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有国民所得和经济成长率这些概念之前，人们和政府已长期追求经济成长，一方面追求更富裕，即每人所得的成长，一方面也追求人口的成长。孟子所谈的富庶，就是这两种成长。然而成长却会受到资源、技术以及需求的限制，个人和国家追求成长的努力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不一定得到整体长期的成长。现在全球也因这些限制，而较难再快速成长。
学理：成长必遇极限
资源和技术对成长的限制最早的重要分析大概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幼年时听他父亲和友人对人口问题的争论，即想出了影响人类思想极大的《人口论》，亦即由于土地资源有限，若人口持续成长，每个人能分到的土地及能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会逐渐减少，人们若不能节育少生子，最后就会以战争、饥荒或瘟疫等方式让人口大量减少，每人可分到的土地增加，每人产量和所得增加，人口又重新开始成长，直到人口太多时又来一次战争或饥荒。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可解释中国朝代大部分的兴亡历史。中国历代开朝时多因战争使人口大减，因此政府可以授田给人民，每人生产多使得人口可快速成长，因而号称明君中兴。但一个朝代持续多年之后，人口已太多，就无法再授田，人民生活渐苦，皇帝被称为昏君，最后又再发生战乱并改朝换代。新朝代开国前几任皇帝又被视为明君。历史上的明君、昏君，良臣、劣吏，有很多可能都只是人口循环下的获利者和代罪羔羊而已。
然而《人口论》是在工业革命后才提出，技术的快速进步使《人口论》似不再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也忽视了人类成长的极限。1960年代罗马俱乐部由各种资源的限制，提出了人类将面临成长极限的警告。然而一样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罗马俱乐部当初一些数据和预言似不准确，人们选择性地忽视这种警告。不过，现在由于出现原油和一些自然资源供给不足而涨价的情况，以及水资源的不足，已开始成为不能忽视的限制。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也可说是一种全球的资源限制，也可能限制了人类的成长。温室效应相关的宣传和政治运动虽较早期的罗马俱乐部成功，但因为各国对自身成长的坚持，以及部分人对技术发展的乐观，因此即使温室效应有可能成为成长的限制甚至可能造成大灾难，它却仍非目前全球经济成长的限制。
财政赤字 快速成长 恐都不利未来成长
全球经济成长较常见也较被政府关心的乃是需求面的限制：如果增加的生产无法全部卖掉，那生产就难以增加。马尔萨斯也是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大经济学家，马克斯更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发展出资本主义将会崩溃的理论，而凯因斯理论则简单而有说服力地说明了需求不足这项限制的原理和重要性。凯因斯观察到大部分人的行为是不会把增加的所得全部拿来消费，因此当所得持续增加到某个水平之后，人们的总支出就会小于总所得。而依定义，社会的总生产就等于总所得，因此总支出小于总所得即表示有一些产品卖不掉，这一来生产和所得就无法再增加。
这样的推理很简化，但却颇有说服力。由这种凯因斯理论，全球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将难再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不少人相信这种长期停滞理论，但结果世界经济却一直成长到现在，其原因除了技术不断进步之外，也有凯因斯理论中和总体经济学中的其他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持续的财政赤字，以及快速成长所带来的投资支出。而这三项因素近年的变化都可能不利于未来的成长。
战后各国经济和生产快速成长，需求其实有点跟不上来，特别是由日本、四小龙以至中国等国家，皆是以出口带动经济成长，出口的生产并不是配合国内外需求增加而增产，而多半是增产以抢夺本来存在的国外需求。这由全球来看，很容易造成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从进口国来看则可能造成生产和就业被取代，导致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的现象。
但全面的需求不足及成长率低落的现象却未出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采取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以应付其可能面对的失业和景气问题。这项扩张性政策等于是弥补了全球需求不足的凯因斯政策，而使世界经济可快速成长。然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已逐渐造成各国债台高筑的问题。美元的贬值和金融危机也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美国公债以及其他美国金融资产的意愿无法再无限增加。所以全球并不易再靠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这类赤字来补充不足的需求，以维持快速成长。
新兴国家快速成长 能维持全球成长吗？
战后人口和经济快速成长所带动的大量投资，也弥补另一部分需求的不足。新加入经济发展的国家不仅要购买大量资本财，也要兴建大量公共建设和住宅，因此快速成长带动的短期投资需求增加很多，可以弥补一部分生产和所得增加得比消费快所造成的需求不足问题。依凯因斯的加速原理所得到的这种效果，表示更高速的成长在短期内可以降低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现在有些人希望新兴或后进国家的快速成长能代替先进国家的财政赤字，而维持全球的成长。
然而这种看法不只忽视了全球资源的限制，也只看到后进国家成长直接表现的贡献，而忽视了其他国家既有之生产被后进国家替代掉的代价。后进国家能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是它们藉低工资等因素加入国际竞争，生产较先进国家原本生产的产品出口，而取代了其他国家的生产。以台湾和中国为例，中国的成长虽然大幅增加了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好像对台湾贡献很大，但实际上中国这些原料零组件和资本财的进口，许多是用来加工后再出口并取代我国原来生产的其他产品。把这替代扣掉，中国或开发中国家成长对台湾和全世界的贡献就会变小很多。
而目前开发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已有能力替代较先进国家的较高阶产品，后进和先进国家的生产由偏向分工走向竞争，因此后进国家成长增加对先进国家产品需求的可能贡献更相对减少，却因产品的替代而带给先进国家更大的失业等调整成本。而各国政府却因负债已经太多而不易藉财政弥补不足的需求，及应付失业等调整成本。所以，后进国家快速成长为全球制造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全球资源、政府负债以及需求不足等因素，限制了全球的快速成长，而目前也似看不到有甚么技术进步可以大幅降低资源限制及增加需求，因此全球成长趋缓的可能性甚大。
其实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国家的每人所得早已可让人民过很幸福的生活，各国若能放弃军事和政治的竞争，而致力于分配的平均化，人类社会并不需要一直有快速成长。再由全球生态和自然资源的限制来看，人类的经济和人口也都不该再快速成长。所以面对上述全球成长可能趋缓的因素，全球的对策应是如何降低人口成长率并在低成长中追求更大更普遍的幸福，而不是国际间资源和成长率的相互争夺，也不是长期以来藉财政赤字、金融扩张和泡沫经济来提高短期经济成长率，并造成未来更多的问题。
陈博志
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