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文革后期与结束后，大批侨生回流，滞留香港，当然也包括人大校友。我到香港不久，接触到的就有卓宝琴、薛瑞珍、李绍基、黄华荣、饶由基（在香港改名为饶炽烽）等，散布在各行各业。他们都是1950年代考进人大的，并非都在同一个系科。
▲林希翎。《看》杂志资料室
行为特异的悲剧性人物林希翎
1985年，林希翎获准到台湾探访她的父亲（1949年到台湾后另娶），路经香港时，我通过媒体找到她，约她在新都城酒楼饮茶，也请了在港的人大校友。大部分校友都来了，但是当时出任中国通讯社（中共的统战媒体）负责人的熊斐文（原名熊怀济，党史系十班，入学时是预备党员，反右时站在左派立场得以转正）则推说有事情没有来。我约大家聚会，也就是大家表个心意，对林希翎当年成为大右派表示慰问，彼此没有深谈。
其后，林希翎去了台湾，闹了不少新闻，回来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当时主要两宗事件：一个是，台湾不承认「两个中国」，但是念及她的过去，因此虽然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还是给她发了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但是关照她不要说出来；可是偏偏她在记者会上展示两个护照给记者拍照，炫耀她是唯一的一个。另一个是她到了台湾，被国民党当作「反共义士」接待，台湾最反共的组织「救总」负责人谷正纲送她一只手表做纪念品，她居然在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聚会时，拍卖捐助给党外。这些让国民党对她很不爽。
这些举动除了是她个人作风以外，我后来还听人说，她突然反对国民党还因为她在浙江劳动改造期间，认识了著名作家无名氏，就是卜乃夫，他是香港区的国民党立委卜少夫的弟弟。共产党后来放他到台湾。据称林希翎与卜乃夫有段情，也许是林希翎自作多情，总之以为到了台湾两人可以共谐连理，哪里知道卜乃夫娶了一位年轻太太，因而让她恨死国民党云云。这个说法是否是事实，不得而知。
不论怎样，林希翎想再回台湾就被拒绝了。在香港她又成为热门新闻人物。但是，总有冷下来的一天。也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打电话给我，她送了一本她的自选集给我。我向《七十年代》执行编辑方苏说起时，他居然说，林希翎要送书给他们，他们不敢要，怕将来无法「回报」她的要求。我才知道她在媒体已经造成不良的印象。以后她移民法国，我才为她松一口气。但是接下来听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传闻，说她在巴黎给《镜报》月刊写稿，竟是在招待她的华侨家里打电话口述，香港这里一字一字给她记下。接待她的华侨收到电话费账单时，才吓了一大跳。
法国领事馆很尽责，在她去了法国，不管留在香港的两个儿子后，领事馆人员主动到她在大坑的房子，帮小孩做好手续，把儿子送到法国。但是据说她没有与儿子好好沟通，其中一位自杀。而法国科学院与她签的三年合约，要她把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但是她热衷于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一个字也没有写而难以再续约，以后她就靠难民的待遇过活。
民进党执政，感念当年她对党外的支持，请她出席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但是她又参加新党的活动，声称如果民进党搞台独，她要率领红色娘子军解放台湾。她在法国也有脱序的行为，在此不说了。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想来是被共产党关了十五年而出了些问题，是个悲剧性人物。
1986年，深圳与香港的人大校友组织「深港人大校友会」，这是深圳与香港提早「统一」。理由是香港的人大校友太少，而深圳因为是改革开放前沿，许多国营或民营企业里有许多人大校友，因为有关的财济系课，人大最多，所以人才辈出。
香港负责人是饶炽烽，他自己做生意，也是《镜报》的董事，在《大公报》工作的薛瑞珍也是热心人士。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的浩劫，所以在观念上没有太多歧义。第一届理事会中，我也是其中一位理事。国内来一些人大的老师，老饶都会约我一起饮茶聊天，都是他付账。例如「四大护法」中的许崇德教授来香港开会，我们也会聚会见面，但是避免谈政治，也就比较没有争议。袁宝华担任校长时来过香港，我们也谈过话，他观念开放，还记住此「保」非他「宝」，我对他印象不错。
与香港新华社成员的互动
有一次的活动，香港新华社的三位成员出席，他们问凌锋是哪一个？老饶做了介绍，我们就认得了。当时他们的薪资还很低，我也愿意彼此沟通，加强相互了解，所以我在湾仔鹅颈桥的小酒楼请过他们几次饮茶，拉拉家常。
这三位是刘再明、丁补天、力文。刘再明当时是副社长张浚生手下的宣传处长，丁补天（女）是摄影记者，力文在研究处。其中力文是东北人，给我憨直的印象，不久调回北京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刘再明升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代张浚生直接控制《文汇报》；丁补天是摄影记者，但是来头似乎不小，后来到由政协委员翟暖晖早期创办的《广角镜》杂志出任高层职务。
我认识的还有几位在香港新华社与中资机构工作的年轻朋友，有人大与非人大的，当时改革开放初期，思想都比较活跃，与他们有许多话题可谈。他们喜欢香港，但是对夫妻分居也很苦恼。有一次我在专栏说，中资机构要处长级以上才可以携带家眷来香港不合理，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不如年轻人有迫切的性需求，因此建议更应该让年轻人的配偶一起来香港团聚。这篇文章出来，那些年轻人大赞我写得好，力文则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写甚么都可以，怎么写这东西呢。可见他的古板脑筋。
有一次，刘再明约我在湾仔轩尼诗道的万禧楼（现在已经结束营业，在《大公报》的斜对面）吃饭。我想，他们何必这样客气？因为当时外派人员的薪资相对国内虽然高，但是比较香港的水平低许多。但是既然来约还是去吧。但是到场一看，只有我们两人，点菜时，居然有鱼翅。我一想，这是公款请吃饭，必然有「公事」，果然，他问我是不是政策没有落实？啊，原来认为我严厉批判共产党是因为政策没有落实而发泄怨气？
于是我向他解释，我人到了香港，政策落不落实我才不在乎呢！而与其他国人比较，我可说没有怎么受到迫害。这是因为我还没有被打进牛棚与发生家破人亡的惨剧而这样说的。但是我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才写文章批判共产党，不关我个人的事情。后来这段话被记录在案，成为多年后围剿我没有被迫害却忘恩负义的根据。
人大校友会中有法律系毕业的同学，有的开了咨询公司。他们无法在香港开业做律师，但是人大法律系在中国的司法界有丰沛的人脉。所谓咨询，就是港商在中国遇到有难题时，找他们咨询一下，就可以利用在中国的人脉协助解决问题。据说，为此收入还不错。
但是我知道卓宝琴不想做这种事情，主要是她丈夫，也是我的初中老师陈炳辉做石油生意。我到过他在上环的小公司聊天，陈老师说，我们只是把过去被共产党吃进去的东西，挖一点出来而已。他们夫妇都很正直，可惜都因病早逝。
人大校友会后来增加了年轻一点的在香港培训班结业的校友，与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而慢慢出现变化。（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