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R. Krugman）上月撰文指出，高學歷已不再是中高所得甚至有就業機會的保證（《經濟日報》，2011年3月8日，A8版，〈高學歷勞工的悲歌〉）。他的觀察分析，其他學者也已發現，我國也有許多大學畢業生失業或工作不如意的現象。我們若不正視這種現象，教育和經濟發展的策略將會走入不正確的方向。
當今部分高學歷工作 易被電腦取代或外包外國
克魯曼指出，過去認為現代科技只會消滅勞力工作，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是贏家的說法，已不合時宜。他指出兩個重要理由，一個理由是過去要由高等學歷人力從事的工作，現多可由電腦做得更好；另一個理由則是依其他學者研究的結論，高教育者的高薪工作比低薪勞工工作，更容易外包到其他國家。
因此受高等教育者的很多工作在近二十年相對減少，反而是像卡車司機那一類無法用明確守則完成而須一點經驗判斷的工作還有增加。所以美國就業機會中，高、低薪工作機會增加，而高學歷者為主的中間薪資或中高階級卻遠遠落後。
電腦取代人腦和知識分子的情況相當普遍。高學歷的人才可粗分成利用知識創造新知識思想、利用知識做思考判斷，以及利用知識做整理運算或提供資訊等三類。第一類人才不是電腦所能取代。第二類人才的很多研判若由電腦來做，可能仍會因判斷準則過於簡化而出錯，所以目前仍有不少不會被電腦取代。但人數最多的第三類人才之工作卻已大部分能由電腦來負責，因此這類人才的工作機會因為電腦的發達而相對逐漸減少。
舉例來說，以前我們若要知道某一句名言是哪位人物講的，我們就要去問那一學門的專家，我們若要知道歷史上有哪幾次大地震，就要問地質專家。但現在這些資料用電腦由網路中一下子就可查到，專家的工作就減少了。以前建築師需要很多專業人才幫他畫各種圖，經濟學者需要很多人幫他做統計數字的整理分析，現在這些工作大部分可由電腦負責。記帳、產品設計等等很多原來由高學歷者擔任工作，現在都因電腦的幫助而只要更少人就可完成。所以第三類人才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
我國教育方式僵化 以死背、填鴨或博聞強記為主
這種趨勢表示只是唸很多知識、學很多操作技術的高等教育已漸失去價值，只有第一、第二類人才雖也有國際競爭的壓力，但可能仍有較高的價值。不幸的是我國的教育卻仍以培養第三類人才為主。我國從教學到考試方法都以死背、填鴨或博聞強記為主。這種方式訓練出來的高學歷者甚少具有第一、第二類創造和研判的能力，甚至原有的能力都在僵化的教育中被消磨掉了。因此我國高學歷者面對的挑戰可能比美國更大。
特別是我國近二十年大學和大學生人數快速增加，而其中絕大多數頂多只做到知識的傳授和背誦。但這批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卻仍以過去的認知，以為唸了大學就可以有好工作好發展。因此這些大學生畢業後就常面對工作不如意甚至失業的問題。這也已形成國家資源的浪費和社會問題。
人力被取代的問題 遠比工業革命時嚴重
這種機器取代人力的問題，在工業革命時及自動化設備大量發展之初，曾引起更大的關注。但當時似未產生像目前這麼嚴重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資源和技術目前在國際上更容易移動。在工業革命到自動化時代之間，機器雖然可能大量取代人力，但它們也大幅降低成本和提高競爭力。因此率先機械化和自動化的國家每單位產量所需的人力雖然下降，這些國家卻能大幅增加生產，結果勞工的總就業機會就未受到太大的衝擊。
但目前全球化使資源和技術的國際流動極為方便，發明電腦和各種電腦應用方法的國家並未獨擁這些技術，而是大部分國家都同時可運用這些新設備和技術。所以原先使用大量高學歷人力的先進國家廠商並未能因電腦的應用而大幅增加產量，每單位產量所需的高學歷人才卻下降，於是就產生了克魯曼和其他學者所觀察到的現象。
全球化同時也使很多產品移到外國生產，很多工作轉包到外國，克魯曼也提到工作外包的問題。全球資訊的方便性，使很多不是生產有形產品的工作都可以在外國進行。而當外國白領人員薪水或其他相關的成本較低時，廠商在為了得到較高利潤，或者在競爭壓力之下，就會把一些工作外包到國外，因而使國內人員工作機會和薪資下降。這就是我常講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
以往先進國家學者誤以為這種均等化的作用是透過商品貿易來進行，因此薪資下降的壓力主要是在勞工特別是低技術勞工階層。而由於先進國家很多須多用低技術人力的產品早就移到四小龍等國家生產，因此十多年前先進國家的學者還不重視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以為那只是四小龍這類中所得國家的問題。但目前服務和知識工作的外包，也就是無形產品的貿易已很多，所以大家開始注意到先進國家高學歷或白領工作者也受到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的衝擊。
反觀我國早已因為對中國大量投資而使產業和就業機會大量移往中國，而造成低技術工人的失業，並使工資停滯，但政府官員和很多人都還無知地漠視甚至否認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如今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已延伸到高學歷人力，連先進國家都受到威脅，我國政府卻仍不知各種學歷人力失業和低薪的原因，仍要盲目擴大和中國的經貿往來而加速工作外流和薪資被拉低的作用。更嚴重的是政府一點也未注意到在這種情勢下該做的正確教育改革。
單憑勞工無法阻止浪潮 政府與國際組織必須介入
克魯曼對這問題的對策是要勞工取回談判的權力，才能創造一個共享的社會，教育不是答案。但克魯曼這項主張是不正確的。在全球化的時代，勞工即使能阻止工作的外包，並無法阻止整個企業外移，也無法阻止新企業一開始就把很多工作設在國外。要讓企業把更多工作機會留在國內，必須由政府或國際組織規範。
政府也很難禁止企業外包或外移，但政府至少可以針對外國利用不公平政策手段吸走本國企業和工作的情況，提出抗議和對抗的政策。美國政府更可以要求國際組織限制各國搶奪外國企業和工作時的不公平政策手段。例如另一個知名經濟學家薩克斯（J. Sachs）最近即主張，各國競爭降低企業所得稅來吸引企業的做法不該再繼續下去。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各種搶奪我國企業和資源的不公平政策，我國政府也應強力要求他們廢除，而不是要我國廠商和勞工吞下去。
而教育也不像克魯曼想的那麼沒辦法。若教育只是學習背誦知識，在資訊化和全球化的時代確實不再像以前那麼有價值，所以政府不能盲目擴充高等教育。然而如前面的分析，創新力和判斷力仍非電腦可以取代，所以教育應該改革，讓學生有超越電腦的創新及判斷能力，而不要維持目前這種必定輸給電腦的填鴨背誦式教育。這種教育方向的改革比增減大學生數量更為重要，但當前政府不只沒有朝這方向努力，還要恢復一綱一本及死背四書這些教條式的教育。
當外國發現愈是新的知識都不見得有好工作時，我國卻還要學生背更多兩千多年前的教條，好像人類這兩千多年都沒有進步，我國豈能有競爭力？我國的大學生又豈能不大量失業？
克魯曼看到了問題，但他的處方並不恰當，我國有比美國更多產業和工作機會外移的經驗，比美國更早受到更大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之傷害，所以我們可比他看得更清楚。十多年前我開始大力提醒國人要素價格均等化力量的影響時，克魯曼仍不認為那是重要問題。現在他已知道這問題很大，希望他也能為世界提出更有效的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