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与台湾的舆论环境有许多的不同，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是澳洲没有像台湾那样强烈的蓝绿对抗情绪，也没有由此而引发的「亲中／反中」的二元价值。澳洲主流的价值与西方主流价值一致，主要体现在对自由与人权的重视，但不会从单纯的亲中／反中来论断是非。和台湾不同的是，与中国相关的议题过去从未在澳洲成为决定舆情或者政党角力的重要因素。
澳洲两大党中国政策分道扬镳
但这种状态在历经了7月份的力拓案与新疆的镇压后，有了根本的变化，澳中关系成了牵动政党民意基础的主要因素。今年8月22日，澳洲著名的评论家葛瑞格•沙瑞登（Greg Sheridan）在澳洲主流报纸之一《澳洲人报》以〈向强权说真话〉（Speak Truth to Power）为题，以罕见的语气抨击澳洲在野党对中共软弱的立场。引发这篇评论的是澳洲反对党（自由党）的发言人茱莉•比夏（Julie Bishop）在8月19日发出的新闻稿中，批评澳洲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来对中共当局较强硬的态度。这包括「在第一次访中的公开演讲中提及人权问题是『不必要地』刺激中国政府」、「在胡士泰被拘押时威胁中国」以及「在热比娅访澳的事件上未能同中国建设性地合作」等。
比夏的新闻稿等于是声称自由党在中国政策上，和执政的工党分道扬镳。主要的差异体现在自由党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回避的立场。这样的「交往论」如果是在力拓案发生前提出，或许在澳洲民众里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力拓案让澳洲民众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民受到极权政府的迫害，自己的政府却无力施援。又加上新疆镇压的残酷，中共的作风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时候，自由党用对中国人权的立场区隔自己与工党的对华政策，形同台湾人说的「白目」。这就是为甚么沙瑞登在文中认为比夏这种明目张胆放弃原则的声明是「可悲的──它内在逻辑矛盾、没有原则、不道德而且愚蠢」。沙瑞登认为澳洲的政党必须以坚持澳洲的主流价值作为长期执政的根基。对于自由党这次以对中国人权的「弹性」立场作为与工党的区隔，沙瑞登预测其结果是自由党流失自己的民意基础，将导致反对党弱化，长期无法取得执政地位。
比夏的新闻稿中有一个有趣之处，即反对总理偏离「澳中人权对话」作为处理中国人权问题的主轴。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对话，每年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两国代表关起门来进行会谈，媒体不能采访，会谈的内容在会后以记者会的形式大略公开，但不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对公众公布。说穿了，这样的对话平台，只是澳洲自由党过去执政时所创造出来的卸责工具而已。它表面上维持着一个澳洲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表达关切的管道，彷佛澳政府每年都作了分内的工作。但实际上，「澳中人权对话」多年来从来没能成为澳洲政府向中共施压的管道，相反地，它「关门对谈」的性质决定了这个对话成为两国政府做暗盘交易的平台。「澳中人权对话」其实已沦为「澳中人权笑话」。这就是为甚么陆克文总理近来在处理澳中人权冲突时，必须舍弃「澳中人权对话」而另辟管道的原因，也是沙瑞登在文中强调「澳中人权对话不能免除澳政府表达对中国人权关切的任务」的原因。
沙瑞登虽然在文中严词批评自由党，但他未必认为工党的对华政策是最好的。或者说，他认为工党近来对于中共比较强硬的立场，包括公开批评中共迫害胡士泰，给予热比娅签证，以及拒绝中共收购力拓等，只是做到了维护澳洲价值最基本的工作。这也就是沙瑞登对自由党愤怒的原因：在野党没有一点理想，连这么基本的道德都反对！
澳中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沙瑞登主张对中国人权采取强硬立场，除了为了维护澳洲基本价值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来自于他对澳中关系的敏锐观察，即澳中关系近来的紧张，主要肇因于中国国内的变化，并由内政延伸到外交上。他在文中指出，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国际上呈现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然而中国内部严重的种族与社会问题却让中共统治者如坐针毡。薄弱的统治基础导致中共采用极端的高压手段，将任何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对全中国人的攻击。这就是为甚么中共会在国际上用「冷战时期的语言」来妖魔化达赖喇嘛与热比娅，并强迫各国孤立两者的原因。这样的作法在过去几年来已经造成了中共与许多国家的紧张，最近澳中关系的紧张也来自同样的原因。然而，沙瑞登认为我们必须认清的是，问题在中国，不是澳洲。于是澳洲不需要调整自己，或者放弃自己的人权立场，来配合中共的极端要求。同时，澳洲自失立场也不会对中国国内的问题有任何帮助。
类似的观察并不限于沙瑞登一人，也同样出现在专栏作家克里平•赫尔（Crispin Hull）于8月22日在澳洲堪培拉最大报《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发表的评论。在这篇题为〈澳洲被人治的中国冲击〉的文中，赫尔从近来澳中关系的变化谈起，认为澳中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共集权政府缺乏法治基础。一个不讲法治的政权，对内可以恣意迫害人民的财产权与人权，对外则是任意动用极端的经济手段对付贸易的国家。他预测由于中国人民缺乏法治的保障，将会逐渐透过暴力来挑战政府权力，导致中共政权的变量。同时，人治的中共政权也可以动用极端的经济手段对付澳洲。这两者都增加了澳中贸易的风险，而为了避险，澳政府应该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中共近年来恶劣的人权纪录与在外交上的霸道立场，已经形成了自由世界的普遍反感。这导致了一些民主国家政党的两难局面──讨好中共与讨好选民只能择一，而最近的澳洲是最典型也最突出的例子。澳洲舆论近来不断强调对人权价值的坚持，应该对台湾有所启发。台湾要与国际接轨，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除了贸易与文化往来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普世价值的捍卫与坚持。澳洲的例子显示出，为了贸易利益而牺牲人权这样的作法，在国际上会得到不是掌声，而更多的是嘘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