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是鄧小平最早在60年代就說過的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掌權，中國人曾一時充滿希望，以為在30年荒唐血夢之後，終於可以回歸真理了。但是站在2020年往回看，得承認是我們會錯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

鄧小平有機會否定毛澤東但卻沒有，而是做出了對毛澤東三七開，功大於過的評價。後來鄧小平在六四中鐵了心要做總射擊師，反映出他的心態是一致的。他說這話的真正意思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是我黨家的貓，就行了。黨不能只掌權，黨還是要吃肉的。

所以，中國人如果以為黨是在說，這是你家的貓，要為大家捉老鼠，那往輕說是自作多情，往重說是致命錯誤。如果你犯了這個錯誤，還要去提醒黨兌現這個錯誤，那麼黨會叫來坦克車幫你改。貓捉老鼠，從來只是為黨而捉，至於小民們，在黑貓、白貓橫行的社會，能有點湯喝那就是恩賜了。

在過去40年裡，貓富了，富得流油，成了天下第一富貓，以至於那些想分一杯鼠羹的國家，紛紛「百邦來朝」，在一片大紅色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紅色，是醉人入夢的顏色。

也可以說是美國人的天真幼稚，他們居然把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錯當成了一位自家德州牛仔哥，只因為他臨時戴上了一頂牛仔帽？就是這個牛仔夢，讓美國每年奉獻幾千億美元逆差，20年無怨言。

而小民們，也有湯喝了。準確說，是6億小民每月有了150美元的湯錢。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講：「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人民幣），一千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

6億人，足以組成一個「紅窮國」了，這會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超過現在第三人口大國美國幾乎兩倍，而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卻是排在全球190多個國家的第140位往後，還要比很多「百邦來朝」的國家窮很多，這是真實的數字，不是夢。

治理國家好比經營企業，在全球經濟緊密以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民間企業及公民社會力量抬頭，轉變了傳統政府體制及國際權力政治。國家不再能只靠槍砲來確保自身地位，還需仰賴更多軟實力及民間力量來鞏固。以下借鏡商場智慧來省思治國之道，從當代企業經營的竅門，來談談中共在國家治理上的五大政治錯誤。

錯誤一：說謊成性，品牌信任陷入危機

「品牌信任」（Brand Trust）是企業競爭力核心要素，尤其在當前資訊科技越來越發達的時代，「品牌信任」的價值益顯重要。《必然：掌握形塑未來30年的12科技大趨力》（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一書的作者凱文．凱利（Kevin Kelly）表示，因為「信任」無法被科技複製，無法被捏造，而且需要大量時間投入才能建立信任，因此有品牌信任的公司的產品往往能賣出更高的價格。

中共說謊成性，早已陷入「誠信危機」。自1921年建黨起家至今99年，中共就是不斷靠著欺騙人民、美化自己、抹黑對手來維繫政權，控制網路和媒體，防止人民獲得真實資訊。或許「謊言」可以幫助中共獲取利益並且逃避責任，但終究得承受失去「信任」的代價。

中共這次隱瞞武漢肺炎疫情，踢到鐵板，惹怒了全世界。更別提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推特文說武漢肺炎是美軍帶去中國的，試圖透過媒體和輿論改寫病毒起源，把責任推卸給美國。這一舉，可以說是壓垮中共誠信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僅引起美國人民群情激憤，更讓許多長年支持中共的國際人士幡然悔悟。

錯誤二：專制暴政，不重視個體價值

蘋果、臉書、亞馬遜、惠普等優良企業的共同特質之一，就是「自主性與企業家精神」。不管員工層級高低、薪水多寡，企業家重視每一位員工在公司扮演的角色，並鼓勵員工提出個人看法，給予員工應有的福利，營造友善工作環境，進而激勵員工熱衷工作，發揮1加1大於2的團隊合作力量。

反觀中共可說是惡名昭彰的「黑心企業」，極權體制不僅踐踏人權，剝奪人民言論、集會結社、人身及信仰自由，並監視、壓制人民，建立集中營，把不聽話的人送進「勞改」或「黑監獄」。個體價值無法發揮作用的後果，就是中國的公民社會無法得以茁壯。而這長期孱弱的公民體系導致中國社會始終缺乏一套創新、自我更新、自我修復的機制，得不斷仰賴政府介入。

但很多社會問題是無法單靠政府解決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年3月11日發表一篇題為〈災難降臨，中國更需要公民社會的力量〉的評論表示，當國家面臨像是此次武漢肺炎這麼重大的災難時，其實「社會自助和自救」常常扮演比政府更有用的角色，借助民間的力量，防疫可以達到更好的成果。但在中共「維穩」的算盤裡，這些欲求社會團結的力量就成了管制打壓的對象或被輿論攻擊為異端。

錯誤三：急功近利，缺乏社會責任精神

「飲水思源」是中國人感恩天地、回饋社會的道德觀念，體現在企業經營策略上即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只是捐錢、做公益慈善活動，歐美企業更強調企業應該以「社會目的」為導向，在制定產品或政策時，即納入社會需求的考量，實現共存共榮、永續經營的理念。

中國企業目前仍較不重視社會責任，比較重視商業考量及短期獲利，缺乏承擔社會義務的概念。中國政府亦然，中共確實提供了不少公共財，帶動經濟發展，例如大量興建高鐵等「鐵公基」工程，截至去年底已長達3.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共過度擴張基礎建設、允許濫蓋房產、建商濫墾濫伐，長期下來中國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消耗殆盡，農民耕地減少、環境被汙染、草地退化與沙漠化、霧霾增加。各種汙染不僅有害國民健康，折損人民壽命與勞動力，還導致畸形兒出生率升高。中國崛起了，但這崛起的背後，賠上無數人命、環境傷害、辛酸血淚，可能用再多的金錢都無法彌補。

錯誤四：以債養債，中國國家財政惡化

在財務方面，企業為了獲利鋌而走險，採取過度聰明、投機取巧之法，導致企業擴張過度，變成得倚靠信貸或補貼度日、以債養債的殭屍企業，甚至陷入破產狀態。中國財務狀態每況愈下，殭屍企業數量不僅排名世界第二，債務增長更是怵目驚心。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IS）最新統計資料，去年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餘額已達255.9兆人民幣，占中國GDP的258.7%，再創歷史新高。

面對如此債台高築的危機，經濟又遭武漢肺炎疫情重創，第一季GDP首度出現負成長6.8%的困境下，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仍然大手筆地進行「撒幣外交」。

中國國務院在6月7日記者會，發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宣布對77個發展中國家暫停債務償還，免除額約2.6億美元。該金額雖只占總額一小部分，但已顯示出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貸款遭違約的風險與日俱增，且已有許多低收入發展國家很明顯無法償還重債。中國雖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排名卻在第65名，在國家債台高築、銀行接連倒閉、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等財政擴張計畫，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財政狀況。

▲歷史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只會帶領國家走向失敗時，中共領導人不但沒有放棄馬列毛思想，反而抓得更緊。圖為中國人民大會堂。Adobe Stock

錯誤五：抱殘守缺，放不下共產主義

「創新」及「靈活變通」是企業永續經營之智慧所在。有些企業認為與其花成本做改變，倒不如維持既有的舊模式，獲取更多報酬，所以不肯靈活應變。但事實上，風向會變，海水會轉。當遇到突如其來的「黑天鵝」時，最能調整腳步應戰的企業，才能存活下去。

國家治理亦然。當今的中國經濟崛起，是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始的。鄧小平的成功，其實就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換言之，中國崛起與否以及崛起程度，取決於中國遠離共產主義的程度。在《余英時回憶錄》書中就觀察到，當年中國選擇共產主義以為可以救國，卻沒想到所帶來的貪汙腐敗導致整個中國社會變得「畸形」，「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

即使中國早已放棄了計畫經濟，但中共始終以馬列毛思想為首，從政府、公司到學校都得接受共產黨思維的領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直接在黨刊《求是》雜誌上，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共產黨人的必修課〉為題投書。當歷史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只會帶領國家走向失敗時，中共領導人不但沒有放棄馬列毛思想，反而抓得更緊，再次應證中共抱殘守缺、食古不化的心態。中國其實有更好的體制道路，那就是學習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化」。因為只有民主體制才能帶給中國更大的應變力與創新能力，長期繁榮下去，那才是能實現大同世界的「中國夢」。

5月下旬的北京兩會，突然宣布要為香港制定《港版國安法》。消息不但震動全港，也引發全球關注。因為繞過香港立法會而由北京直接出手為香港制定法律，無論如何是談不上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的。這不但是對香港民眾的敵意，也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

面對港版國安法的各界反應

由於北京態度之強硬，大有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來「攬炒」（編註：玉石俱焚），因此即使自己也可能成為《國安法》下待宰羔羊的建制派人士，絕大部分也只能表示擁護。身為人大常委的香港傳統土共譚耀宗，一直充當北京的傳聲筒威嚇香港人；「忽然愛國」的舊電池中更不乏助紂為虐者，例如早就聲名狼藉的譚惠珠；曾經一僕兩主、長期擔任金管局總裁，現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的任志剛，竟以「感謝主」來褻瀆神祇，他居然認為此舉有助穩定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也有以警告後果嚴重來暗示異議者，例如原屬愛國愛黨新民黨的人大代表田北辰，則不諱言「如果北京什麼都管，一國兩制就玩完」，後來人大進行表決時出現唯一的反對票，中國網友紛紛猜測就是他投的。原來江澤民派系愛將、曾與地下黨梁振英爭奪特首大位落敗的政協常委唐英年，聲稱商界歡迎《港版國安法》，然而又做了許多表示不安的暗示。例如被問及如有中央機構在港執法人員是否需要遵守香港法例，唐英年表示本港已經有海關、警隊等執法機構，同樣需要守法，他相信所有在港活動和生活的人，都應該遵守香港法例。

民主派勇武之士早就不顧性命維護香港利益，自然照樣上街進行抗爭，大批大批地被黑警抓走，受到暴力虐待。有的表示要轉入地下工作，這是勢在必行。泛民中的年輕世代與本土已經不分彼此，老一輩不少也是如此，但是仍有「老成之士」，擔心西方國家的制裁會砸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損害市民利益。例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竟然認為美國的制裁會傷害香港而須高抬貴手，放香港一馬，完全不知道與流氓中共一向的惡行一味妥協只能助長中共的氣焰。

當年每逢美國要以《301條款》制裁中共時，不少中國民運人士表示反對，理由是會傷害到中國民眾的利益，只有魏京生堅決主張制裁。美國每次放中國一馬，結果就是如此餵肥了中共，到現在尾大不掉，使美國非常頭痛。李柱銘從政近40年尚未吸取教訓，到現在還就港獨問題糾纏不休，被稱為「左膠」不是浪得虛名。

▲如果美國剝奪港幣與美元的兌換關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立即崩潰，香港將成為臭港。Adobe Stock

美國手握殺手鐧

左膠並非香港土產，而是國際產物，西方國家雖然也都表達關注與譴責，然而也有輕重之分。美國對中共態度最為堅決，在去年因應反送中制定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之後，除了國務卿蓬佩奧（龐皮歐）立即表示美國會有強烈反應之外，川普總統更親自宣布制裁措施，包括撤銷香港的特殊待遇、禁止有中國軍方背景學生入境、防止美國技術遭竊取，以及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

其中的殺手鐧，當然就是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由於具體內容還沒有公布，大家議論紛紛，如果僅僅是增加關稅，雖然也會大傷香港貿易中心的地位而影響金融；然而最要命的卻是香港是人民幣兌換美元的離岸最大中心；港元本身又是與美元掛鉤而有固定的聯繫匯率，這需要美國配合，如果美國也剝奪港幣與美元的兌換關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真是立即崩潰，香港將成為臭港。

因此目前香港的資金已經逐漸流出，主要去新加坡與台灣避風，其中包括香港中資民企與紅二代、官二代的資金，後者反而最怕被習近平抄家，明天系負責人肖建華從香港被綁架回去就是實例，以後則是光明正大了。而外資的某些舉動，如果危害到中國經濟利益，例如做空港幣、人民幣，揭發中國企業的假帳或國企的不法行為，分分鐘（粵語，隨時之意）也會被戴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而被執法。外資當然也要走避。別看香港股市大跌之後也反彈，那是「北水」灌進來的，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與習近平的大撒幣，中國對香港的支持能夠持續多久？

目前美國對中企不斷採取制裁措施，包括要摘下在美國股市掛牌的中國公司，因為太多假帳損害美國投資者的利益。這些中企準備移到香港上市。然而一旦香港外資撤走，誰來投資？因為香港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市場，是外資投資中國的重要跳板。現在中國發行債券問津者已經不多，股市豈非也沒有保障？

也有說中企要到倫敦上市，然而英國現在對《港版國安法》反應激烈程度僅次於美國，因為中國公然撕毀了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協議，英國身為當事人，怎會無動於衷？何況現在保守黨執政，首相強生的右派形象鮮明，豈會讓中資到英國掠奪資金？歐盟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也是持批判態度，而中國的惡劣態度，例如把第二波武漢肺炎在北京的傳播，第一時間就推給挪威的鮭魚並且下架與取消進口，下一步會不會是對中國充滿期待的德國汽車？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徑還希望在歐洲找到盟友？

面對內外壓力 中共自亂步伐

因此中國自己也亂了步伐。例如新華社宣布6月18到20日將召開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許多輿論紛紛猜測中國將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這樣就可以制止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也可以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以《港版國安法》拔除當選的某些立法會議員。然而過了幾天新華社宣布會議的議程時，竟然沒有把討論《港版國安法》列在其中。可是到開會前夕的6月16日，新華社又突然宣布會議將討論《港版國安法》。

新華社指上述《港版國安法》草案的審議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臨時提請安插，故未見於原先議程。什麼事情會做如此緊急安插？是17日（北京時間18日）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要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會談來提高自己的談判籌碼嗎？還是中央本來主張推遲審議避免外界強烈反應，結果卻是習近平親信栗戰書利用自己的人大委員長身分，召開委員長會議自行做出的決定來表明習近平的定於一尊？

然而到了20日會議結束，《港版國安法》並未通過。顯然北京還有顧慮，可能楊潔篪帶回來美國強硬的訊息而使北京再施緩兵之計。而在此時，《港版國安法》的草案才曝光，與原先所預告的內容有些變化。香港人最在意的內容，是中共在香港成立國安團隊並在香港執法，這也是上述唐英年的顧慮。這點完全沒有變化，定名為「駐港國安公署」，說是在「特定情形下」才對香港國安案件履行執法權。可是北京從來不會實現承諾，而且隨時會對「特定情形」有新的解釋。然而也看出北京對外國的反應是畏懼的，所謂「不得干涉內政」只是表面上的氣壯如牛。

草案中四類犯罪行為中包括「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與全國人大原先通過決定草案的字眼「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不同，把原先對付外部敵對勢力改為針對香港內部的勾結外部敵對勢力者。這顯然要減弱對外國的敵意而恐嚇香港民眾。然而什麼叫做「勾結」，被勾結的外國勢力難道沒有事嗎？

此外，草案雖未如外傳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但規定須由特首指派數名法官處理訴訟程序，有別於由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指定法官審理案件的傳統。這是要避免被指控為「種族歧視」，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特首凌駕司法之上以後，還有司法獨立嗎？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制度也就徹底破功。

《港版國安法》要幾審才通過？內容會不會再更改？都得看香港民眾與外部勢力的態度，還取決於中共內部的鬥爭。無論怎樣，當年鄧小平接見十二金釵，大叫「請投資者放心」的呼籲再不會有什麼人相信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日益下沉而不是上升，這取決於中國的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

中國和印度在邊境地帶又發生軍事衝突，雙方都幾十人死亡。在武漢病毒全球蔓延、全世界無數人痛恨中共導致世界性瘟疫情況下，北京當局不僅毫無愧意，反而更瘋狂地在全球樹敵，此刻還與印度衝突，這更展示習近平瘋狂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雖然中印之間在1962年曾有邊境戰爭，印軍失敗，但今天的印度絕非當年，習近平們根本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變化，中共將為錯判付出巨大代價。

終結尼赫魯左派政治 保守派莫迪崛起

首先，長期左派執政的印度已巨變。在印度獨立之後的60多年中，不幸的是，熱衷社會主義的尼赫魯家族主導的國大黨（NC）竟執政近50年！僅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兩人就掌權32年！左派國大黨煽動反富、反商、均貧富、國營化，這種列寧毛澤東式的洗腦在窮人多的國家很容易俘虜人心，尤其得到喜歡唱道德高調和作秀的左翼知識分子支持，所以國大黨在印度長期掌權。這種一黨獨大造成印度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雖然在野的人民黨（BJP）也執政過，但直到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當選，印度巨變，人民黨才成為1984年以來首個獲國會過半議席的單一政黨，結束印度近30年靠聯合小黨的「聯盟政治」（印度有700多政黨）。

2019年大選莫迪不僅連任，人民黨在國會席位更增加，是印度獨立72年後首次完成第一任期後再次勝選。印度是五年一次大選，莫迪成功連任，該黨獲有史以來最大勝利，史家認為印度進入「莫迪時代」（他將執政10年），尼赫魯家族時代被終結！那個1962年中印戰爭時對外軟弱、推行社會主義導致經濟貧困、軍力不強、政黨腐敗、領袖無能的局面已被結束。習近平們還用舊眼光看印度，完全時代錯位。

過去五年印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中國

第二，不少中國知識人強調印度雖有民主，但經濟不如中國。但印度的經濟問題不是出在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魯們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造成的。就像中國毛時代計畫經濟和專制導致貧窮。1964年（中印戰爭兩年後）尼赫魯去世時，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韓一半；英迪拉．甘地接班執政20年，1984年她被暗殺時，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韓人的25%。左傾社會主義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黨主張市場經濟。九十年代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印度就開始揚棄社會主義。尤其現任總理莫迪擔任11年州長時力推自由商貿獲得成功，他執政後強勢全面改革，推行市場經濟，印度開始騰飛，過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中國！

印度的知識精英普遍懂英文（是國家法定語言之一），方便印度與西方國家接軌，尤其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另外印度有充足的勞動力，20歲以下年輕人占印度人口55%。在大量外資撤出中國之際，很多選擇去印度，那裡不僅有廉價勞動力，更有民主法治等對經濟投資的保障。

印度軍費開支已成全球第四大

第三，經濟成長使印度更有能力投資軍事。莫迪執政第三年（2016）印度的國防開支就超越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全球第四大軍事開支國（前三是美國、中國、英國）。印度海軍排名全球第五，有航空母艦等155艘戰艦，在印度洋具主導力量。印度軍隊133萬，全球排第三（中國200萬，美國140萬）。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國防部長說現在已不是1962年，意思就是印度軍力絕非當年。印度從美國獲得射程3萬公尺的榴彈炮、美製重型運輸直升機，還有從以色列購買的萬枚「長釘」反戰車飛彈，它只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800到8,000公尺，適應高原作戰環境，對邊境的中國輕型坦克構成極大威脅。

如今親美的印度不僅從美國獲得尖端武器，還因印度是俄國傳統盟友，也從俄羅斯拿到先進戰機等，這些都有助印軍強大。印度也是核武大國，其「烈火五號」導彈射程覆蓋整個中國，這些都對北京構成戰略平衡和反制。

印度教和「莫迪時代」的和聲

第四，莫迪執政後印度民族主義高漲。人民黨強調「印度教特性」（Hindutva），突出印度教在國家身分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種族、語言等建構同質的強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闊斧改革。他連任後印度就頒發法令，取消了對喀什米爾地區（印屬）的《憲法370條款》，把它分為兩個邦，並允許外地居民在當地購買不動產，不僅有助改變該地多數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壓縮了該地區極端伊斯蘭的空間。莫迪說，他履行競選承諾，執政70天就做到了。

莫迪政府同時還給從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來到印度的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分，但不包括伊斯蘭教徒。雖遭左派國大黨等抗議，但這個政策等於遏阻伊斯蘭勢力在印度的擴大，增大印度教的主導地位。莫迪的大幅度迅速改革，使他在本黨支持率達到90%，全國支持率達84%！這給了莫迪在處理中印邊境問題上更大的施展空間。

「印太戰略」的美日印三角聯盟

第五，印度外交大轉向、與美國結盟。在尼赫魯時代，印度實行所謂「不結盟」政策，其實這是幌子，實際上尼赫魯們在與共產蘇聯連手，暗中抗衡美國。這種左傾政策直到保守派人民黨執政才有所改變，靠近中性一些。但到了莫迪當選則情況大變，印度清晰地朝向與美國、日本連手。這中間還因巴基斯坦是印度宿敵，卻一直得到中國支持，所以印度需美國的支持來平衡中巴勢力。

另外莫迪本人也有建立強大印度、成為「南亞次大陸主導性國家」的雄心。由於印度經濟迅速發展，也吸引了周邊鄰國，目前孟加拉、不丹、斯里蘭卡都是與印度友好的政府。所以，莫迪的印度，正在從「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向「領導性力量」（leading power）轉變，在國際舞台上更舉足輕重。

印度的變化也與美國的政策有關。川普總統當選後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而不再是以往的亞太戰略，這個新提法就是要形成「美日印」三角聯盟，抗衡中共勢力擴張。這次疫情蔓延，川普政府更看出中共的全球性危害，提出「美日印澳」四國戰略聯盟。同為保守派的英國首相強生提出「民主十國」設想，由七大工業（民主）國再加印度、澳洲、南韓。川普總統還希望再增加俄國，由此形成11國聯盟，其戰略重心是遏阻中共。在這個大態勢下，印度的全球地位更為提升。

上述五個變化都展示，印度作為戰略大國的實力與日俱增。對這樣一個崛起的印度，習近平們還蠢行到邊境衝突流血死人的地步，那就等著付慘痛代價吧；眼前明擺著的，就是更促使印度與美國結盟，更導致印度人民的反獨裁中國情緒，這個強大民意更給了莫迪政府助力，強硬回擊習近平們的愚蠢和瘋狂。

2020年適逢美國大選，發生的怪事接連不斷，背景撲朔迷離的武漢肺炎如何從中國實驗室出來還在爭議之中，「美國文革」又如疾風暴雨般來臨。在美國大肆打砸搶燒的Antifa，剛被美國司法部定為恐怖組織，從不對中國政府的暴行說半個不字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次不僅大肆譴責美國警察的執法暴行，還宣布承認Antifa是合法組織。

這些怪事的背景，將來總會有人揭示，本文只分析這次美國文革的驅動力：歐巴馬在美國啟動的身分政治：入學、就業、升遷、司法全按膚色標準，黑人優先。如果以為美國「種族歧視」仍然是歧視黑人，還請先看了以下事實再發表意見，因為美國早就形成了逆向種族歧視。

讓世界震驚的美國文革

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府明尼阿波利斯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警察執法暴力而死亡，引發了一場民主黨主導、左派主流媒體推波助瀾的美國文革，開篇就是在美國各地（主要是民主黨州）砸毀各種歷史文物，類於中國文革的「破四舊」。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親自圈定應該被移除的歷史人物塑像11座，各民主黨州為了方便Antifa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或譯為「黑命貴」）運動參與者打砸搶，紛紛宣布BLM運動是正義的，要求Defund Police（取消警察）。

美國開國先賢傑佛遜、華盛頓、美洲大陸的發現者哥倫布、南北戰爭的南軍領導者李將軍都難逃身後被砸爛頭、斬首、撒尿、烈火焚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命運。裴洛西女士在國會大廈的解放廳帶領參眾兩院民主黨議員單膝下跪，並向佛洛伊德家屬贈送國旗覆蓋遺體，將一個屢屢犯罪者變身為英雄與美國制度的受害者，全美國民主黨州的議員、州長、市長等全部上街為黑人洗腳、吻鞋，一時之間，BLM所到之處，警察被強迫退出，打砸搶肆虐，梅西、亞馬遜、耐吉等名牌店被劫搶一空後，還立刻發表聲明，說今後本公司員工的非裔比例將提高至30%。

發展到後來，事情越來越荒誕，6月20日，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歌詞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舊金山的塑像被BLM推翻，亞特蘭大郊區科尼爾斯（Conyers）的一位退伍軍人在家門口懸掛的國旗，被當地民主黨政府要求取下，否則罰款50美元。

我將這場由民主黨發動，恐怖組織Antifa、BLM等成為主要打手，遍及全美的打砸搶騷亂稱之為「美國文革」，是因BLM成員信奉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他們目前以暴力手段抹除並改寫歷史的方式，與中國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太過相似。這些，我寫在〈「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1）〉、〈移除歷史的美國「破四舊」、禁書——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2）〉這兩篇文章裡，此處不再贅述。本文從三方面分析，黑人到底在美國是否受到歧視、黑人開出的天價賠償是否有道理。

平權運動之後，黑人在美國受到制度性優待

釐清一個民族在某國是否受歧視，主要看三點：

一、該國的憲法與法律是否對某民族有歧視性條款。

1964年7月2日，美國總統詹森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並在電視演講中宣布：「不承認黑人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日子已經過去。」歷史證明，自從1960年代平權運動之後，美國法律對黑人再無任何歧視性條款。

二、該國各機構及企業對某族群是否有針對性的歧視性條款。

在美國，自《民權法案》之後，法律禁止在僱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面存在種族歧視。學校、政府機構的僱員均實行種族配額，黑人得到優待。大學招生也同樣如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高校招生率先實行種族配額，對黑人學生實行錄取優待，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等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以哈佛為例，最終錄取的亞裔學生SAT分數要分別比白人、西裔、非裔高出140分、270分和450分（SAT滿分1600分）。

美國本來講究機會平等，這種優待政策其實是為黑人、西裔等在起跑線上讓他們先跑好幾公尺甚至十公尺以上。這種向邊緣、少數或特定群體提供招生優待，在世界各地都有類似做法。但這種補償最後總會陷入兩難境地：被補償者往往覺得天經地義，補償不夠，要求更多；但其他族群則會質疑破壞公平，如造成逆向歧視或偽造身分騙取優待等結果。

到了歐巴馬統治的八年，美國以膚色為特點的身分政治已經形成，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黑人革命小將，因為在考卷上一口氣寫了一百遍Black Lives Matter，獲總統歐巴馬親切接見，並被名牌大學爭相錄取，最後他選擇了史丹佛大學——這種按政治正確錄取，與中國文革招工農兵學員按出身錄取，本質上相同，都是身分政治的產物。在這位總統的偏向支持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產生，砸毀移除歷史人物塑像的美國式「破四舊」當時已經開始，但歐巴馬從未發聲制止。

三、社會歧視。

這種歧視不是制度保護的歧視，而是社會習俗與社會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種族自身的行為。以下的分析，主要介紹統計數據，即黑人群體行為的後果。

幾項與黑人有關的統計數據

一、黑人的犯罪率比其他族群要高

在美國，相較於白人階層，黑人的犯罪率、吸毒率、罹患愛滋病等疾病的機率都高得多。美國黑人占美國人口不到13%，在因傷害與謀殺罪嫌被捕的罪犯當中，黑人占比高達50%；在因搶劫被捕的罪犯當中，黑人占67%。一項研究顯示，被逮捕的女性罪犯中，其中75%是黑人女性，白人只占13%。據美國司法部估計，有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入獄——這比白人男性的機率要高出5倍。

這次BLM在全美打砸搶燒，《彭博社》於6月4日刊發文章〈新澤西州卡姆登市的警務改革〉（The City That Remade Its Police Department），列舉了該市警務改革的成功經驗：這個74,000人的小市曾是一個凶殺案高發之地，2012年高達67起，2019年降為25起，原因是在這7年當中，該市進行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警察改革」。我仔細看了這篇文章，發現其主要措施是兩項：（一）輕罪不罰，放棄因違章駕駛、停車、小偷小摸行為的處罰，以緩和警民關係，同時也降低了犯罪率，讓居民自我感覺社區在變好；（二）降低警察工資，以僱用更多的警察，在市區範圍內巡邏。

對某族群實行輕罪不罰，無論如何不是歧視，而是優待。至少，我與其他沒有優待的人在美國開車時絕對不敢超速、違章停車，否則要面臨一系列麻煩，從罰款、記分，甚至吊銷駕照等。

二、黑人中單親家庭越來越多，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黑人中單親家庭占四分之三，美國各州政府忙於建立「單親家庭社區」（Single-parent families community）以滿足需要。我住在新澤西，這些年來，州政府努力建設了不少類似社區，以極低的租金甚至免費讓黑人及少數拉丁裔單親家庭入住。其他族裔的工薪族要買到同樣地段、同樣性價比的房子，至少要30萬美元以上。

三、美國的福利偏向黑人及拉丁裔，尤其是前者。

單親家庭以母親為主，許多單親媽媽不需要上班，依靠領取福利為生。歐巴馬時期，針對黑人、西班牙裔與非法移民的福利支出猛增。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簡稱CRS）的數據，如果將生活水平低於貧困線的家庭的現金支出折算成現金，則他們在每個家庭中每天的平均支出為167.65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0,054美元，相當於每天137.13美元。

在2011財政年度，CRS確定了大約80個重疊的聯邦經過經濟狀況調查的福利計畫，這些計畫共同構成2011年單個最大的預算項目，超過美國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或國防方面的支出。這些聯邦項目的總支出加上約2,800億美元的州捐款，總計約為1兆美元——如果對數字沒概念，請比較以下數據：2011財年美國財政收入2.302兆美元，也就是說，聯邦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用於黑人為主的低收入家庭福利支出。

Black Lives Matter提出的訴求，誰能滿足？

慈母害子，這種過分的政策傾斜，並沒有讓部分黑人滿足。這次BLM運動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賠償要求：取消警察（聯想到黑人犯罪率高，警察成了其天敵，就會理解BLM為何提出這個要求）；給每個黑人發40萬美元奴隸賠償；對黑人實施不用上班的最低收入；黑人免費上大學；無後代的白人遺產給黑人；擬出售的遺產給黑人；白人建築商必須給黑人建免費住房；白人每月出錢給黑人用於買地等等。

以上要求的內容還在繼續豐富的過程當中。但是，天價賠償的總額已經提出來了。黑人娛樂電視台BET創始人羅伯特‧強生（Robert Johnson）5月30日在接受CNBC採訪時稱，「現在是讓美國白人承認奴隸制造成的損失，並為黑人提供14兆美元財富的賠償，以防止該國分裂為獨立的和不平等的社會。」

這筆財富有多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第一經濟大國美國2019年GDP總量21兆美元，位居第二的中國為13.84兆美元，擁有56個國家的非洲為2.1兆美元。

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必須拿出2019年GDP總量的三分之二、中國GDP的總量、整個非洲GDP總量的七倍來賠償給黑人。試問全世界，除了不事生產、每天只盼著政府高福利的左派們之外（台灣有不少），誰認為這種賠償合理？

黑人中的理性聲音

黑人當中不乏對本族群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人，芝加哥學派當中著名的黑人學者湯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曾寫過一本《美國種族簡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在這本書中，湯馬斯用大量的史實、數字，深入淺出地講述了各個種族在美國的文化史與奮鬥史，其中，他對自己族群的解剖分析非常犀利，可以洞穿今天美國黑人的真正困境：「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

近年崛起的黑人女性政治活動家、川普支持者歐文斯（Candace Owens），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反種族歧視者。她在2016年推出SocialAutopsy.com（社會屍檢）網站，旨在揭露互聯網惡霸，觸犯了左派利益，引發了對她的人身攻擊。在這之後，歐文斯成了保守派。佛洛伊德事件發生後，她立刻發表「我不支持佛洛伊德，他不是我的英雄」（I DO NOT support George Floyd and I refuse to see him as a martyr!）影片，用警局的犯罪紀錄說明了佛洛伊德是個罪犯。針對左媒廣為引用的黑人死於警察槍擊高於其他族裔的數據，並從中引伸出警察專門針對黑人暴力執法這個說法，她列舉了一組符合犯罪學理論的統計數字，表明黑人犯罪率高，因此死於警察槍下的也多。她最後指出，從數據分析看，這個警察因種族歧視原因專門針對黑人施暴的說法是編造的，是故意編造出來煽動暴亂影響2020大選的。

她引用了黑人學者肖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說過的話：「黑人群體是獨特的，黑人的文化也具有獨特性。這是唯一一個只會去迎合支持社會基數最最底層社區的族裔。」加以通俗解釋：「並非每個黑人都是罪犯，並非每個黑人都在犯罪。但是我們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我們是唯一的只為我們社區裡不做好事的人吶喊鬥爭爭取權利的族群。……我個人的理念是，不管你是什麼人種何種膚色，你做惡事就會有惡報。我們必須往好的方向做，更好的教育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已無法前行。」

拳王阿里的兒子則將BLM分子稱為種族主義者和邪惡分子，他說可以和平抗議不可以亂來，「我父親如果今天還活著，絕不會同意BLM這個口號，因為所有種族的命都重要。那些喊這個口號的很多不是黑人。」

當BLM在美國各地打砸搶燒時，並提出各種近於荒謬的索賠要求時，湯馬斯‧索維爾嚴肅發問：「美國是不是已經走到荒謬的最高階段，有些人要為他們出生前發生的事情負責，而另一些人卻不需要為他們自己今天的行為負責？」這種荒謬還體現在此時此刻的美國街頭，黑人可以命令任何一位白人下跪請罪、或者吻他們的髒鞋，民主黨政客們也配合他們的要求，下跪謝罪，為黑人當街洗腳。

所有這一切，源自左派政府強調反種族歧視的身分政治，這種以膚色確定權利的身分政治，破壞了美國賴以立國的憲政與法治。

最近美國掀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讓種族歧視的問題再度成為美國社會的焦點議題。本文就來趕個流行討論一下歧視這個題目。

近年來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文化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是因為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文化對個人的經濟決策以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文化經濟學關注的議題包括社會規範、價值觀、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如何形成、傳播、變遷，以及如何影響人的行為與經濟結果。另外，文化經濟學特別關注文化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而制度顯然是決定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文化經濟學的領域中，「歧視」（discrimination）是一個長久被關注問題，因為歧視幾乎無處不在：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面向都存在歧視的問題。而且歧視不但關乎經濟行為，也關乎人權保障，從這次BLM運動看來，它也關乎社會的重大衝突。

「歧視」可以長存也可以迅速改變

關於歧視，一個讓學者們很難解釋的現象是：某些歧視可以很快改變，但另一些歧視卻淵遠流長，可以在人類社會持續數百年甚至千年。

對女性工作與教育的觀念，就屬於一個快速改變的歧視，而台灣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台灣女性在日本時代社會地位非常低落，不但沒有財產繼承權，而且社會上盛行小婚（童養媳）也允許妾婚（一夫多妻制）。

但是到了1974年，台灣製造業男女雇工的人數就達到了1：1的比例，只花了不到30年。接著到了1980年代，女性大學生數量就超過了男性大學生，只花了大約40年。

更早之前在日本時代的初期，台灣女性（客家人除外）盛行纏足。但這個在中國與台灣都流行超過好幾個世紀的慣行，卻在19世紀初期的20到30年間快速消失。

對猶太人的歧視

至於歧視可以頑強存在的現象，對猶太人的歧視應該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反猶」在西方社會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而且直到現在也在歐美社會裡普遍存在。

美國Nico Voigtländer和德國Hans-Joachim Voth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研究論文中探討了從中世紀到近代德國600年間反猶活動的關連。

近代歐洲對猶太人的迫害，在二戰的納粹時期達到高峰。在那之前，另一個迫害的高峰則發生在中世紀歐洲，尤其是黑死病大爆發的1348到1350年。瘟疫帶來的恐慌導致獵巫盛行，除了數萬名女性被當作女巫燒死之外，猶太人也是另一組被獵巫的對象。

當時對猶太人的迫害十分血腥慘烈，主要的形式為暴動與騷亂（pogrom）。大規模的武裝群眾對猶太社區或者聚集地進行攻擊，經常造成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被大屠殺的慘劇。

兩位學者蒐集了325個城市關於反猶暴亂的資料，並將近代德國的反猶迫害的紀錄進行比對。他們發現那些在中世紀迫害嚴重的城市，在600年後的20世紀也發生較多的反猶暴力、對納粹黨的支持度較高，並在1933年大規模驅離猶太人時更加劇烈地進行驅離。

反猶為何長久持續？

600年不是一個短時間，為何反猶會如此長存？兩位學者針對這點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首先，他們發現並非每個城市都沒有改變，一些在中世紀迫害猶太人很嚴重的城市，在20世紀上半葉並沒有出現太嚴重的迫害。

他們透過量化的迴歸分析，發現遠距離貿易活動愈盛行、移民活動愈頻繁的城市，對猶太人的迫害程度就愈會隨著時間而減弱。而那些人口較少、經濟型態封閉、移民少、與外界通婚少的城市，則能長期保持著反猶的「傳統」。

這樣的發現跟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主張基本一致。這個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是消除各類歧視的利器：由於「歧視」行為將讓公司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該公司無法跟沒有歧視行為的公司競爭，長期將會被市場淘汰。

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往往侷限在經濟效率上。然而，這篇研究的發現強調出了另一個市場經濟的重要面貌：它會幫助一個社會消除歧視，建立更多元、理性、容忍的文化。

日前健保署公布了自付差額醫材上限，原定8月1日正式上路，因醫界反彈而暫緩。醫界反彈，自不意外。可是一項準備8年，開了44場會的措施，卻峰迴路轉，在推出之際突然喊停，倒是引起社會的關注。健保署不會無緣無故弄個8年計畫勞師動眾然後無疾而終。背後是否隱藏了更大的問題？如果設定上限不是一個好方法，有沒有其他的路可走？更重要的是，我們老百姓應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畢竟自負差額還是我們在付的，醫材最後也是用到我們身上。

關於病患、醫師、醫院、保險給付單位之間錯綜複雜關係，學界經常用經濟學裡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去分析。基本上，世界各國醫療體系的疑難雜症，包括台灣，許多是多層次代理人問題和資訊不對稱交雜的結果。這次的醫材自付差額上限事件也不例外，即便今天不發生，日後醫界和健保單位之間也會有類似的問題出現。

何謂「代理人問題」？

什麼是代理人問題呢？這是1970年代經濟學家在研究企業股東和專業經理人問題時所提出的概念，後來普遍應用到各個領域。股東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卻沒有足夠的專業去經營，因此必須委託給專業經理人。專業經理人依照約定，必須以追求股東最大的利潤為目標，卻因為二個因素而未必完全照這個方向去做。第一，專業經理人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而這目標未必和公司一致；第二，股東沒有專業能力去了解企業的決策、營運細節，而且稽核成本很高。

代理人問題有很多討論方向，在此，我們只討論資源錯置的問題。以公司來說，經理人偏向於採用短期容易得到成果的投資案，而放棄長遠更有利的布局，因為經理人有經營壓力，必須馬上得到成果。這使得企業的資源沒有配置在最有效的地方。

代理關係1：病患找醫師看病

醫療體系有哪些代理關係呢？首先，病患找醫師看病就是一個代理人問題。醫生一般都是盡全力醫治，開最合適的藥方給病人。然而牛津學報《健康政策與規劃》期刊上有一篇越南研究發現，同類病症，私人診所的醫生相對於公立醫院，傾向於開較多的藥，而且更喜歡給病人打針。也就是說，私人代理有過度醫療現象，因為私人診所的醫師有較多的利潤考量。

代理關係2：病患費用由健保單位代付

其次，健保單位代病患給付費用給醫院，也是一個代理人。健保單位收取保費為病患支付醫療費用，原本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動作，但為了永續長存，必須節省經費錙銖必較。於是健保偏向於限制用藥，或是用比較便宜的藥。對個別病人來說，這可能會造成治療不足的偏誤。明明有更好的藥，可是不給用。還有反淘汰的問題，好的藥和貴的藥漸漸失去市場而離開台灣，留下來的都是便宜的藥。台灣醫療費率因健保的監督而長期偏低，但問題也日漸浮現。

代理關係3：健保單位委託醫院照顧病患

再來，醫院是健保單位的代理人。健保單位必須委託醫療院所來照顧全台灣的病患，但公私立醫院各有各的經營目標，而且病患的實際狀況，只有醫療院所最清楚。由於費率偏低，醫院只好想辦法在不違背健保規定下，另尋出路。所謂的「藥價差」（編註：醫療院所採購藥品時獲得的折扣價，低於向健保局申請的藥品統一費用）已是眾所周知之事。有些醫院則是自費項目越來越多，雖說是為了病患，補健保之不足，卻也逐漸擺脫控制。而自費漸漸多了，某種程度也暗示健保藥品的水準逐漸不能滿足民眾要求。

代理關係4：醫院請醫生出面治病

最後，醫院和醫師之間，又是一個代理人問題。醫院必須請醫生來看病，並設定目標和獎勵辦法，這些獎懲目標，未必符合個別醫師的期待。根據成大醫學院林啟禎教授的說法，好醫師當然還是一本初衷貢獻心力。普通一些的就「識時務者為俊傑」，該休假就休假。而下焉者，「看一看社會版的醫療新聞便明白了」。

代理人體系 角色衝突明顯

其實，在整個代理人體系中，醫師最特別，同時是醫院和病患的代理人，因此角色衝突也最明顯。在某些狀況下或是某些醫院裡，就算醫師完全不考慮自身利益，完美執行病患的委託，可能就無法百分之百達成醫院的目標，反之亦然。因此，醫療措施往往會偏離病患的最佳利益。當然，醫師還是努力把病患治好，只是治療的方法和過程會兼顧醫院的政策。這就是健保機關看到越來越多自付差額醫材的案例，而自付金額也越來越高的原因。

健保機關作為全民健康的代理人，看緊荷包努力把關固然是好事，但過度執行，效果恐怕就會適得其反，因為你砍的是醫療品質。醫院需要合理利潤，醫師也要有合理待遇，民眾更希望使用好的醫材。今天你把這條路砍了，明天醫院和醫師還會從代理人角色中找別的出路。畢竟健康是病患的，而且病患沒有足夠的專業和醫院、醫師抗衡，只能言聽計從。

治本之道：提高保費

正本清源的辦法，就經濟面來看，我認為還是要提高保費，把目前過於緊繃的成本適度放寬，提高藥材醫材給付水準，並讓醫院和醫師的利潤或報酬有多一些的空間。你不能長期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沒有糧草，我們的健保神話還能撐多久？目前的種種怪現象，我認為只是保費長期偏低，系統逐漸瓦解的警訊而已。有了合理的費率之後，醫界就沒必要再傷腦筋鑽健保漏洞了。即使有，想必也是極少數，健保局只要針對這些極少數開刀即可。此外，適度提高給付水準，讓健保可以用比較好的醫材，也能夠有效降低民眾使用自付差額醫材的意願。

至於我們老百姓該如何自保呢？從代理人理論來看，有二個方向。第一是充實自己的醫療知識，多花點時間研究病情、多和相關病友交流是必要的，以免被牽著鼻子走。第二是盡量避開利潤目標過高的醫院或診所，這點應該很清楚了。還有，根據「用腳投票理論」，長期門庭若市，病患川流不息的醫院和醫師必有受人肯定之處，值得參考，千萬要耐心等待。

美國最近有警員執法不當致使一名非裔人士死亡，引發廣泛抗議和暴動，甚至差一點動用軍隊來鎮壓。與此同時，香港去年以來為反送中、反《國歌法》及《香港國安法》，也有人民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及政府的強力鎮壓。這兩件事引發了很多評論，不同人士對美國的問題可能有不同意見，同一個人對美國和香港及中國的問題也可能有不同的評論，也有人指責別人是雙重標準。這種種不同評論當然各有評論人意識型態乃至國家認同不同的因素，而兩個抗議行動本質的不同，大家對本質之認識的不同，是更重要的因素。大家要認清事件的本質，才能有正確的評論，以及正確地評論別人的評論。

同樣是衝突 但本質大不同

美國的種族問題由來已久，從非裔被當成奴隸、到逐漸取得法律上的平等、到各種日常生活規範的平等、到反對各種可能有歧視意味的文字和圖像，美國的體制已改變很多而做到種族平等。但有些人仍具有種族歧視的心態，不同族群的經濟社會地位也仍有不小的差距，於是實際生活以及執法上仍常有偏差，族群之間的互信也因而仍然不足。因此某些事件發生時，本來該只針對那些不當行為或不當執法者的抗議，卻常因仍存在的不滿和不信任而擴大抗議的範圍，甚至有人自我合理化某些搶奪等非法行為，而使衝突乃至動亂擴大。

中國的情況不同，它的問題是體制上的不平等。單從一般法律上看，各地和各族群也許像是平等，少數族群和香港甚至享有某些一般中國人民沒有的自由或其他特權。香港人遠比一般中國人富裕，中國人大致上也不鄙視香港人。但中國根本的不平等，是香港人和中國少數民族的權利義務不是他們自己決定的，而是由中國的主流族群，甚至是由少數中共成員決定的。這種以漢民族甚至中共幹部思想為標準的平等是體制上的不平等。

依真正平等的想法，我們該讓每個人有錢但自己決定要不要吃豬肉。而中共的平等卻像是回教徒必須和其他人一樣吃豬肉，或者大家都須和共產黨員一樣沒有宗教信仰。這其實就是獨裁和非常不平等，而香港人和維吾爾人要抗議的就是這種體制上的不平等，因此本質上和美國的抗議活動完全不同。

抗議本質不同 解方大不同

由這本質的不同，對美國和香港的抗議或動亂之評論和建議當然應該不同。美國政府的合理對策在短期是要釐清執法是否不當，並追究相關責任，對於超過合理抗議程度的破壞及搶劫行為雖該依法取締，但也要避免造成更多誤解而進一步失去互信。而美國人民和政府長期則要有耐心提高互信及協助弱勢族群提升經濟社會地位。支持弱勢族群的人也要針對前述問題去追究和改革，而不能以為任何方式的抗爭都是對的。對美國的適當批評和建議就是要他們做好這些事。

中國的問題既出在體制，體制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在現行體制下，人民不能有自己自由的選擇，因此不得不抗爭。但中國政府依其體制且為了維護其體制及統治，除了強力鎮壓外，似乎也缺乏講理接受抗議而調整其體制的制度。

同樣面對抗爭甚至暴動，美國擔心的是社會經濟受到傷害，中國擔心的卻是體制和政府被推翻。有知名學者甚至認為六四的鎮壓是中國不得不做的事。由此看來，對中國較適當的建議乃至壓力，或許是請其領導者主動思考和推動體制的改革。

美國的抗爭是在自由平等的體制下，有些人仍有歧視的行為；中國的抗爭是在獨裁體制下，多數人沒有選擇的自由而被制度歧視。了解這本質的差異，對兩邊的評論和建議當然不同，所以中國和某些人士把這種不同的評論稱為雙重標準並不正確。而國內有人把不同評論歸因於美國將執行不當的警員遭到法辦，而香港涉及濫用暴力的警員卻沒事，也是不夠恰當的理由。因為對警員的不同處理方式，也只是不同體制的結果，而非事件對錯的理由。獨裁統治者即使溫和對待抗爭者，甚至給抗爭者更大的利益來收買，那個體制一樣是不恰當而可能造成更大問題。

中共「同化」不同族群的謬誤

中國一向有種族和地域歧視的問題，而中國歷來的主要解決方法不是消除歧視，而是同化或消除被歧視者。同化的思想深植在中國文化，從孔孟時代中國的主流民族就歧視周邊民族，而以將他們同化視為王道仁政。

由於以前中國的主流民族在文化及人數上常超過周邊民族，而且在同化政策之前也常先來一些殘忍的鎮壓，所以歷史上中國主流民族的同化政策，可說相當成功地把周邊很多民族融合入主流民族，主流民族的文化和成分也因此一直在變。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也有點像這種做法。但這種同化的成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包括同化期間被歧視鎮壓者的慘重損失，以及少數族群原有文化及其他資產的喪失。

而如今中國主流族群或控制權力的中共核心，在文化、思想、制度，乃至知識等各方面，不只不見得優於被迫接受其統治或同化的族群和地域，中共想強迫其他人接受的制度，也有很多中共自己都知道的明顯缺點和不如別人的地方。中共特別是其核心掌握權力的人數，更在總人口中居於很少數；其他族群和地方又有許多更好或自己喜歡而想保留下來的文化和制度。

所以，現在這種由中國主流民族甚至是少數中共幹部要強制讓別人和它一致的做法，就像中共早已拋棄的大家均分生產之共產主義一樣，根本是非常不平等的假平等。中共四十年前能看到自由經濟的利益而放棄共產經濟制度，現在也應該看出制度文化大一統的不恰當，而放棄強迫各族群和各地方要有一樣制度、文化，甚至思想的錯誤政策。

一國兩制vs.一國多對等

多年前我曾指出，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的真義，應該是要「一國多對等」制度，也就是各地自己選擇他們想要的制度，這樣中國才比較可能長治久安。但中共現在的一國兩制，卻是要由少數中共成員決定各族群和地區的制度。這種專制的做法即使不變成一國一制，各族群及各地的制度仍可能和他們各自的理想和利益有很大的差異。在大家都能得到現代科技和知識，很多人也想保有自己的文化和選擇的時代，中共即使強加各種鎮壓，也不再能像以前的揚州十日和文字獄那樣，迫使人民不去保護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不同的制度。甚至在主控一切權力的中共核心成員間，也將會不斷有不同的想法和利益相互鬥爭。

中共以前常沒有自信地以為，給各地和各族群自由選擇中國就會亂，但在現在的世界，強迫大家接受由中共為大家所做的選擇，中國才一定會大亂。面對抗爭，中共要檢討自己的制度，不是嘲笑別國也有抗爭，更不是鎮壓抗爭者。

隨著電商蓬勃發展，越來越多企業殺進電商紅海，競爭也越發激烈。2020年初開始的一波肺炎疫情，更使得網購升溫，賣家的商品力、平台功能、訂購流程、物流、金流、出貨速度、退換貨是否方便等面向，無一不被拿來比拚。而實體經濟非常仰賴倉儲物流，「出貨快」似乎已經是買家對電商的基本要求。

▲GoodDeal倉儲空間明亮、寬敞，並有舒適的恆溫、恆濕的設定。吳長益攝影

專為電商服務的第三方物流

為降低出貨成本並提高效率，近年來，專為電商服務，協助其打造更流暢的庫存管理與進出貨的「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簡稱3PL）應運而生。台灣專營電商倉儲的第三方物流中心──GoodDeal創辦人沈世偉認為，倉儲如能委外，透過專業分工解決後端問題，有助客戶將心力集中在「找商品與做行銷」的核心業務上，創造更大的營收。

電商的第三方物流與傳統物流有頗大差異，沈世偉指出，第三方物流的困難度相對高很多，因為一般的倉庫多為B2B（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企業），進出貨通常棧板進、棧板出，箱進、箱出。而電商物流中心則是出貨到終端消費者，具有「多樣、少量、流通大」的特性。因此，雖然台灣的倉庫很多，但第三方的電商倉儲並不多，因為門檻高很多。

GoodDeal（智信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9年，其物流中心位於汐止，團隊工作人員20名。去年雙11時，GoodDeal曾締造將5,000件包裹一天內送達消費者手中的紀錄。沈世偉強調，如何有條不紊地出貨，仰賴的是IT系統的輔助，透過人與機器協作以及各種SOP，達到最高效率。

▲GoodDeal的三樓（上）主要放置的是庫存，四樓（下）放置熱銷品，便於「大進大出、快進快出」。吳長益攝影

服務1.商品屬性不同，分區存放

GoodDeal物流中心的兩個倉儲樓層各約600坪，倉儲空間乾淨明亮，具恆溫、恆濕設定，大大小小的貨架與儲位，放置著數十個賣家超過三、四十萬件的貨品，有包包、服飾、美妝、鞋類、保健食品等。貨物送到後，二天內進倉入庫，買家即可上架銷售。商品依庫存型與快銷品儲放在不同樓層，三樓放置的為庫存型商品，四樓則為「大進大出或快進快出」的貨品。

整個倉儲除了儲位的貨架，還分加工區、包裝區等，統包賣家進出貨的流程，甚至逆物流的退貨處理。工作人員每日例行進貨、入庫、訂單刷讀、撿貨、加工、包裝、出貨等，每日約處理數千件的訂單量。

▲一台AGV可以頂起整個貨架（承重量約350公斤），並將貨架移動至撿貨區，「以物就人」。吳長益攝影

服務2.AGV與IT系統，「軟硬」兼施

近幾年GoodDeal投入大量的心力研發AGV（硬體）與IT系統（軟體），優化倉儲與物流服務。貨品的特性不同，配置的貨架與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自動導引車或稱倉儲機器人）也有所不同，四樓配置的是能頂起一整個貨架的AGV，讓整個貨架移動至撿貨區「以物就人」，以便大量出貨時，能提高撿貨的效率；三樓則配置無軌式AGV，透過手機呼叫可將貨架拖拉至定點，以便工作人員將貨品放置架上，送至包裝區。

為了達到「人機協同」，GoodDeal開發了一套WMS（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倉管系統，透過這套軟體，賣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進銷存的數據，並且搭配手機web版，讓電商透過手機即可看到進貨量、訂單、出貨明細、即時庫存等資訊，便於「隨時隨地掌握訊息」。沈世偉強調：「系統就像一個與賣家溝通的橋梁，可以即時知道庫存。」

▲GoodDeal開發的WMS倉管系統，能與各大平台做API串接，使用簡單方便。網頁擷圖

此外，該系統能與各大電商平台串接，每當消費者在開店平台上的購物車訂單成立後，透過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介面）的串接，平台上的訂單資訊就會自動傳送到GoodDeal的系統。當工作人員刷讀訂單、撿貨、刷貨後，庫存也會同步扣除、資訊同步更新，以隨時保持準確度。

GoodDeal內部管理的系統，還可即時進行大數據演算，判定哪些商品是常銷品，可以放置在離撿貨區較近的貨架上，減少AGV行經的路徑與時間。系統儀表板也可看到訂單量、每個工作人員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達到最高效率的「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目標。

▲GoodDeal手機APP有助賣家隨時隨地掌握庫存與物流。GoodDeal提供

服務3.客製化合約，彈性收費

電商委託GoodDeal進行倉管時，可以有相對彈性的合約。底面積一平方公尺的儲位每個月租金500元，小於此的儲位則為90元，浮動租金能幫電商節省成本。除了租倉位，是否需要一條龍服務，諸如品管、加工（如貼標籤或商品組合）、退貨、使用包材、紙箱等，雙方均可議定。收費則是根據服務內容有所不同，區分為倉租、訂單費用、加工費用、運費、包材費用等。

費用採以量計價，IT系統每天運算儲位的變動進行加總，租金成本根據儲放量而浮動，並非一成不變，有利電商面對大小月的問題。沈世偉強調：「你出得多、我收得多，你出得少、我收得少，對客戶來說是很重要的，他的成本是很彈性的。」

▲GoodDeal也提供品管、加工、包裝、處理逆物流等服務，讓電商省去很多麻煩。吳長益攝影

▲GoodDeal沙龍區被不少電商作為拍攝照片與直播的地方。吳長益攝影

服務4.提供多元服務，創造附加價值

由於主要服務顧客為美妝、包包、服飾等電商，精緻化的服務更能獲得青睞。GoodDeal在四樓設有GD Salon（沙龍區），明亮、時尚的空間設計與擺設，除了作為與電商洽談的場所，甚至有電商在此拍攝商品照與請網紅直播。沈世偉笑著說：「很多客戶來到這裡會說，這怎麼是倉儲？我們的倉儲環境舒適，電商拍完商品後，將鏡頭帶到大出貨的情況，讓消費者了解貨在這邊，倉儲很乾淨、出貨很迅速。消費者會有感。」

為了增加附加價值，GoodDeal還設有GD tea time，不定期舉辦下午茶活動，以及不同主題的分享會，如行銷、客服、跨境電商等，客戶均可參與。「這些不外乎都是希望提高我們的價值，以及提高客戶的營收利潤。」

目前GoodDeal也設有泰國倉，服務跨境東南亞的電商。

▲底面積一平方公尺的儲位每個月租金500元，小於此的儲位則為90元，浮動租金能幫電商節省成本。吳長益攝影

什麼規模的企業適合使用3PL？

談到企業達到何種規模才適合將倉儲委外，沈世偉認為「並無定論」。沈世偉建議一般如果每個月有300筆訂單即可考慮。而如果電商具有企圖心，希望將心力更多用在行銷上，第三方物流應該能讓他們無後顧之憂。他舉一家美妝品賣家為例，在倉儲委外後，營收從原本每個月數十萬，成長了10倍。「我覺得這是多贏，客戶贏、我們贏、消費者也贏。客戶產品本身夠好，行銷也到位，我們這邊是後勤補給，可以讓他不會因為大出貨而分身乏術。」

當電商要展開與第三方物流的合作時，應如何挑選合作的業者？沈世偉建議可以從5S著手。5S起源於日本，包含整理（SEIRI，日文讀音，下同）、整頓（SEITON）、清掃（SEISO）、清潔（SEIKETSU）、素養（SHITSUKE）。首先要看倉儲環境，是否乾乾淨淨、清清楚楚；其次應了解該業者的口碑；再來則是看團隊素質與作業流程是否專業順暢，以及與其他系統的配合度如何。簽合約時則必須要注意雙方的責任與規範。最基本的保密協定是必要的，對於商品的保管責任、賠償責任也應該清楚。

而電商如果暫無委外的計畫，但希望有更順暢的物流與倉儲，沈世偉建議，最基本的應該要回到系統管理，「人其實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事，無法有條不紊地處理庫存問題，一定會亂掉。各種品項的貨何時進、何時出，只要沒有系統去做整理，庫存就不準，那就可能超賣；或者庫存水平已經低於當初的設定，沒有及時採購造成缺貨，導致惡性循環。」

在他看來，經營電商看似容易，但因為門檻低，反而競爭更激烈。「物流管理本來就是後勤，我們就是協助客戶解決後端的問題，讓他無後顧之憂，進貨、出貨，甚至系統上都不用擔心。」沈世偉誠懇說道：「如果因為我們的服務而讓電商覺得經營比較容易，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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