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正逢中美兩國權力更迭，美國大選以歐巴馬勝選獲連任為結果，整個過程公開透明；北京的權力更替，則是少數中共政治高層密室商定的結果，整個過程就是黑箱操作，並且伴隨著各種腐敗醜聞。
儘管中共的黑箱操作是公然為之，十八大還是讓全世界充滿了失望。
胡錦濤：我們就是不改
11月3日，中共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經濟觀察報》發表文章〈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呼籲中共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落實憲政法治上的責任。胡耀邦因反對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類反西方文明價值的運動，被中共的太上皇鄧小平解職，他與因反對鎮壓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被迫下台的另一位總書記趙紫陽，因其人格陽光、思想開放而深得民心。胡德平這些年被京城「紅二代」奉為領袖，據稱又去拜訪過習近平。十八大前夕發表此文，海內外媒體因此對這個訊號過度解讀，對十八大中共推進政改充滿希望。
然而胡錦濤代表中共所做的十八大政治報告讓全世界都深為失望，他不但通過十八大政治報告高度肯定了自己過去十年的僵化保守當作「成就」，還將這種僵化做為黨的指導思想傳承下去，那就是「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胡錦濤的所謂「不走老路與邪路」，與2011年3月兩會期間吳邦國代表全國人大常委做工作報告時提出的「五不搞」一脈相承。所謂「五不搞」是：「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但邪路之說，比吳邦國說得更難聽，帶有更強烈的拒斥色彩。
報告甫出，輿論譁然，不受中共管制的中文推特上一片罵聲。不少網友紛紛求解「老路」與「邪路」的內涵，我的闡釋是：「中國特色」就是鄧小平身體力行的國家機會主義，實用為其唯一原則；「封閉僵化的老路」指的是毛澤東時代那種權貴缺乏市場將權力變現的計畫經濟；不「改旗易幟」，指的是絕不放棄共產黨的執政權。
期望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更多是外界的願望，因為早在10月初，一位北京人士就透露了一條消息，中共黨內高層及退休老人對政改呼聲持這種態度：「我們就是不改，你能怎麼辦？」11月3日，中共最高官媒《人民日報》重提吳邦國關於政改「五不搞」理論。只是中國人盼政改太過殷切，一點小小的訊號往往被過度解讀。
權力與金錢聯盟正式形成
胡錦濤排斥政治民主化是其一貫韜略。從2008年12月胡「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了「不折騰」，到今天的「不走老路」與「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都表達了以胡為代表的黨內頑固派對「變」的深深恐懼。這種對「變」的懼怕，既有來自對「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懼，也有來自對「後退」至毛澤東時代的恐懼。「前行」，意味著官僚階層將失去一切特權與對特權的保護；「後退」至公有制，則意味著對私有財產制度的絕對排斥，這絕非已積累了巨額財富、享盡了天下奢華的特權階層所能願。
從中共十八大的黨代表構成來看，可以說是中共黨政軍三界精英與富豪們（紅色企業家）的聚會。據中國國內一篇〈紅色企業家：老闆們是怎樣當選十八大代表的〉一文介紹，據不完全統計，經「選舉」誕生的2,270名黨代表中，有145位企業負責人代表，其中111位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金融系統、34位來自各省市的民營企業單位。
這讓人想起今年3月美國彭博財經的一篇報導：〈中國的富豪代表們讓美國的議員們相形見絀〉（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該文指出，根據胡潤富豪榜報告，中國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2011年財產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人民幣）的新高；與之相比，美國國會535名議員、總統及其閣員、9名最高大法官的總財產僅有75億美元。
以上兩條消息結合起來讀，中國這永久的執政黨與名義上的立法機構，全都成為政治精英與富豪聚會的俱樂部。
政改動力缺失
自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整個後毛時代，中共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解釋利益結構的變化。權力與金錢結盟的現實曾使中共在理論上處於尷尬之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使中共擺脫了這種理論困境，將中共從代表工農兵這三個「革命階級」的先鋒隊，一變而為「代表」三個關鍵利益：「先進生產力」（經濟精英、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高科技專家），先進文化的推廣（如推廣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
「三個代表」的出台，為中共提供了構建新社會基礎提供了合法性，此後，中共在建立與各種代表經濟精英利益的工商業協會這類制度性紐帶的同時，推行了發展經濟精英入黨（俗稱「資本家入黨」）的新吸納策略，消除了可能的政治挑戰力量。
可以說，中國現行體制為中共官僚體制內的成員，尤其是政治高層成員享受特權、聚斂財富提供了最好的體制性保護，這種情況下，維持現存利益格局是中共全黨的需要。
何清漣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