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反對中國民主化的人認為，中國民眾教育程度低落，沒有能力選出「賢人」，不適合採用選舉制度，民眾需要黨政菁英來領導，來替他們做決定。這樣的想法不但在中國很有市場，而且許多民主國家（包括台灣）的知識菁英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雖然對民主有信念的人會對這種想法嗤之以鼻。
一般民眾到底有沒有能力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掌握資源與權利的人能否放心將資源與權利讓渡給一般民眾？這不但是政治制度上常有的爭議，其實也是許多經濟政策上的基本問題。
給錢要不要附帶條件？
許多政府與國際機構（例如世界銀行）都有針對低所得家庭的金錢援助計畫，例如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尼加拉瓜的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以及宏都拉斯的Programa de Asignación Familiar。這些計畫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受援助的家庭必須遵守某些規定，例如必須讓小孩上學，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以及接種疫苗等等。因此，這些計畫被稱為「有條件現金移轉」（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簡稱CCTs）。
顯而易見，CCTs的目的不只是抒解現下的貧窮，同時也希望透過提高孩子的教育與改善孩子的健康來減少「未來的貧窮」。畢竟教育與健康是影響個人一生所得最重要的兩項因素，因此CCTs這些附帶條件應該屬於非常聰明而且有效的設計。同時，在過去十五年來，經濟學家已經針對CCTs的效果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許多研究與發現都證實了CCTs會增加受援助家庭對於孩子教育與健康的投資。
然而，有爭議的地方並不在於CCTs的效果，而是它的成本。由於必須監督受援助家庭是否確實遵守這些附帶條件，CCTs的執行成本往往非常驚人。以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為例，其行政成本占了整個計畫預算的60%，真正被家庭領走的錢不到40%。對許多貧窮國家而言，這些行政成本使得CCTs非常昂貴。
不要附帶條件好不好？
CCTs背後的假設是：如果沒有附帶條件，這些援助金額中，有更多的部分會被父母拿去用作其他的消費。也就是說，或者出於自私，或者出於短視，父母看重子女教育與健康的程度，比CCTs的設計者所希望達到的程度低。如果這個假設是真的，那麼拿掉CCTs附帶條件的「無條件現金移轉」（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簡稱UCTs），雖然可以省下很多行政費用，但將會降低子女的教育與健康程度。
然而，UCTs真的比CCTs的效果來得差嗎？近年來也有經濟學家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並且有了幾項非常有趣的發現。首先，拿到援助的父母，不論有沒有附帶條件，都會增加讓小孩就讀國小的比率；但是，只有CCTs能夠提高子女就讀中學的比率。另外，跟UCTs比較起來，CCTs更能增加女孩的就學比率，但兩種計畫對於男孩的就學效果則沒有顯著差異。這些結果似乎顯示了父母原本對於女孩的教育較不重視，而且也沒有太大的動機讓子女接受超過小學程度的教育，因此CCTs的強制條件在這些點上產生了效果。
成本與效果的兩難，讓許多政府與國際機構開始思考解決之道。
在非洲的實驗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Esther Duflo，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她近年在非洲進行了許多實驗，大多數都是跟教育制度有關。其中一項實驗就是在尋找CCTs與UCTs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她與她的研究團隊在摩洛哥設計的實驗內容包含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跟傳統的CCTs相同，隨機挑出一些低所得的村莊，發放小額的現金援助同時強制每個家庭內所有6至15歲的小孩都得入學，不遵守條件的家庭將會停止援助。
實驗的第二個部分屬於一種特別性質的援助計畫，叫做「標籤現金移轉」（labeled cash transfer，簡稱LCT），針對另一些隨機挑出的低所得村莊實施。這個計畫跟CCTs不同的地方在於，政府實施計畫的時候，只告訴各個家庭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增加學齡孩童的就學率，但不具備強制性。也就是說，政府只是在援助金額上打了一個「子女教育援助」的標籤，金額發放後並沒有監控各個家庭的決策，而孩子未就學的父母也不會面臨任何懲罰。
實驗進行了兩年後，研究團隊發現CCT和LCT都大幅（70%）降低了學齡兒童的輟學率。對於已經輟學的孩童，兩種計畫也都鼓勵了重新入學，但LCT的效果竟然還比具有強制力的CCT還要顯著。
重點在認知，而不是金錢
Duflo等研究者認為，援助的「標籤效果」很顯著的原因在於，一般父母在領取援助的同時，「標籤」提醒了教育的重要性，改變了父母對於教育的認知。而這樣的提醒就足以產生很顯著的政策效果。
他們的研究成果讓許多研究者與政策制訂者反思「強制」的基本假設──貧窮的父母對於教育的關注不夠，於是需要透過強制手段來提高下一代的教育程度。這樣的假設是否過於簡化？是否只是菁英對於中低所得者的「歧視性想像」？
不論如何，這份研究結果確實指出了第三條道路──提供教育援助既能有效果，又能節省鉅額行政成本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