的觀點，或者以對事實不正確的認知來批評這些政策，甚至因為不敢說出口的意識形態而反對這些政策。這也導致某些政策被扭曲或未能有效執行的風險。其中很多風險都因李總統的堅持才被化解或降低。

舉例來說，當年有不少人說商人最知道那裡最賺錢，所以政府不該干預。這說法其實是不懂國家整體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不同，也不懂個別廠商外移對勞工就業、產業升級、其他廠商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的傷害等社會成本。他們也忽視了到中國投資的許多被侵權和政治迫害等私人損失和風險。如今很多人私人利益受害已後悔莫及。而紅色供應鏈的興起也使一些當年主張和中國互補合作的人士覺悟到中國要整碗端走的本質。

再以當年的亞太營運中心政策來看，當初這政策是要將一些國際企業設在香港的亞太營運中心或區域總部吸引來台灣，因為1990年代這些企業已在擔心香港九七之後會失去法治和自由。但這政策卻被部分官員和負責規劃的國外研究機構吹牛成台灣要做亞太的經濟中心。但台灣其實並沒這個條件（請參閱：陳博志，〈別再做東亞中心的幻夢〉，《看》雜誌，第117期）。於是有些人就進一步說要三通不得罪中國，以藉中國做腹地來成為亞太中心。一個源自國際對中國不信任的政策，竟被扭曲成要台灣更依附中國的政策。所幸李登輝總統在1996年公開導正，政策才沒走得太偏。李總統有先見之明和整體思想，並堅持正確做法，台灣經濟今天才能不被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