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與台灣的輿論環境有許多的不同，其中一個明顯的差異是澳洲沒有像台灣那樣強烈的藍綠對抗情緒，也沒有由此而引發的「親中／反中」的二元價值。澳洲主流的價值與西方主流價值一致，主要體現在對自由與人權的重視，但不會從單純的親中／反中來論斷是非。和台灣不同的是，與中國相關的議題過去從未在澳洲成為決定輿情或者政黨角力的重要因素。
澳洲兩大黨中國政策分道揚鑣
但這種狀態在歷經了7月份的力拓案與新疆的鎮壓後，有了根本的變化，澳中關係成了牽動政黨民意基礎的主要因素。今年8月22日，澳洲著名的評論家葛瑞格•沙瑞登（Greg Sheridan）在澳洲主流報紙之一《澳洲人報》以〈向強權說真話〉（Speak Truth to Power）為題，以罕見的語氣抨擊澳洲在野黨對中共軟弱的立場。引發這篇評論的是澳洲反對黨（自由黨）的發言人茱莉•比夏（Julie Bishop）在8月19日發出的新聞稿中，批評澳洲現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近來對中共當局較強硬的態度。這包括「在第一次訪中的公開演講中提及人權問題是『不必要地』刺激中國政府」、「在胡士泰被拘押時威脅中國」以及「在熱比婭訪澳的事件上未能同中國建設性地合作」等。
比夏的新聞稿等於是聲稱自由黨在中國政策上，和執政的工黨分道揚鑣。主要的差異體現在自由黨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採取迴避的立場。這樣的「交往論」如果是在力拓案發生前提出，或許在澳洲民眾裡還有一定的市場。但力拓案讓澳洲民眾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國民受到極權政府的迫害，自己的政府卻無力施援。又加上新疆鎮壓的殘酷，中共的作風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個時候，自由黨用對中國人權的立場區隔自己與工黨的對華政策，形同台灣人說的「白目」。這就是為甚麼沙瑞登在文中認為比夏這種明目張膽放棄原則的聲明是「可悲的──它內在邏輯矛盾、沒有原則、不道德而且愚蠢」。沙瑞登認為澳洲的政黨必須以堅持澳洲的主流價值作為長期執政的根基。對於自由黨這次以對中國人權的「彈性」立場作為與工黨的區隔，沙瑞登預測其結果是自由黨流失自己的民意基礎，將導致反對黨弱化，長期無法取得執政地位。
比夏的新聞稿中有一個有趣之處，即反對總理偏離「澳中人權對話」作為處理中國人權問題的主軸。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對話，每年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兩國代表關起門來進行會談，媒體不能採訪，會談的內容在會後以記者會的形式大略公開，但不以正式報告的形式對公眾公布。說穿了，這樣的對話平台，只是澳洲自由黨過去執政時所創造出來的卸責工具而已。它表面上維持著一個澳洲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表達關切的管道，彷彿澳政府每年都作了分內的工作。但實際上，「澳中人權對話」多年來從來沒能成為澳洲政府向中共施壓的管道，相反地，它「關門對談」的性質決定了這個對話成為兩國政府做暗盤交易的平台。「澳中人權對話」其實已淪為「澳中人權笑話」。這就是為甚麼陸克文總理近來在處理澳中人權衝突時，必須捨棄「澳中人權對話」而另闢管道的原因，也是沙瑞登在文中強調「澳中人權對話不能免除澳政府表達對中國人權關切的任務」的原因。
沙瑞登雖然在文中嚴詞批評自由黨，但他未必認為工黨的對華政策是最好的。或者說，他認為工黨近來對於中共比較強硬的立場，包括公開批評中共迫害胡士泰，給予熱比婭簽證，以及拒絕中共收購力拓等，只是做到了維護澳洲價值最基本的工作。這也就是沙瑞登對自由黨憤怒的原因：在野黨沒有一點理想，連這麼基本的道德都反對！
澳中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
沙瑞登主張對中國人權採取強硬立場，除了為了維護澳洲基本價值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來自於他對澳中關係的敏銳觀察，即澳中關係近來的緊張，主要肇因於中國國內的變化，並由內政延伸到外交上。他在文中指出，中國近年來不斷在國際上呈現出一個新興大國的形象，然而中國內部嚴重的種族與社會問題卻讓中共統治者如坐針氈。薄弱的統治基礎導致中共採用極端的高壓手段，將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視為對全中國人的攻擊。這就是為甚麼中共會在國際上用「冷戰時期的語言」來妖魔化達賴喇嘛與熱比婭，並強迫各國孤立兩者的原因。這樣的作法在過去幾年來已經造成了中共與許多國家的緊張，最近澳中關係的緊張也來自同樣的原因。然而，沙瑞登認為我們必須認清的是，問題在中國，不是澳洲。於是澳洲不需要調整自己，或者放棄自己的人權立場，來配合中共的極端要求。同時，澳洲自失立場也不會對中國國內的問題有任何助益。
類似的觀察並不限於沙瑞登一人，也同樣出現在專欄作家克里平•赫爾（Crispin Hull）於8月22日在澳洲坎培拉最大報《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發表的評論。在這篇題為〈澳洲被人治的中國衝擊〉的文中，赫爾從近來澳中關係的變化談起，認為澳中衝突的根源在於中共集權政府缺乏法治基礎。一個不講法治的政權，對內可以恣意迫害人民的財產權與人權，對外則是任意動用極端的經濟手段對付貿易的國家。他預測由於中國人民缺乏法治的保障，將會逐漸透過暴力來挑戰政府權力，導致中共政權的變數。同時，人治的中共政權也可以動用極端的經濟手段對付澳洲。這兩者都增加了澳中貿易的風險，而為了避險，澳政府應該避免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中共近年來惡劣的人權紀錄與在外交上的霸道立場，已經形成了自由世界的普遍反感。這導致了一些民主國家政黨的兩難局面──討好中共與討好選民只能擇一，而最近的澳洲是最典型也最突出的例子。澳洲輿論近來不斷強調對人權價值的堅持，應該對台灣有所啟發。台灣要與國際接軌，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除了貿易與文化往來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普世價值的捍衛與堅持。澳洲的例子顯示出，為了貿易利益而犧牲人權這樣的作法，在國際上會得到不是掌聲，而更多的是噓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