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舉辦冬奧本來是要宣揚國威、營造大國形象，可是弄巧成拙，大外宣不成，反釀「八國聯軍」抗議，並意外化解了日本和韓國的多年恩怨，韓國群情激憤，指中共國是「千年敵人」。此一怒火已延燒至韓國3月大選行情，令親中派選情陷於不利。

多國被技術失格引群憤

隨著冬奧主辦方技術失格頻出，呈現出讓「中國拿走所有獎牌」的節奏，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化解了日本與韓國長年的恩怨。《朝鮮日報》日文版在標題裡寫道：「日本是百年敵人，中國是千年敵人。」

當日本的跳台滑雪選手高梨沙羅因為服裝問題被判失格後，以前韓國人都會幸災樂禍，但這次連韓國人都幫高梨沙羅叫屈，不斷貼文稱中國裁判有問題。

北京冬奧賽事，中國裁判讓多國名將被取消資格，加上中國選手惡意犯規、中方不給獲勝選手頒獎、利用疫情宣布決賽名將陽性並加以隔離等手段，惹火了眾多國家，引發八國要向國際奧委會告狀。

在滑雪項目中，除了高梨沙羅之外，挪威、德國等5位世界知名選手也被判違規，指他們的衣服寬了兩公分。但他們都有隨行裁縫師，而且都是身經百戰的名將。花式滑冰團體賽甚至延後了頒獎時間，因為主辦方說發生了不知名的緊急狀況。

美國花式滑冰名將周知方，在決賽之前被通知病毒檢測為陽性，不能參賽。他剛在團體賽拿下銀牌，很可能問鼎個人賽的金牌，但金牌因此被中國拿走了。他傷心落淚地說，自己不僅打了疫苗，而且一直非常小心，比賽期間幾乎與世隔絕。

另外，1,000公尺競速滑冰，中國後來拿到金牌，因為原本的金牌選手匈牙利的劉少林也被判失去比賽資格。這個項目在半決賽時已經搞掉兩個韓國人，但根據慢動作重播可以證實，真正犯規的卻是中國隊伍。後來的總決賽再搞掉匈牙利人，連韓國團長都說裁判反覆偏袒，組隊比賽過程一再吹黑哨。

中日冰球大戰現場，主辦方播放的是抗日歌曲《保衛黃河》。有評論稱，有必要把「民族仇恨」弄到奧運會嗎？如此心胸狹窄地羞辱對手，這些是中共的奧運精神嗎？

中國人替中共背鍋

最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媒體和社會都非常憤怒。《首爾新聞》的題目是〈叫中國把獎牌都拿走算了〉，內文也是只有「叫中國把獎牌都拿走算了」幾個字，竟然有超過4萬個人按讚，還有3,000條評論，大家都感同身受。

《sports首爾》的日文版說：「格鬥技術等級的犯規也無罪，韓國失去資格憤怒爆發，決定上訴北京冬奧最差的判決。」日前推特熱搜第一名是「#Justice For Korea」，意思是「為韓國伸張正義」。

韓國最大傳媒機構《中央日報》的社論也批評，本次奧運「看不見奧運精神也看不見感動的北京冬奧會」。

有海外華人網民發表評論，認為中共在冬奧會的種種操作使國際不滿，連累普通華人躺著也中槍。

▲韓國示威者2月9日在北京駐首爾大使館前抗議中共侵犯人權並呼籲抵制北京冬奧。Getty Images

韓國仇共 震動總統大選

北京冬奧會激怒韓國民眾，極可能影響3月9日韓國大選的結果，那就是北京最不想要的結果：親美派獲勝。

3月9日的韓國大選對東亞的安全至關重要，這是韓國親美和親中的一次大對決，原本兩方的支持率非常接近，沒想到這次北京冬奧讓韓國的民族情緒大爆發，反共勢力不斷強化，強化到現任執政黨都受不了。

目前韓國執政黨總統是共同民主黨籍的文在寅，總統候選人是李在明，他們都屬於親中陣營，而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的候選人尹錫悅屬於親美派。如果韓國真的選出了一位親美的總統，就會完全改變文在寅的政策路線，而且東亞也會出現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由於在北京冬奧遭受的「不公判罰」和「韓服爭議」，韓國媒體也炸鍋了，連青瓦臺都承受不了了，只能表態說：「有關部門在關注北京冬奧相關爭議。」這些情況對執政黨非常不利，因為韓國年輕人的支持率，原本在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平分秋色，李在明雖然之前稍稍落後，還在誤差範圍內，現在因為冬奧激起的反中勢力，讓他的民調越差越遠。18到29歲年齡階層中，在野黨候選人尹錫悅有53%的支持率，李在明只有25%。近期尹錫悅支持率37.2%，總體上領先李在明2%到5%。

台灣媒體評論，這次中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本來要宣揚國威、大國崛起，現在搞得四面楚歌，連韓國都反了，根本就是搬磚砸腳。

旅韓時評人士曹雷表示，體育與政治分不開，中方選手及裁判竟然敢在賽場上公開欺負韓國選手，這也正是長期以來文在寅政府親共政策的惡果。

在北京冬奧開幕前，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紛紛表態，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可是韓國政府非但沒有抵制，反而派出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黃熙、國會議長朴炳錫等高級政要出席開幕式，文在寅還公開祝賀北京。

未料比賽進行不到一週，就接連爆出韓國選手遭到不公正對待的爭議事件，致使韓國年輕一代的反共情緒迅速上升。目前事態仍還在持續發酵中。

「納粹」奧運會歷史再現

除了韓國的怒火之外，負責轉播北京冬奧的美國NBC都不想播下去了，其著名體育主持人蒂里科（Mike Tirico）早已提前離開，因為大家都不想看這次的冬奧，收視率非常差。

此外，奧運選手們發出照片，說飯菜太難吃、營養不夠，簡直是減肥餐，而且超貴，運動員被餓得胃痛，在營地哭泣；因為不公正的裁判而失去資格的人也痛哭流涕。

有評論將此次冬奧與納粹奧運會對比，認為這是1936年的納粹式運動會，政要們天真地指望自己的運動員在中國會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只不過是被騙去當陪襯而已。

1936年德國納粹主辦奧運會，德國得了33枚金牌，總獎牌89枚，排名第一，第二名美國只獲得56枚獎牌，第三名匈牙利更少，只有16枚。而在1932年的奧運會，德國只不過排名第九，金牌3枚，總獎牌20枚，短短四年裡，德國就能在奧運會從排名第九飛躍到第一，總獎牌數還達到89枚的「好成績」？這一切又在目前重演。

漫威電影《蜘蛛人：無家日》（Spider-Man: No Way Home）2021年底上映12天，全球票房就迅速突破10億美元，成為去年最賣座的電影，力壓中國愛國電影《長津湖》的9億美元。

分手中：好萊塢不靠中國市場創票房新高

《蜘蛛人：無家日》截至2022年2月，全球票房收入高達18億美元，這是自武漢肺炎疫情以來表現最好的電影。據《美國之音》報導，去年美國漫威四部電影《黑寡婦》、《尚氣與十環傳奇》、《永恆族》及《蜘蛛人：無家日》，全球票房都相當亮眼，但這四部電影連續在中國都吃了閉門羹，上映日期遭中國政府故意推遲，至今中國觀眾仍無法在銀幕前觀賞。漫威電影在中國的市場雖被中共有意阻斷，但在全球其他市場依舊締造佳績。

根據美國商業雜誌《富比世》（Forbes）報導，好萊塢電影界已經不再需要倚賴中國來衝票房收入，並指出大多數在中國票房成功的好萊塢電影，在美國國內及全球同樣都很成功，例如《星際爭霸戰3：浩瀚無垠》（Star Trek Beyond）在中國賺到6,000億美元票房，全球票房則高達3.3兆美元。

好萊塢電影業雖然過去從中國賺取不少報酬，但全美戲院協會執行長約翰‧菲蒂安（John Fithian）認為，其實中國市場對好萊塢片商的重要性被「大幅誇大」。他向《好萊塢報導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表示，「片商從中國賺取的報酬遠低於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一張電影票在美國賣10美元，片商從中能賺取5或6美元，但在中國只能賺1到2美元。」同時，中國政府持續限制外國片上映的數量，在2021年，美國電影只有25部能在中國戲院上映，相較於2019年的45部大幅減少，迫使好萊塢不得不離開中國市場。

▲美國好萊塢電影業者長年為了商業利益討好中國政府所做的讓步沒有換來中國開放更多的好萊塢電影，審查反而更嚴格，甚至培植了中國電影產業。Adobe Stock

好萊塢迎合中共審查，也養大了競爭對手

過去好萊塢電影常令人詬病的是，為了通過中國國家電影局的審核以便打進中國市場，低頭「自我審查」與讓步。提倡文學自由與人權的「美國筆會」（PEN America）2020年8月發布題為《好萊塢製作，北京審查：美國影業和中國政府影響力》（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 The U.S. Film Industry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的報告，揭露好萊塢業者為了討好中共，不惜在演員、劇情、台詞、場景等各方面妥協，例如讓湯姆克魯斯在《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的夾克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消失、刪除《末日之戰》（World War Z）劇情裡中國是活屍病毒起源的橋段，以及模糊掉《鋼鐵人3》（Iron Man 3）的反派角色滿大人是中國人的身分，更不用提台灣、香港、西藏或任何與人權有關的議題也自然成了好萊塢的禁忌。

除了自我審查，好萊塢把電影技術也授予中國企業，扶植了中國電影產業的崛起。2020年出版《投餵中國龍：置身於好萊塢、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Feeding the Dragon: Inside the Trillion Dollar Dilemma Facing Hollywood, the Nba, & American Business）一書的作者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本身是好萊塢製片人，他表示好萊塢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與中國企業合作，經常必須與對方分享最新的電影技術、製作與資訊，間接壯大了中國電影產業。現在，中國電影產業成熟了，便成了全球電影業的主要競爭者。

中國2021年的電影票房收入超過74億美元，連續兩年超越美國成為稱霸全球的電影市場。其中，中國的票房收入有八成是國產電影，外國電影配額越來越少。根據中國燈塔研究院發表的《2021中國電影市場年度報告》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國產影片有697部，進口片票房僅占整體的二成。維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教授、《中國製好萊塢》（Hollywood Made in China）一書作者艾恩‧科卡斯（Aynne Kokas）預測，未來好萊塢片能夠獲准在中國上映的數額會越來越少，而且將面臨更嚴格的審查管制。

換言之，美國好萊塢電影業者長年為了商業利益討好中國政府所做的讓步、自我審查及對內容製作的傷害，沒有換來中國開放更多的好萊塢電影，審查反而更嚴格，甚至培植了中國電影產業。

中國設定2035年成為電影強國

中國2021年的國產大片《長津湖》和《你好，李煥英》都衝破50億人民幣票房，《長津湖》更創下紀錄成為中國最高票房的電影。為了維持中國影視的領先地位，中國國家電影局在2021年11月發表《「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十四五」指中共2021年至2025年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預計在2035年使中國成為電影強國。相關計畫包括從7萬家電影院擴張至10萬家、每年10部賣座國產電影、票房過億元國產影片每年50部，並且要強化電影特效技術，推廣科幻片電影等。

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電影的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政治學教授史坦利‧羅森（Stanley Rosen）表示，中國國家電影局認知到每年需要幾部賣座的電影，不僅在國內得到高票房，也要在國際衝高票房，「他們了解到，如果中國想要成為國際影視大國，外國看待中國電影的態度，必須要像好萊塢電影那樣。」

然而，中國目前大多高票房電影僅限於中國市場，例如抗美援朝的《長津湖》、鼓吹民族主義的《戰狼》等愛國片，背後都有中共當局特意營造出高票房及高評價的現象。尤其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政府在電影院推出許多讚頌共產黨的電影，當地政府及各單位都動員包場觀看，並不能完全反映影片實際票房情況。所以，此類型的愛黨、愛國電影或其他國產電影能否打進國際市場，勢必成為未來評估中國電影走向全球化、甚至取代好萊塢的關鍵。

在目前的中美政治氛圍下，中國民眾想在電影院看到漫威新電影可能還要等上一段時間，好萊塢業者也早就布局開拓其他市場，分散市場風險。好萊塢製片人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相信，在失去中國市場後，好萊塢反而可以轉而開啟全球市場，他認為，「全球的消費者將證明，資本主義以及做對的事情，是大家可以一起做的。」

香港爆發COVID-19變種Omicron疫情，香港政府執行中共「動態清零」政策，嚴格的防疫措施引起外資恐慌，大量國際企業高層和員工出走。實際上，航空業早已率先爆發離職潮。

COVID-19疫情持續兩年，西方多國在防疫政策上已開始走向「與病毒共存」，惟香港政府堅持「清零策略」，實施嚴格的入境隔離政策。香港歐洲商會的報告草案顯示，該商會評估香港對世界大部分地區「封關」的狀態，可能要還要持續兩年時間。

歐洲商會：與世隔絕至2024

香港2021年爆發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以來，已禁止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8個國家的航班到香港，超過150個國家地區的航班和旅客不准轉機；儘管官員宣布2月5日起將入境入士隔離期間從21天縮短至14天，但仍然是邊境防疫最嚴厲的地區之一。

歐洲商會的報告認為，香港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或許要等到中共研發出mRNA疫苗，並已為14億人口接種後才會改變。這意味著香港要對國際市場重新開放，可能要等到2023年底或2024年初。

歐洲商會認為，企業應為香港「半關閉」狀況做好準備，預期大批海外人士會離開香港，而且離開的人數「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報告又指出，「清零」政策降低香港的多元性，使香港對國際機構的吸引力下降，最終限制了香港為中國大陸經濟做出貢獻的潛力。歐洲商會建議國際機構應計畫在香港以外的亞洲其他城市設立地區辦公室。

美銀行部署 轉移至新加坡

實際上，國際企業已經開始部署將人員從香港轉移到其他地區。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因為香港的防疫政策，正在審視香港業務及營運人員情況，並制定「應急計畫」，把部份員工轉移至新加坡。目前未知涉及的員工人數，銀行發言人拒絕評論。

香港美國商會（AmCham）日前發表的調查顯示，美國企業指香港的隔離措施使他們難以在當地營運，大約有44%受訪者表示，他們可能會離港。另外，也有獵頭公司透露，對金融人才而言，有些人即使再高薪也不肯到香港工作。目前國際銀行在香港面臨人才短缺，既難留住員工，也未能進行海外招聘。

▲COVID-19疫情持續兩年，香港政府堅持「清零策略」，實施嚴格的入境隔離政策。Adobe Stock

國泰一年逾400機師辭職

香港國泰航空高層1月27日在公司大會上表示，公司仍面臨著香港機師流失問題，自2021年11月爆發機師離職潮後，預計未來幾個月將繼續下去。

截至2021年底，國泰航空在職機師僅約2,700人，較2021年初的3,100多人減少了400多人。國泰機師集體辭職的原因，主要是港府和部分民眾把Omicron疫情爆發歸咎給兩名前國泰航空的空服人員，以及越來越嚴苛的防疫規定。

為了留住機師，國泰航空2022年提供3,700美元留任獎金，還計畫聘請數百名機師。消息人士也透露，國泰航空計畫3月底前從已解散的姊妹公司國泰港龍航空招募前機師，正在召回130名機師，2022年預計有140名新學員接受培訓，還將招收已結業的學員。

大學退學人數創18年新高

除了防疫措施導致國際人才流失外，《香港國安法》所引發的移民潮也使香港面臨本地人才流失的情況。香港股評人David Webb的網站（webb-site.com）統計，自《香港國安法》實施18個月以來，香港淨流出20.5萬人次，有超過20萬港人離開香港。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最新數據顯示，香港有8家資助大學退學人數創新高。在2020至2021學年，共有2,643名學生退學（包括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院學生），較上一個學年增加22.3%（約482人），以相當於全日制學生人數定義計算，則是教資會有紀錄以來、近18年的新高。

武漢病毒禍害了整個世界，致500多萬人喪生，全球70億人的生活被嚴重打亂，更有巨大經濟損失和無數身心後遺症。但在全球國家的防疫中，東西方民眾的反應卻大不同：在英、美、加、德、法、澳等西方國家，很多民眾反對強制疫苗，上街抗議，即使遭鎮壓也不退縮。像加拿大的卡車司機抗議活動，歷經幾星期，西方多國卡車司機對此呼應，成為重要新聞事件。

而在東方國家，不用說中國採用集中營式管制，動不動就把整個城市封住，完全是專制做法，即使在民主台灣，也採取了追蹤、嚴控等手段。強制疫苗被人們廣泛接受，很多人還歡欣鼓舞，基本沒有像加拿大、英美等西方國家那種對強制疫苗的抵制。

為什麼東西方有如此差異？這跟文化歷史、價值取向有很大關係。它反映的是一個選擇：在政府「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哪個更是根本的原則理念。

人類民主的兩次撐竿跳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很長時間都是皇權專制。轉折點是1215年，英國首次有法律《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限制國王權力。這是人類重要一步。因為之前皇帝的話就是聖旨。英國這一步標誌「君主立憲」的開始，雖是皇帝掌權，但必須在法律框架之內行事。《大憲章》所代表的價值取向是限制政府（皇帝和朝廷）權力，保護個人權利。今天很多國家的左、右派之爭，強制疫苗和反對聲浪，從根本價值上說，是英國《大憲章》開始的這兩權之爭（政府權力 vs. 個人權利）的延續。

人類第二步，也是最重要飛躍，就是美國這個全球首個民主國家的出現，它一建立就實現憲法政治（憲政），民選國家領導人，獨立司法，保護個人權利。美國先賢的民主構想，主要來自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的三大個人權利學說，也可說是洛克哲學為美國的憲政提供了理論基礎。洛克首次提出人有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洛克把這三大權利定義為「天賦的，上帝給的」，以此阻止任何力量、任何理由的剝奪。

《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幾乎照搬了這三大權利說，只不過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起草《獨立宣言》時把第三項的私有財產改為「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因當時主張黑奴制的人把奴隸視為私有財產。傑弗遜擔心他們利用「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條來拒絕廢除奴隸制。後來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起草《美國憲法》時，又改回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原則。縱觀美國立國之本的憲法精神，如用兩句話概括，就是：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在這三大權利學說中，最難得的是洛克提出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條。因生命權不可剝奪，很好懂：命沒了，什麼都沒了；自由權這條也容易理解，沒有自由，就等於被剝奪了人所以叫「人」的前提。連左翼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都提出「人的本質是自由」。洛克把「個人的私有財產」和生命、自由並列，實在是高瞻遠矚的大智慧！事實上，如果沒有了私有財產，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失去保障。所以保護私財，就是保護個體生命和自由的根基。

如果今天洛克仍在，他一定會強烈反對強制疫苗，因為在個人的私有財產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個人的身體。如果政府可以強迫個人的身體必須被注射某種藥物（疫苗）的話，這跟強姦的性質幾乎一樣了。那些為政府強制政策辯護的人說「這是為你好」。但如果人類有記憶的話，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們的共產主義不都是打著「為你好」、「為人民謀幸福」的旗號嗎？但他們的手段都是強制！本質都是剝奪個人的選擇權。而且最後一定伴隨著暴力（最高等級的強制）。對共產主義社會有精準觀察、深刻批判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形象地指出：在通向共產主義的路上他們建起一座座古拉格（指蘇聯監獄和勞改營）。因為在剝奪個人權利的過程中，一定伴隨著強迫和屠殺。

▲反強制疫苗民眾高舉標語：「「我的身體，我來選擇！」（My Body, My Choice!）Adobe Stock

如果安．蘭德和諾齊克今天仍健在

小說《源頭》（The Fountainhead，又譯為《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的作者安‧蘭德（Ayn Rand）是捍衛個人權利的旗幟性人物，她的全部作品都是高揚「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對抗專制根基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安‧蘭德對洛克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條非常欣賞和共鳴，因為美國左派掌權者（從羅斯福、甘迺迪、詹森、歐巴馬、拜登等一路以來）都熱衷社會主義，其本質就是以集體的名義剝奪個人權利（跟共產黨的思路在一個軌道）。對於捍衛私有財產，安‧蘭德直截了當說，聲稱要把個人的私有財產進行再次分配（通過強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就是在「聲稱自己有權把人類當作奴隸來對待」。蘭德強調財產權和人權不可分割，說「沒有財產權，就不可能有人權」。如果今天安‧蘭德在，她會是反對強制疫苗的旗手和思想領袖！因為捍衛我自己的身體，是捍衛我最根本的私有財產。

另一位捍衛個人權利的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的作者諾齊克（Robert Nozick）。他認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對私有財產等個人權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為了別人而被犧牲」。無論這種被要求犧牲的理由是左派慣用的「公共利益」，還是今天的所謂「為了防疫、為了你好」等等。

諾齊克在書中以這樣的例子闡述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一個人發明了某種特效藥，他人和政府都沒有權力強迫他必須低價賣給哪些人。這是他的發明，他的私有財產，只有他本人有決定權。目前有些非洲國家要求美國的製藥公司必須無償提供疫苗配方，理由是人道主義等，但這在諾齊克那裡是行不通的，這種要求被視為不道德，因為它違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洛克三大權利說，也明顯是踐踏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強迫擁有（搶劫）別人的發明創造，本身當然是不道德的，也違背自然法則。諾齊克說，只有這類情況才例外：如果一個人在沙漠中發現了水源，他不可壟斷，必須分享給那些飢渴的人，因為那不是他個人的發明創造。

對於個人是否有權主宰自己的身體，諾齊克更有明確論述，甚至具體行動。1997年，諾齊克聯合五位知名的哲學家，共同上書美國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保障《美國憲法》賦予的個人自決權，容許醫生協助絕症病人安樂死合法化。這篇共同宣言強調，自由民主社會最根本的價值在於個人自主權（Personal Autonomy）。宣言的結語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對那些關係到個體尊嚴的部分，做出個人的選擇。」如果這六位教授仍在，按照他們這種哲學理念，也會反對強制疫苗，反對政府強迫個人身體被注入藥物。就像今天反強制疫苗民眾高舉的標語所說：「我的身體，我來選擇！」（My Body, My Choice!）

從英國《大憲章》、洛克的三大權利說（包括德國哲學家康德的道德論述），到當代思想家安‧蘭德、諾齊克（包括海耶克捍衛私財和市場經濟的論述）等，都在展示，西方文明的核心，不是大政府，不是國家權力，而是怎樣捍衛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這個地球上先有了人，後來才有政府（國家），人是最先、並是根本。這是西方民眾反強制疫苗的思想之源，也是滋潤人類自由的源頭活水。

香港的武漢肺炎疫情，剛過黃曆年就大爆發，2月17日這天，一天就確診6,116宗！這次的爆發原因有很多，例如主要是傳染力特強的「歐美割龍」（Omicron）變種病毒的入侵。

香港疫情大爆發始末

被發現的第一宗入侵病毒發生在去年（2021）11月，媒體有報導詳細情況。被傳染的62歲中國籍男子11月10日由加拿大抵港後入住富豪機場酒店5111號房檢疫。36歲印度籍男子翌日由南非抵港，入住同層斜對面5112號房，他檢疫第3日、即11月月13日檢測呈陽性，病毒數值為18，病毒量高。5日後即11月18日，62歲男子在檢疫第9日亦呈陽性，病毒數值為19至20。衛生防護中心隨即與機電署及屋宇署調查，在兩人房間及走廊共用位置抽取87個環境樣本，25個呈陽性，來自兩房間例如沙發、檯凳、洗手間渠道，走廊樣本則呈陰性。

據報導，該36歲男子戴的是氣閥口罩，即口罩上設有「呼氣閥」，呼氣時閥門會打開形成單向排氣口，原意是方便佩戴者的呼吸，但不會影響吸氣時過濾細菌病毒的效果，人稱此為「自私口罩」。該62歲男子可能就在開門取餐或丟垃圾時因為對方也差不多時候開門，即使沒有接觸也會因為病毒漂浮在空氣中而染上。

這次大爆發是香港的第五波。也因為來勢凶猛，使香港的醫療體系面臨沉重的壓力幾近崩潰。有的香港人偷渡到中國，中國也派人支援香港，扭轉了歷史潮流，這是九七香港主權轉移後的必然趨勢。

一些專家也從專業分析這次疫情爆發的必然性，認為因為中國「清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也必須「清零」；然而香港又是國際城市，人員來往頻繁，不可能鎖城，須有適當靈活性而與病毒共存，結果兩不相就，終於大爆發。有外媒形容情況超越前年武漢初期爆發時。例如有些患者沒人理睬。但是我認為終究不如武漢那樣沒人性，死亡人數絕對少於武漢很多，也沒見走在路上突然倒斃的情況。不可相信中國所宣布的武漢患者與死亡者的人數。

然而要追究香港疫情大爆發的根本原因，絕對離不開政治因素。

對照台灣情況，台灣也是依靠出口貿易的國家，無法完全鎖國；台灣也實行清零政策，為何台灣沒有大爆發，甚至去年5月疫情爆發實行三級警戒後迅速被控制，這次「歐美割龍」入侵，台灣沒有提升回三級警戒，但是疫情還是獲得控制。這方面歸功於防疫團隊的正確領導與民眾的高度配合。而這，正是香港的最大致命傷。

「政治掛帥」的防疫

香港的防疫團隊在黨的領導下必然是政治掛帥。不是真心為民眾防疫，而是利用防疫來打擊異己。例如六四民眾自發到維多利亞公園悼念，警察逮捕他們時所施加的罪名竟然是危害防疫的群聚！港共政府對餐飲業內食的諸多限制，也是擔心異議人士利用飯局圖謀不軌。然而發生在第五波疫情期間發生的洪為民生日派對（又稱「洪門宴」），就充分反映了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現實。

洪為民是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更是「人民代表」。今年1月3日於灣仔灣景中心的一家西班牙餐廳內舉辦生日派對，並有包括香港立法會議員、多位首長級官員和政府機構人員在內的逾百人出席，因有參與者在出席派對後確診武肺病毒，導致多人被送往檢疫中心接受防疫隔離。事件曝光後政府極力掩蓋，餐廳聲稱新營業而沒有錄影，灣景中心業主是中資華潤集團，也沒有交出進出人員的錄影，警方也沒有去調查。然而實情像擠牙膏那樣才慢慢被擠出來。該生日派對的參與人數當初說是170人，但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其後表示因為有賓客帶同不在名單上的人士出席派對，到1月10日已發現的參加者增至214人，並多一名派對關聯者確診。至1月14日，已發現的派對參與者增至225人。

出席宴會的立法會議員有20名，占全體議員的22.22%。出席的官員更是驚人！他們包括徐英偉（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正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白韞六（廉政專員）、蕭澤頤（警務處處長、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區嘉宏（入境事務處處長、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鄧以海（香港海關前任關長，事發時為退休前休假）。其他政治任命官員還有：陳積志（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浩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鍾偉強（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胡健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蕭嘉怡（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馮英倫（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張曼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政治助理）。

這樣多的首長級及屬下官員出席鋪張的私人生日派對也揭露出官場的歪風邪氣，並且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導致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陷入嚴重的誠信與政治危機。由於其中的蕭澤頤出席派對時的身分是「休班警」，當時已有責任檢舉派對發生的違法行為，蕭卻未有主動執法而引起質疑，對照他們對異議人士的殘酷鎮壓，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及激烈反彈，特區政府的處理手法不但被批評出現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叫民眾如何去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香港是國際城市，又是自由港，照例也應該進口各種品牌疫苗，然而首先進口的是香港人最不放心的中國疫苗，引發港人猜忌。Adobe Stock

誰能挽回香港的沉淪？

為了更好防疫及滿足民眾的需求，台灣防止武漢肺炎的防疫疫苗除了根據《兩岸關係條例》禁止問題多多的中國疫苗進口以外，國際上主要品牌的疫苗都有進口，還有國產疫苗，並由民眾自行選擇要打哪一種品牌。香港是國際城市，又是自由港，照例也應該進口各種品牌疫苗，然而首先進口的是香港人最不放心的中國疫苗，然後是由上海復星代理的復必泰（BNT），而第一批進口的復必泰又出現問題而必須退貨，尤其是施打時還把個人的資料送到中國去，都使香港人對與中國有關的疫苗出現抗拒情緒。政府則採用各種恐嚇利誘手段來迫使民眾施打疫苗，也使香港人產生更多猜忌心理。在民眾拒絕配合下，疫苗施打率就比較低了。根據香港衛生署公布的最新數據，香港70歲以上，染疫高風險的老年人口，第1劑接種率竟僅約58%，80歲及以上人士甚至有高達七成多連第1劑都還沒打。這個缺口當然很容易被打入而擴散。

2019年夏天爆發的反送中運動，由於政府的高壓政策，有些醫護人員曾舉行非常短暫的罷工向政府施壓。2020年武肺開始擴散全球，醫護人員都捨己為人站在防疫的第一線，各地政府也對醫護人員給予鼓勵及獎賞。然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卻忙著對醫護人員進行秋後算帳來發洩自己的個人情緒。這種做法如何能夠調動醫護人員的積極性努力防疫？目前許多醫護人員，尤其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已經受到感染，香港的防疫體系可能崩潰而需要中國救援。

香港沉淪到如此地步，林鄭還想連任特首？港共集團所謂的第二管治隊伍也是如此不堪。習近平再如何發出「最高指示」又有什麼用？他以為有了《香港國安法》就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可是所有問題不都是出在黨領導一切而又一切腐敗無能？經此一疫，能挽回香港的沉淪嗎？

北京官方在北京冬奧會上力推數位人民幣（E-CNY，或稱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對Visa卡產生衝擊與挑戰。而中國央行不斷試圖在國際上推動數位人民幣的跨境支付，更引發多國擔憂其金融擴張。

數位人民幣在冬奧挑戰Visa

對於參加北京冬奧會的運動員和工作人員而言，除了可以使用常規的帶有Visa標識的信用卡，他們還被北京當局鼓勵使用數位人民幣錢包。

相比信用卡對國際支付收取手續費，數位人民幣不產生任何額外費用，這對全球支付巨頭Visa公司造成了挑戰。

Visa公司是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福斯特市的跨國金融服務公司，國際組織通過Visa品牌的信用卡和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促進全球的電子資金轉帳。Visa公司為全球各地的金融機構提供Visa品牌的支付產品，並讓它們向客戶提供信用卡、金融卡、預付費和現金服務。Visa自1986年以來成為奧運會的獨家支付服務提供商。

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在2月4日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上，北京鳥巢主體育館的數位人民幣支付總量超過了Visa卡。

在北京冬奧村的運動員和工作人員可以獲得一個數位人民幣「硬錢包」，類似於一般的銀行卡，用外幣進行充值。他們也可以下載數位人民幣應用程式App，用智慧型手機儲存餘額。消費範圍包括冬奧村的商店、銀行、郵政、理髮店等。

據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2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數位人民幣試點項目覆蓋超過40萬個冬奧會場景，交易金額達到96億元人民幣。

北京冬奧會對數位人民幣的實際推廣效果還難以量化，由於北京當局嚴苛的「清零」防疫政策，導致無法帶動奧運會相關的消費、旅遊等。

數位人民幣對個人隱私性的侵犯也受到質疑。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美國官方向運動員發出警告，稱北京官方可以在奧運會期間和賽後對運動員進行監視，因此建議美國運動員在中國時使用一次性手機。

數位人民幣國際化路有多遠？

由於北京當局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中國央行出手干預匯率，這使得此前人民幣缺乏國際化的可信性和流動性。現在，數位人民幣的國際化也面臨著同樣障礙。

據美國之音2月16日報導，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洪川（Hung Tran）說：「其（數位人民幣）本身並不是更多國家使用人民幣的決定性因素，除非等到中國完全放開其資本帳戶，並進一步發展其金融市場。」

卡托研究所的貨幣和金融替代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Alternatives of Cato Institute）主任諾伯特‧米歇爾（Norbert Michel）認為，強勢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這不會因為數位人民幣的推出而改變。「貨幣本身的形式並不重要，特別是許多國際交易已經電子化。另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夠削弱美國力量的唯一辦法是：人們認為其他貨幣比美元本身更有價值。」

從2014年起，中國央行開始進行數位貨幣的研究。數位人民幣這兩年已經在中國多個城市進行了試點。並且，北京當局一直在推動數位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中國央行2021年7月首次發布《數字人民幣的研發進展白皮書》稱，數位人民幣已具備跨境使用條件。

據《路透社》1月28日報導，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表示，日本必須與歐洲和美國合作，制定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全球標準。對於利用數位人民幣向全球金融擴張的北京當局來說，此舉或起到阻滯的作用。

一位國會議員向黑田東彥提問，日本是否能夠在2026年左右決定是否發行數位貨幣？黑田東彥回答稱：「我個人認為如此」。但是，他表示，日本是否會發行數位貨幣的最終決定，必須由日本央行、政府和民間密切磋商後作出，「最重要的是這個想法要得到公眾的充分理解。」

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在同一場合表示，日本正密切關注中國在發行數位人民幣方面的快速發展。

美國去年12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前一個月增加0.5%，年增7%，並連續三個月超過6%，是美國近40年來的最大增幅。拜登政府、聯準會、主流媒體去年一直強調不要擔心，通膨是暫時現象。

美國通膨是暫時還是持續？

認為通膨只是短暫現象的人主要基於幾個推測：首先，疫情下從聯邦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政援助已經結束，貨幣流通量減少，物價就會降低。第二，物價上漲是供不應求造成的，是供應鏈瓶頸造成的，而瓶頸遲早會通暢，隨著經濟逐步開放，美國人會消費更多服務性商品（例如觀光旅遊），對實體商品的需求會降溫，供需關係恢復到穩定狀態，產品價格會回落。第三，隨著疫情過去，美國人恢復上班，就業市場不再那麼緊張，生產及供應增加，大宗商品也會降價，所以通貨膨脹是暫時的。

不過，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傑森．富曼（Jason Furman）就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今年美國通貨膨脹會繼續，甚至更厲害。

他提出三個理由：第一，今年一開始，就業市場就是緊繃的，比去年元旦更緊繃。在疫情之前的20年，預測當年通膨的最好指標就是美國人的辭職率，辭職率高說明就業市場好，換老闆、漲工資，物價就有上漲壓力，隨之帶來的就是通貨膨脹。2022年初美國人的辭職率達到有史以來最高，同時收入水準提高，比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快了5個百分點。

第二，市場需求仍然高於疫情爆發前，但是生產供應持續跟不上，物價就掉不下來。雖然聯邦政府救濟款8個多月前就已發完，但是民間需求仍沒有下降；各州政府相繼採取免稅政策，為了刺激經濟而增加預算；過去兩年來美國老百姓賺了不少錢，沒地方消費；還有聯準會寬鬆銀根政策的後續力，都是需求不會下降的理由。今年供不應求的情況還會存在，華爾街、企業、分析師到普通消費者都預期今年的物價高過去年。

第三，疫情前途未卜。如果疫情緩解或是人類學會與病毒共存，通膨會更厲害，因為當美國各地相繼解除封城令，需求暴漲，供應跟不上，物價就漲。如果中國大陸仍然維持零容忍，封城、隔離、關廠、關店、關碼頭，商品供應依然跟不上。這樣看來，通膨只是暫時現象嗎？

2020年為了幫助老百姓度過疫情難關，美國國會撥款4,840億美元救濟，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又推出近2兆美元的刺激政策。白宮和聯準會雙管齊下引發物價上漲，他們不是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採取公關手法，強調通膨只是暫時現象，不要慌張，但去年12月的CPI年增7%就到達40年以來最高點。

對通貨膨脹抽鞭子？

古人云以史為鏡，40年前美國的高通膨與現在很類似。當時的高通膨從7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民主黨的卡特政府印了太多鈔票，不怪自己，怪大石油公司、大銀行、大通信公司，甚至怪超市連鎖店等商業集團壟斷市場、抬高物價，於是政府推出限價令，進行反壟斷調查，還掀起一場運動叫做WIN──Whip Inflation Now，就是對通貨膨脹抽鞭子，結果美國經濟搞得更糟，物資缺乏。後來卡特政府明白了，開始對航空、鐵路、卡車貨運行業解禁，還任命保羅．沃克（Paul Volcker）擔任聯準會主席，國會也成立了預算協調程式，降低政府預算。但是這一切做得太晚，幅度也不夠。

1月12日拜登說去年12月的CPI僅月增0.5%，增速低於前兩個月，油價下跌了、食品價格下跌了，政策是對的。但是，美國的核心物價指數卻上升了。油價在2021年底時下跌了一段時間，現在又回升了，美國朝野普遍預期物價會進一步上漲。與當年的卡特政府一樣，拜登怪商業集團壟斷，就是不怪自己。雖然拜登還不至於祭出限價令，但他主張聯邦政府花更多的錢，說只有這樣才能把物價降下來。但是，目前的物價上漲是因為需求大漲，供應鏈瓶頸是亂印鈔票的結果，不是物價上漲的原因。

疫情造成勞動力市場緊張，美國人的工資上漲了，可是名目工資上漲卻被通貨膨脹抵消了，現在美國人每週實際收入比拜登就職前少了11美元，實際收入的下降幅度超過19個百分點，大於金融危機時，但拜登還在極力推動重建5兆美元計畫。

政府不怕通膨，一半以上的聯邦政府開銷與通貨膨脹率掛鉤，物價高漲，美國名義GDP也會好看，稅收也會增加。但是，倒楣的是中產階級，特別是藍領勞動人口，他們的工資不會與物價掛鉤，倒楣的還有消費者、習慣儲蓄的老百姓。商業集團也不怕通貨膨脹，企業的銷售增加，獲利增加，股價就上升。政治經營集團、商業經營集團受益，苦的還是普通老百姓。

自從福特第一輛量產車在1908年推出之後，小汽車便迅速普及，成為平民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如今有些地方，例如美國，一個人如果沒有車，簡直不能生活。事實上，汽車無所不在，就像水和空氣一樣；但有一點很不一樣：汽車需要道路、需要停車位，行駛的時候還會產生噪音和空氣汙染，更可怕的是，汽車可能會發生車禍，造成不幸事件。對社會來說，這些都是成本。而且，這些成本非常具體且昂貴！

商家多數反對無車專區

於是，一個冷門卻越來越值得探討的議題出現了：如果我們把都市的一小塊區域劃定為徒步區，除公車、警車、救護車或經由申請核准的必要車輛之外，禁止一切機動車輛通行。試問這個區域會變得更繁榮或是更蕭條？

這不是數學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而且，隨著時空環境的演變，不同世代族群有著不同的喜好厭惡，從而有不同的結果。我想，二十多年以前，幾乎不會有這個問題，即使少數人提出徒步專區的構想，也會被視為異端。

上一個世紀的都市發展，幾乎都以汽車行駛為重心，我們把都市最精華的資源優先留給汽車。在這一觀念下的區域規劃，重點總是放在汽車流量有多大？馬路幾線道？有沒有路邊停車？大樓、商場有幾個停車位等。如果有人提出禁止私家車通行的建議，必然遭商家反對，更不用說實際執行了。理由很簡單，如果車子不能開進來，誰還會到這裡買東西？

百年老街因車流而沒落

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幾年人們的觀念漸漸改變，不但可以接受無車專區，還渴望輕鬆自在的步行或騎單車。歐洲許多城市歷史悠久，原本魅力十足，但因為建於汽車普及之前，所以從現代的眼光看，街道普遍狹窄蜿蜒。這種狹小彎曲的街道，給人走很舒適，但給車走就變成雜亂擁擠了。如果將它改回步行專區，或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汽車，這些街區很快就恢復原有的魅力，甚至更為迷人，例如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舊城區。這方面，歐洲有相當多的經驗。

用經濟學「外部成本」的概念，很容易說明歷史街區限制汽車所帶來的龐大效益。如前所述，汽車的行駛有擁擠、噪音、空汙、事故等成本，特別是擁擠成本。老街區本來就狹窄，勉強讓汽車通行的成本極高，但這個成本卻由全體市民所承擔，也就是所謂的「成本外部化」：駕駛人享受開車的經濟效益，龐大的成本卻由市民共同負擔。因此，只要老城區改變政策，對汽車加以限制，就可以為居民免除龐大的社會成本，從而讓老街恢復活力，把利益還給居民。

▲台北的西門商區設有步行專區，街區限制汽車之後，人們更願意去走走逛逛，無形中也增加消費，從而帶來繁榮。Adobe Stock

輕鬆逛街才有快意消費

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街區限制汽車之後，人們更願意去走走逛逛，無形中也增加消費，從而帶來繁榮。而我個人的觀察也是如此。台北的信義商區、西門商區都設有步行專區，唯獨日漸沒落的東區商圈沒有，不知是否巧合？

其實，步行專區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走在路上不時有汽機車擦身而過絕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如果附近有步行專區，人們自然會選擇這條路，即使要繞遠路。有的人甚至沒事也會去走走。筆者住家附近有許多小巷弄，其中一條經市政府同意設為24小時全天候的步行專區，多年來，這條巷子總是川流不息，特別是早晨和晚間，不少人來這裡散步，和附近巷子成鮮明對比。

當然，目前開車仍是主流，一時之間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大多數人還是開著愛車上下班、接送小孩、購物、旅遊。但步行專區的設置非但不是經濟毒藥，還有助於區域特色發展。重視步行，並給予適度的空間，將漸漸成為都市計畫的一個重點。無車環境可以將原本雜亂壓迫的街道，瞬間轉化為輕鬆散步、快意消費的優質商圈。

世界各大城市正進行禁車實驗

於是，逐漸有比較大膽的大城市採取封街的政策，效果神奇。例如紐約的第十四街以及舊金山的市場街。他們禁止私家車通行，但允許公車在專用車道行駛。多出來的道路空間，完全提供給行人和自行車。此一政策實施後，街景瞬間改觀。人們終於了解路權公平分配的真正意義，更愛來此地走走，並意外地活化了整個區域。Yelp公司廣告部門根據客人關注數、貼圖分享數、評論則數等資料，發現禁行汽車區域裡的餐館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生意其實更好。

除了美國這兩大城之外，全世界各大都市也摩拳擦掌進行自己版本的實驗，如巴黎、倫敦、愛丁堡、邁阿密等。各城市的計畫並不相同，有的每週一天、有的只在某一時段禁止私家車。總之，這只是一個開始，把汽車所占據的城市空間收回一部分，還給公車、自行車以及行人。

有時候解決塞車問題並不是提供更多的道路給車輛，而是用減法哲學，限制汽車通行。人們正努力從私家車經濟走出來，進入一個嶄新的步行經濟世界。

物價上漲是現在熱門的話題，一向也是經濟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它有廣泛且重大的影響。但也因為它的影響廣泛，所以和它相關的理論和主張也特別多，多到七嘴八舌混淆不清。

在討論個別產品的個體經濟學裡，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自然調整的市場機制被當成是崇高的現象。但物價普遍上漲或平均大幅上漲的問題，卻被認為是壞事，並由假設及方法和個體經濟學相當不同的總體濟學來分析，而且還有很多種總體經濟的理論和學派並存。所以經濟學可說沒有一套公認且完整的物價理論，遇到物價問題時大家常是憑各人的信念和理解，找出某種理論做為某個特定時間和問題的藥方。當前的物價問題也可能要由其演變的過程來思考各時期及各特定問題的對策，難有一個可解決所有問題的單一藥方。

經濟理論難解「物價問題」

經濟學常用一種二分法來討論物價問題，各種財貨之間的相對價格，在個體經濟理論中是由各產品的供需相互影響而決定；而一般物價水準或所有產品平均的貨幣價格，則在總體經濟學由總體供需來決定，甚至是由貨幣政策或貨幣數量來決定。在用數學聯立方程式來表現的靜態均衡經濟模型中，這樣的區分看起來合理而且方便。但在實際的社會裡，市場上一直在決定和變化的，常是個別財貨的貨幣價格而非所有財貨的相對價格。蛋價上漲時的市場供需力量，是使蛋的貨幣價格上升，而不太去管蛋和肉的相對價格，更不管蛋和汽車的相對價格。貨幣數量或其他政策也是透過對各種財貨之供需，進而對各財貨的價格產生不一定相同的影響，並不是有個機制在那裡讓貨幣量直接把所有產品價格同時同比例提高。

實際物價上漲，是個別產品供需變化及總體經濟因素交互影響的動態過程，這過程可長期延續，其中又有很多政策及外在因素會改變，因此個體面的相對價格和總體面的一般物價水準，都不見得能在有限或確定的時間中達到理論上的均衡值，連均衡值也會因動態調整的方式及政府對策的不同而改變。因此實際的物價問題和經濟學上的二分法很不一樣，而且複雜很多。把事情講得這麼複雜好像跟沒講一樣。但這樣複雜的現象，確實很難有個理論來適用於所有可能情況，各國的物價政策常不得不在這過程中，摸索可能遭遇的個體和總體經濟問題及對策，不能只靠簡單化的總體經濟理論甚至貨幣數量學說那樣，以為只要管好貨幣總量、利率或財政赤字就可以天下太平。

各國大量貨幣擴張未見成效

以當前世界的物價情勢而言，前幾年各國大量的貨幣擴張並未造成物價對應的上漲，這當然可以有些理由來解釋（請參閱：陳博志，〈貨幣極度寬鬆為何物價不漲？〉《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3卷11期，2020年11月）。而這現象卻更直接表示物價和貨幣政策間並沒有立即的密切關聯。即使是主張物價水準主要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人，通常也認為兩者之間有無法確定的的時差落後，也就是貨幣量增加之後無法確定要過多久物價才會開始上漲。而有些現在開始大漲的財貨，也似乎不是因為貨幣量增加使其需求大增造成價格上漲，而是因為供給不足或受阻而漲價。由此看來各國即使現在馬上緊縮貨幣，也不見得能把物價上漲的趨勢簡單地拉住。要用快速緊縮貨幣來拉住一般物價，有可能阻礙必要的相對價格調整，且減少對正常投資經營行為的資金供給，反而造成其他傷害。

過去這幾年由於新技術發展、各界對全球自由化之副作用的不滿、美中貿易爭議，以及肺炎流行等因素，產品供需及國際分工方式已有、也將再有甚大的改變（請參閱：陳博志，〈肺炎後的全球新分工趨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3卷7期，2020年7月）。這帶來的需求和生產成本之大幅改變，必將造成各財貨相對價格有較大幅度的變化，有些產品要相對漲價，有些要相對跌價。目前國內外上漲的物價有一部分就是這結構改變的結果。

若這個調整不能順利進行，該漲不漲的產品可能供不應求，該跌而未跌的產品則可能遭遇不景氣。但由於產品之貨幣價格常較難下降，即有所謂「價格向下僵固性」，因此相對價格的調整，通常要靠該跌價之產品的貨幣價格小幅度下降、或甚至不下降，而該漲價產品之貨幣價格則以多漲一點的方式來達成。這也就是經濟學者常主張要有「溫和的通貨膨脹」之主要原因（請參閱：陳博志，〈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並不對稱〉，《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8卷7期，2015年7月）。而這現象也表示相對價格須做較大改變的時期，我們也可能需要較高的一般物價上漲率才能使調整順利進行。這是全球現在值得正視的問題，如果大家想藉各種政策把一般物價上漲率壓到前幾年的低水準，可能要面對結構調整不順甚至不景氣的問題。

▲貨幣當局的態度乃至目標的宣示，目前仍是抑制通貨膨脹預期心理，以避免預期心理因素助長實際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Adobe Stock

當局可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

而由於過去幾年很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未造成物價大漲，世界上應該存有甚多可用來助長物價的流動性資金，緊縮的貨幣政策一時很難把這些流動性吸回去，因此其抑制物價的效果也就可能受限。而非常用力的緊縮、甚至不再擴張的貨幣政策，卻都可能反而限制了正常投資活動的資金來源，並對經濟發展和景氣造成傷害。所以由於相對價格有較大幅調整的必要性以及前幾年的寬鬆貨幣政策，現在並不容易藉緊縮貨幣政策來抑制一般物價的上漲。

但貨幣政策也仍須做一些事，一方面政治上要對民意有所交待，另一方面則是要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而像房價等特定問題也可能要有選擇性信用管制等特殊政策。貨幣量的實際增減雖然不見得很快影響物價水準，但貨幣當局的態度卻對一般人的物價預期有較直接快速的影響。若結構調整需要一般物價維持較高的上漲率一段時間，政府和貨幣當局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避免這上漲變成後來繼續上漲的導火線，也就是要避免一時性或一次性的物價上漲，因為預期心理而變成持續性的上漲或通貨膨脹。

貨幣當局的態度乃至目標的宣示，目前仍是抑制通貨膨脹預期心理，以避免預期心理因素助長實際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貨幣當局須注意的是要避免過度抑制對經濟正常運作和發展的金融。這政策程度和方向的調整乃是貨幣當局細緻的能力，不是像總體經濟理論中只要提高利率和緊縮貨幣總量那麼簡單。

可防止個別物價過渡上漲

另一方面，各產品貨幣價格的調整既然是在個別財貨市場中進行，個體經濟面也有一些對策來防止物價必要的調整變成過度上漲或持續性上漲。投機和壟斷力量有可能藉機把價格提得太高，不正確的消息會助長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有些重要產品上漲太多、太高，也能引起相關產品成本和價格過度的上漲。這些可能使物價上漲過多或持續上漲的情況，政府也可能需要加以約束。有時政府甚至可用管制或降稅及補貼等方式，來避免某些產品一時性上漲過多而引發持續上漲的可能性。

但用政策一時限制物價上漲的做法，也有可能使上漲的預期超過實際該有的上漲，被壓抑的上漲壓力和需求，也可能外溢而造成其他不該漲之物價的上漲，結果漲價限制取銷後，反而使全部物價合計上漲更多。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時，政府過年前公營及公用事業不漲價的承諾，即可能使我國那兩年的物價上漲率反而高於多數國家，並造成後來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及經濟不景氣。所以若非有明顯不合理的上漲及預期心理，或者上漲的因素只是一時性而會回跌，否則凍漲和管制價格很可能不是好方法。

讓一時性的物價上漲變成過度和持續性上漲的重要動態機制，還包括工資、滙率以及不動產等資產價格對物價和相關政策的反應，這些問題及其可能形成的惡性循環，以及其對策都較為專業，本文無法詳談，但政府和專家都應注意其情勢的發展和適當的對策（請參閱：陳博志，〈通貨膨脹的關鍵在於多種動態力量〉，《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4卷10期，2021年10月；〈央行在房價問題的任務〉，《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5卷1期，2022年1月）。

擁有兩家分館的「路得行旅」青年國際旅館（Norden Ruder Hostel），位於台東市區的台東分館，有著長長的天井，旅人可以趴在欄杆上，興趣盎然的看著高低錯落的綠意；而位於台中火車站前的台中分館，則鋪設有全室木地板，穿梭在不同的角落中，雙足可巧遇斜射的陽光，開放式廚房的中島擺的是自家種植的水果，抬起頭來，還會被明管管線的完美包覆所吸引。

▲路得行旅台中分館的公共空間，鋪設有全室木地板。路得行旅提供

九成住房率、五成回購率的「路得行旅」，一直是青旅業界的標竿。這樣有特色的旅店，老闆張嘉峰本是中部知名室內設計公司老闆。是什麼原因吸引他開設青旅，又是什麼原因，讓他選擇了青旅、而不是設計旅館呢？

旅人小書：你的故事，我的旅行

因為喜歡台東那片一望無際的湛藍海水與蓊鬱山林，張嘉峰萌發「如果每個月都能有幾天待在台東，那該多好？」的念頭，而有了想開青旅的想法，源起德國的青旅本意希望透過接觸大自然，在質樸的生活中重新獲得精神與身體的重生，與張嘉峰的想法不謀而合。

一棟關門超過十年的舊旅社，具有室內設計背景的張嘉峰將其重新翻修、打開長型天井後，成為旅館最大亮點。2017年重新開幕時，許多網友都是因為看到那片天井而訂房，路得行旅開始有了不同的故事。他聽過許多不同的故事，或有所思、或有所悟，因此在每個房間內，都有一本旅人小書，提供入住的旅人寫下自己的故事與心情，偶爾還有後來的旅人給予回應，並有了美麗的不期而遇。

「如果人生要一階一階往上走，別人的故事可能成為自己的一個台階。」張嘉峰感性地說。

▲路得行旅台中館頂樓天台。謝平平攝影

因緣際會：衛浴成隔間，天台看電影、聽演唱會

張嘉峰喜歡青旅，但並不想拓點經營，2019年開幕的台中館是因舊識而結下這份因緣。許多人因為喜歡台東館，而選擇入住台中館，二館特色不同，但相互呼應。與台東館不同的是，台中館位於商辦大樓中，提供了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等多種房型，以木頭原色、白色作為基調。其中，雙人房的規劃相當有巧思。

▲路得行旅台中館的雙人房，將衛浴作為二床隔間。路得行旅提供

▲雙人房的衛浴掛勾標示。謝平平攝影

許多人與陌生室友同住一個房間，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因此台中館的雙人房，將衛浴作為二床隔間，以降低彼此干擾；衛浴的掛鉤清楚標示A、B，讓個性謹慎細心的旅人也可安心居住。「想來青旅的人，都可以捨棄物質享受，但還是需要有私密性、保有睡覺的舒適性。」

一般青旅提供12人一間、16人一間的房型，能不能睡得好，只能靠運氣。住遍台東青旅的張嘉峰認為，睡眠品質對旅行還是十足十的重要，因此進行了不一樣的設計。

路得行旅台中館的天台頂樓更是一大特色，除設有流理台、瓦斯爐可以烤肉、做飯，還可以在此舉辦小型市集、演唱會，晚上布幕一放下，就可以看電影。張嘉峰在此打造不少精巧的可移動式設計，包括演唱會的燈架，平日不用就是戶外桌子上的裝飾。

▲「路得行旅」台中館視野極佳，可以看台中夜景與火車站。路得行旅提供

看重人與溫度：從理念規劃產品，而非從收入規劃產品

開設青旅前，張嘉峰親自體驗青旅，對市場進行調查，但他並非比照其他青旅設定一床600元，計算坪效，而是先找出市場定位，接著尋求團隊共識，把產品做好，獲得旅人認同後，才開始思考定價策略。

但其中也經過了二、三年的摸索，這段期間，對他而言，管理是最難跨越的關卡，「這是服務業，無法規格化、也沒有生產線，它是一群人在做一件事。」

室內裝修現場，看著藍圖，各工班師傅都知道該怎麼做、何時得完工，但工程思維在服務業完全對不上號，怎麼要求都不如預期，令他十分苦惱。

然而，在青旅聽完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後，張嘉峰恍然大悟，「青旅，是需要醞釀的空間。」服務業最重要的是人，才能創造溫度，而非制度。在重新調整團隊後，台東館在訂房平台上評價接近滿分，第三年就損益平衡。

▲張嘉峰創立路得行旅，希望青旅能為更多旅人帶來自我實現的轉機。龔安妮攝影

不放棄：面對創業，要堅定

面對創業這件事，張嘉峰說，創業起始，最容易被打敗的就是心志，他建議創業者一旦認定這個市場，除了要下功夫進行市場調查，還要有決心不放棄，或許有段時間經濟會很窘困，但決不能離開這個行業，「你一離開，先前的努力就沒了。」

▲張嘉峰（右）與妻子蕭淑華（左），妻子總是無條件支持。龔安妮攝影

他與妻子有空就會待在路得行旅，與旅人泡咖啡、聊天，聽年輕人的夢想、中年人的徬徨，再看著他們從這裡獲得轉變的力量，重新啟程，「這些故事會讓你成長，這個環境會讓你想清楚要做的事。」張嘉峰認為，不豪華的青旅也能讓每名旅人找到自我實現的路，就是其最高的價值所在。

路得行旅台中站前館

開業時間：2019年

地點：台中市中區建國路火車站前

坪數：600坪

公共空間：30%

房間數：約4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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