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R. Krugman）上月撰文指出，高学历已不再是中高所得甚至有就业机会的保证（《经济日报》，2011年3月8日，A8版，〈高学历劳工的悲歌〉）。他的观察分析，其他学者也已发现，我国也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失业或工作不如意的现象。我们若不正视这种现象，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策略将会走入不正确的方向。
当今部分高学历工作 易被计算机取代或外包外国
克鲁曼指出，过去认为现代科技只会消灭劳力工作，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是赢家的说法，已不合时宜。他指出两个重要理由，一个理由是过去要由高等学历人力从事的工作，现多可由计算机做得更好；另一个理由则是依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高教育者的高薪工作比低薪劳工工作，更容易外包到其他国家。
因此受高等教育者的很多工作在近二十年相对减少，反而是像卡车司机那一类无法用明确守则完成而须一点经验判断的工作还有增加。所以美国就业机会中，高、低薪工作机会增加，而高学历者为主的中间薪资或中高阶级却远远落后。
计算机取代人脑和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当普遍。高学历的人才可粗分成利用知识创造新知识思想、利用知识做思考判断，以及利用知识做整理运算或提供信息等三类。第一类人才不是计算机所能取代。第二类人才的很多分析若由计算机来做，可能仍会因判断准则过于简化而出错，所以目前仍有不少不会被计算机取代。但人数最多的第三类人才之工作却已大部分能由计算机来负责，因此这类人才的工作机会因为计算机的发达而相对逐渐减少。
举例来说，以前我们若要知道某一句名言是哪位人物讲的，我们就要去问那一学门的专家，我们若要知道历史上有哪几次大地震，就要问地质专家。但现在这些数据用计算机由网络中一下子就可查到，专家的工作就减少了。以前建筑师需要很多专业人才帮他画各种图，经济学者需要很多人帮他做统计数字的整理分析，现在这些工作大部分可由计算机负责。记账、产品设计等等很多原来由高学历者担任工作，现在都因计算机的帮助而只要更少人就可完成。所以第三类人才的工作机会大幅减少。
我国教育方式僵化 以死背、填鸭或博闻强记为主
这种趋势表示只是念很多知识、学很多操作技术的高等教育已渐失去价值，只有第一、第二类人才虽也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但可能仍有较高的价值。不幸的是我国的教育却仍以培养第三类人才为主。我国从教学到考试方法都以死背、填鸭或博闻强记为主。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高学历者甚少具有第一、第二类创造和分析的能力，甚至原有的能力都在僵化的教育中被消磨掉了。因此我国高学历者面对的挑战可能比美国更大。
特别是我国近二十年大学和大学生人数快速增加，而其中绝大多数顶多只做到知识的传授和背诵。但这批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却仍以过去的认知，以为念了大学就可以有好工作好发展。因此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就常面对工作不如意甚至失业的问题。这也已形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和社会问题。
人力被取代的问题 远比工业革命时严重
这种机器取代人力的问题，在工业革命时及自动化设备大量发展之初，曾引起更大的关注。但当时似未产生像目前这么严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资源和技术目前在国际上更容易移动。在工业革命到自动化时代之间，机器虽然可能大量取代人力，但它们也大幅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因此率先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国家每单位产量所需的人力虽然下降，这些国家却能大幅增加生产，结果劳工的总就业机会就未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目前全球化使资源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极为方便，发明计算机和各种计算机应用方法的国家并未独拥这些技术，而是大部分国家都同时可运用这些新设备和技术。所以原先使用大量高学历人力的先进国家厂商并未能因计算机的应用而大幅增加产量，每单位产量所需的高学历人才却下降，于是就产生了克鲁曼和其他学者所观察到的现象。
全球化同时也使很多产品移到外国生产，很多工作转包到外国，克鲁曼也提到工作外包的问题。全球信息的方便性，使很多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作都可以在外国进行。而当外国白领人员薪水或其他相关的成本较低时，厂商在为了得到较高利润，或者在竞争压力之下，就会把一些工作外包到国外，因而使国内人员工作机会和薪资下降。这就是我常讲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
以往先进国家学者误以为这种均等化的作用是透过商品贸易来进行，因此薪资下降的压力主要是在劳工特别是低技术劳工阶层。而由于先进国家很多须多用低技术人力的产品早就移到四小龙等国家生产，因此十多年前先进国家的学者还不重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为那只是四小龙这类中所得国家的问题。但目前服务和知识工作的外包，也就是无形产品的贸易已很多，所以大家开始注意到先进国家高学历或白领工作者也受到要素价格均等化力量的冲击。
反观我国早已因为对中国大量投资而使产业和就业机会大量移往中国，而造成低技术工人的失业，并使工资停滞，但政府官员和很多人都还无知地漠视甚至否认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如今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力量已延伸到高学历人力，连先进国家都受到威胁，我国政府却仍不知各种学历人力失业和低薪的原因，仍要盲目扩大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而加速工作外流和薪资被拉低的作用。更严重的是政府一点也未注意到在这种情势下该做的正确教育改革。
单凭劳工无法阻止浪潮 政府与国际组织必须介入
克鲁曼对这问题的对策是要劳工取回谈判的权力，才能创造一个共享的社会，教育不是答案。但克鲁曼这项主张是不正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劳工即使能阻止工作的外包，并无法阻止整个企业外移，也无法阻止新企业一开始就把很多工作设在国外。要让企业把更多工作机会留在国内，必须由政府或国际组织规范。
政府也很难禁止企业外包或外移，但政府至少可以针对外国利用不公平政策手段吸走本国企业和工作的情况，提出抗议和对抗的政策。美国政府更可以要求国际组织限制各国抢夺外国企业和工作时的不公平政策手段。例如另一个知名经济学家萨克斯（J. Sachs）最近即主张，各国竞争降低企业所得税来吸引企业的做法不该再继续下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各种抢夺我国企业和资源的不公平政策，我国政府也应强力要求他们废除，而不是要我国厂商和劳工吞下去。
而教育也不像克鲁曼想的那么没办法。若教育只是学习背诵知识，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确实不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所以政府不能盲目扩充高等教育。然而如前面的分析，创新力和判断力仍非计算机可以取代，所以教育应该改革，让学生有超越计算机的创新及判断能力，而不要维持目前这种必定输给计算机的填鸭背诵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向的改革比增减大学生数量更为重要，但当前政府不只没有朝这方向努力，还要恢复一纲一本及死背四书这些教条式的教育。
当外国发现愈是新的知识都不见得有好工作时，我国却还要学生背更多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好像人类这两千多年都没有进步，我国岂能有竞争力？我国的大学生又岂能不大量失业？
克鲁曼看到了问题，但他的处方并不恰当，我国有比美国更多产业和工作机会外移的经验，比美国更早受到更大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作用之伤害，所以我们可比他看得更清楚。十多年前我开始大力提醒国人要素价格均等化力量的影响时，克鲁曼仍不认为那是重要问题。现在他已知道这问题很大，希望他也能为世界提出更有效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