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人认为，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低落，没有能力选出「贤人」，不适合采用选举制度，民众需要党政菁英来领导，来替他们做决定。这样的想法不但在中国很有市场，而且许多民主国家（包括台湾）的知识菁英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虽然对民主有信念的人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
一般民众到底有没有能力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掌握资源与权利的人能否放心将资源与权利让渡给一般民众？这不但是政治制度上常有的争议，其实也是许多经济政策上的基本问题。
给钱要不要附带条件？
许多政府与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都有针对低所得家庭的金钱援助计划，例如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尼加拉瓜的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以及宏都拉斯的Programa de Asignación Familiar。这些计划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受援助的家庭必须遵守某些规定，例如必须让小孩上学，定期接受健康检查以及接种疫苗等等。因此，这些计划被称为「有条件现金移转」（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简称CCTs）。
显而易见，CCTs的目的不只是抒解现下的贫穷，同时也希望透过提高孩子的教育与改善孩子的健康来减少「未来的贫穷」。毕竟教育与健康是影响个人一生所得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因此CCTs这些附带条件应该属于非常聪明而且有效的设计。同时，在过去十五年来，经济学家已经针对CCTs的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研究与发现都证实了CCTs会增加受援助家庭对于孩子教育与健康的投资。
然而，有争议的地方并不在于CCTs的效果，而是它的成本。由于必须监督受援助家庭是否确实遵守这些附带条件，CCTs的执行成本往往非常惊人。以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为例，其行政成本占了整个计划预算的60%，真正被家庭领走的钱不到40%。对许多贫穷国家而言，这些行政成本使得CCTs非常昂贵。
不要附带条件好不好？
CCTs背后的假设是：如果没有附带条件，这些援助金额中，有更多的部分会被父母拿去用作其他的消费。也就是说，或者出于自私，或者出于短视，父母看重子女教育与健康的程度，比CCTs的设计者所希望达到的程度低。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么拿掉CCTs附带条件的「无条件现金移转」（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简称UCTs），虽然可以省下很多行政费用，但将会降低子女的教育与健康程度。
然而，UCTs真的比CCTs的效果来得差吗？近年来也有经济学家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有了几项非常有趣的发现。首先，拿到援助的父母，不论有没有附带条件，都会增加让小孩就读国小的比率；但是，只有CCTs能够提高子女就读中学的比率。另外，跟UCTs比较起来，CCTs更能增加女孩的就学比率，但两种计划对于男孩的就学效果则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似乎显示了父母原本对于女孩的教育较不重视，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动机让子女接受超过小学程度的教育，因此CCTs的强制条件在这些点上产生了效果。
成本与效果的两难，让许多政府与国际机构开始思考解决之道。
在非洲的实验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Esther Duflo，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她近年在非洲进行了许多实验，大多数都是跟教育制度有关。其中一项实验就是在寻找CCTs与UCTs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她与她的研究团队在摩洛哥设计的实验内容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跟传统的CCTs相同，随机挑出一些低所得的村庄，发放小额的现金援助同时强制每个家庭内所有6至15岁的小孩都得入学，不遵守条件的家庭将会停止援助。
实验的第二个部分属于一种特别性质的援助计划，叫做「标签现金移转」（labeled cash transfer，简称LCT），针对另一些随机挑出的低所得村庄实施。这个计划跟CCTs不同的地方在于，政府实施计划的时候，只告诉各个家庭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增加学龄孩童的就学率，但不具备强制性。也就是说，政府只是在援助金额上打了一个「子女教育援助」的标签，金额发放后并没有监控各个家庭的决策，而孩子未就学的父母也不会面临任何惩罚。
实验进行了两年后，研究团队发现CCT和LCT都大幅（70%）降低了学龄儿童的辍学率。对于已经辍学的孩童，两种计划也都鼓励了重新入学，但LCT的效果竟然还比具有强制力的CCT还要显著。
重点在认知，而不是金钱
Duflo等研究者认为，援助的「标签效果」很显著的原因在于，一般父母在领取援助的同时，「标签」提醒了教育的重要性，改变了父母对于教育的认知。而这样的提醒就足以产生很显著的政策效果。
他们的研究成果让许多研究者与政策制订者反思「强制」的基本假设──贫穷的父母对于教育的关注不够，于是需要透过强制手段来提高下一代的教育程度。这样的假设是否过于简化？是否只是菁英对于中低所得者的「歧视性想象」？
不论如何，这份研究结果确实指出了第三条道路──提供教育援助既能有效果，又能节省巨额行政成本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