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政策主张，但经历四年的规划，到2013年犹未规划出一套让人民认可的东西，各种想法变来变去而饱受批评（请参阅：陈博志，〈自由经济示范区歹戏拖棚〉，《看》杂志，131期，2013年4月），企业界甚至马政府内部也出现重大批评，江宜桦院长后来乃要求归零思考，要各部会继续协商（请参阅：陈博志，〈自由化和租税奖励不宜混在一起〉，《经济日报》社论，2013年11月20日）。然后这项政策实质上就已消失。但最近韩国瑜先生在竞选时重提这个名词，27位国民党立法委员提出了一个《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特别条例》来呼应，一些学者和媒体也开始大力鼓吹，沉寂五年的东西忽然像要跳起来，但其中很多主张却漠视了当年的各种讨论和改变，而似乎比马政府更为退步。
最近这些主张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2013年之后国民党还有两年的完全执政而不再推这政策，现在大声再倡特区，曾任国民党立委、主席、副总统的重要人士们当年为何不继续主张或施压抗议？在民进党2016年执政之后这些人又为何不拿这主张来批评？而在韩国瑜先生重提这名词之后，这些人才忽然跳出来鼓吹？莫非这些人包括相关的财经专家学问都不如韩国瑜先生？或者是国民党真缺懂政策的人？而由下列问题来看，最近鼓吹特区的言论确有不少研究或用心不足的现象。
问题一：政策规划有其流程
虽然所用的名称变来变去，但从马政府到现在鼓吹自经区之类主张的主要概念，都是要设立某种特区而给予其中的厂商某些自由化或特权。这样的政策主张之合理研究、讨论和决策程序是，要先由其必要性或价值提出某种要自由化或开放的事项，再指出这项自由化必须在新特区而非在全国或既有特区施行的原因，然后进一步检讨这项特区自由化的可能副作用及该有的配套措施，最后才整体评估有没有采取这项特区自由化的必要。但目前的鼓吹者几乎完全忽略这个正确的提议和规划过程，以致出现不少有点可笑的现象或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鼓吹者根本没想清楚特区中是要做甚么，而支持者也不知道它是甚么就跟着吶喊。在今（2019）年5月12日提出说帖之前，韩国瑜先生并未明确说他主张的自经区有甚么内容。他在5月3日被黄捷议员质询时只能说两天内给书面资料。但一星期之后才拿出来的书面资料却只是马政府以前提过、甚至当时已经又改掉的项目；而5月3日叶匡时副市长向黄捷议员说的信息安全工厂这一新的项目，却未包含在内。而韩市长还须一再强调那书面文件只是说帖，也就是仍非政策规划。由此看来，韩市长的自经区仍在构想阶段，那一堆大力拥护自经区的人士很可能只是拥护韩市长，而不见得对自经区有共识甚至有足够的了解。于是这些拥护的主张就出现了不少其他问题。
问题二：需说明自经区具体内容
自经区鼓吹者常见的第二种问题是跳过自经区的内容，而直接鼓吹特区就是好的。自经区不管倡议者要如何定义其内容，它都包括「自由」和「特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自由是不要限制，而特区则是限制让某区内拥有特权。两个概念要能同时并存，即表示那种自由必须有所限制。也就是说某种行为因为其可能造成的伤害，所以目前不能全面自由化，顶多只能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开放自由化。这种特性使这类特区政策的讨论一定要逐项去分析各种目前未自由化的事物为何可以且应该值得只在某种特区中自由化。但最近一些自经区的鼓吹者却常不管内容就直接喊自经区是好的、是必要的。
这种空洞的鼓吹言论很常见的一种是外国、特别是中国有，所以我们也要有。例如工商协进会林伯丰理事长就说：「大陆、日本、韩国也早设有自由经济特区。」朱立伦先生也说：「大家都在走这条路。」但若要说有，我国现在也有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和自由贸易港区等等特区，高雄加工出口区还可说是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大型出口特区。现要设新特区，就要说出它们将有甚么不同的功能。如果以为更多特区或在其中采取更多自由化就是好的，而忽视那些项目为何现在仍不自由化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主张。
外国月亮比较圆？
那些以中国有自由经济区为理由要设自经区的人特别可笑。中国是因共产主义和威权统治的背景，以致很多其他国家多已自由化的事物仍未能自由化，所以需要一些特区来做特权式的逐步自由化。而台湾绝大部分事物都已自由化甚至比中国的特区自由，仍有限制的项目都有其要限制的理由，所以不管要做全面或特区式的开放，都要认真检视原来限制的理由及若要自由化时之方式和配套，不是把自由化当意识形态而盲目支持。拿相当不自由的国家设有特区来说台湾也该有更多特区，就像成年健康大学生看到隔壁小朋友的脚踏车有两个防止倾倒的辅助轮，而大声说他也要加两个辅助轮一样好笑。
相对于很多空口说自经区是好的、是一定要的，可以让台湾不边缘化的人士，某家媒体以韩国和大马设了自贸区之后，吸引到比我国多之外资为理由，而说自贸区是好的（《经济日报》，2019年5月17日），算是比较用功的做法。但外人投资有很多影响因素，其数据现在也包括并购而不全是真正拿技术来设厂的那种直接投资。在我国这种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也是要靠自己的研发升级而非外人投资，因此拿外国外资变化和自贸区之间的模糊时间关系，并不足以说任何形式的自经区都是好的。
国内常喜欢拿韩国比台湾好来支持或反对某些特定政策。例如有些人说韩国未限制对中国投资、或韩国签了较多FTA、或者韩国敢让其货币升值，所以比台湾好，现在又多了自贸区这个单一政策就使韩国比台湾好的说法。这些人却不想想，韩国目前远比台湾成功的产业如三星、韩剧、乃至整容医术，那一项是因为对中国投资、靠FTA、韩圜升值，或者是有自贸区而胜过台湾？也许可以说，韩国胜过台湾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像我们这样乱找借口来乱做政策主张。
自经区≠自由贸易协议
另外有不少人用空洞或不相干的可以「不被边缘化」、「引进活水」、「国际接轨」、「融入区域整合」等用语，直接来主张自经区就是好而必要的。这类主张的代表之一是某报社5月中旬一篇连续三天的社论。其中说自经区有「加速产业升级转型」、「让各部会动起来」、「有助缩减健保亏损」、「吸引外移资金回台进行财富管理」、「台湾原本要留学学生可留在国内」等等利益，把自经区说得像万灵丹可解决所有台湾的经济问题。这种吹嘘言论不值得详细评论，本文只说明不少人也犯错的自经区和自由贸易协议的关系。
自由贸易协议是外国货进来及本国货进外国都免关税，是一种互利协议，而自经区只是让外国货免关税进来，本国货却没办法免税进去外国。所以自经区不像很多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可以代替自由贸易协议。外国货可免税进来的结果会使他们更不必和我国签自由贸易协议，该社论却说自经区「会更有实力和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议」。这类吹嘘言论离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问题三：很多产业不需「地理」上的特区
盲目鼓吹自经区者的第三类问题是未注意他们所主张的自由化为何该新设特区来做。这当然和他们只是空洞要求自由化而很少提具体的自由化项目有关。但就他们所提出的少数项目来看，政府已指出有些在现有特区已经自由化而不必新设。更重要的是有些项目早在马政府时期就已讨论出，不须特区而可在全台自由化的结论。
例如在国民党立委所提法案及韩市长的说帖中都有的国际医疗，在2013年的讨论中已证明不必设在特区。当时我曾指出，国际医疗设在特区时人员和设备都难和国内医疗共享，因此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都较低，要设在那地方的特区也有特权利益的争议。因此在几经讨论之后，马政府已决定当时有的39家国际医疗院所都可以不必在特区另设医院，而只要在机场设柜台把病人接到所在的国内医院即可，根本不须任何地理特区（请参阅：陈博志，〈示范区宜以产业而非地域做范围〉，2013年8月10日，《经济日报》社论）。
很多不宜全面自由化的政策，都可以对特定产业乃至合乎一定条件的企业自由化，并不须特区。这才是渐进式自由化的正确方向，蔡政府也已从这方向推动了不少自由化。现在草案、说帖，以及某些人士仍咬着地理特区的想法不放，实在是不够用功。
同样地，教育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也不需要特区。试问现在已有些外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设的分校，是设在围起来的特区中吗？二十年前日本北九州岛大学就已开放外国学校和机构可在其校园中设立科系和机构。更在半世纪以前，台大校园中就有教美国人中文的史丹福中心，替托福测验服务的语言中心，以及美军热带医学研究所。教育国际化是要有决心去做就可以的问题，不必设个特区把学校、教员、和学生关在那里面的。
至于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这类无形而难以限制服务地区服务，要限制在地理特区中做更要有很特别的理由，特区鼓吹者似乎根本没去想这问题。我国现在就有一种重要的境外金融中心（OBU），它可适用和国内金融不同的法规，但谁知道各银行的OBU在那里吗？蔡政府推行金融创新已有金融沙盒的政策，也是一种不需要划地区自限的自由化。
引进人才也是鼓吹自经区者的重要理由，但一样在2013年的讨论中我即曾指出，若特区可引进一般区不能引进的人才，那请问这人才是不是只限在特区中居住活动？但有甚么人才能被关在特区中？若他们可自由到区外，那何不全面开放？
这种特区内引进人才的说法最早其实是想引进更多外劳。某位已过世的大企业家当年甚至曾向我建议在特区引进更多外劳，且建围墙以防外劳脱跑，但被我拒绝。现在竟有人把特区引进外劳的做法改为引进真正专业人才，实在可笑。我们真要引进的专业人才，政府一定可以在全国都开放。例如高铁建设时我们就引进大量本国不足的人才，高铁营运之初不少驾驶员也是外国人，现在的语文补习班也有很多外籍教师。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会排斥真正需要的外来人才，以特区引进人才的想法恐怕是乱抄来的。
▲中国农产品进入自经区后，有可能经过加工处理后就变身为MIT制品，例如「台湾茶」。图为南京的一家茶厂正在制作茶叶。Fotolia
问题四：忽略自经区「洗产地」的副作用
盲目鼓吹自经区者的第四种问题是忽略或随便否认特区的副作用。政府说不能让中国农产品到台湾稍加工而变成台湾商品出口。有鼓吹者却批评说他们没说要进口中国农产品，或说只谈农业太小看自经区了，或说自经区谈农业是不懂贸易。但自经区和农产品进口都不是政府自己说的，韩市长提出自经区时曾说：「立顿茶大家都知道，荷兰不产茶叶……进口之后加工就出去。」国民党立委所提的法案更是直接要在特区开放目前不能进口的中国农产品。政府针对这些主张指出其副作用乃是其职责，反而是鼓吹者忽视了这副作用，甚至忽视了他们的同志有开放进口的主张。
后来有鼓吹者说政府仍可握有不核准之权，国际上有自制率标准，以及我国可提高标准和严格查核等等说法，其实恰好证明造假为台湾货及破坏台湾货名声之副作用确可能存在，因而政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特区和一般区待遇不同所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在2013年也已有详细讨论（请参阅：陈博志，〈展望与检视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方案座谈会简报〉，2013年5月21日），鼓吹者根本无法反驳。但有些人却换一个方式说我国目前也已有一些特区及专法给某些活动特权（《经济日报》，2017年5月14日社论），但这不表示任何新的特权就是公平或恰当的。政府在给出各种特权或差别待遇时的正当理由，是那些活动具有「外部利益」，所以给予补偿。这是经济学理公认的正确政策原则。因此既有特权该定期用这原则从新检视，而像自经区这种新的特权更要先指出其有外部效益的明确理由，不能随便一句有利于经济或发大财甚至乱指责别的政策也有特殊待遇，就要走特权。
问题五：当年地方政府曾经争取？
除了上述问题，有关自经区的讨论尚有不少不正确之处难以一一说明。最后只再讲一个似是而非的批评。有些支持自经区的人说，陈菊秘书长和赖清德前院长当年当市长时都曾要争取自经区，现在反对自经区没道理。但马政府提自经区时整个民进党是反对的，而地方政府在反对的同时却又要争取的原因，正是因为自经区是不恰当的特权。
马政府的自经区对区外不公平，对全国可能造成伤害，但得到自经区的地方却可能获得一些投资及利益。所以站在国家的利益民进党该反对，但若马政府当时以完全执政的优势强行通过，则各地也只好抢这特权来弥补这不当政策带来的损失。就像说班长若主张拿班费大家一起去吃牛排，守规矩的同学虽然认为这不是班费正当的用途而反对，但班会强行通过后，反对的同学只好也一起去吃牛排，否则就是让别人吃掉自己的班费。高雄市和台南市当时听懂了我这样的分析，所以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也表示要争取自经区。自经区鼓吹者不想当时民进党整个对自经区的反对，而只说南高两市也争取自经区，不是故意扭曲，就是不懂自经区是不公平政策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