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中共建政初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民禁锢在农村，剥夺其各项权利和自由。农村户口几乎不得翻身，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4月8日，中共各大官媒都以「重磅」、「重大政策变化」等词语报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发布关于户籍的一个声明：大城市要放宽或取消落户限制。官媒声称，「这意味着，在大城市落户将会变得容易一些。对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及想买房的外地人来说，都是一大利好。」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利好而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即中国人仍被中共以户籍制度控制着。
中国农民难逃二等待遇
中共发改委4月8日在其网站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主要内容包括：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第二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第一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根据中共政府2014年11月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城市有13个，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为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13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
官媒的报导让人感觉这些似乎是中共的一种恩赐，一些中国民众的评论也表现出些许的小兴奋，但是稍微做个比较，相信中国民众的心情未必就那么好了。
网络上有篇署名汪园斐的文章〈1949年后中国人失去了哪些权利？〉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分的标志。共产党建政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一手炮制了所谓「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分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今天，这种非人的制度依然存在着，只因为共产党担心废除后会影响它的统治。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也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托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共产党建政后则大不相同，一方面，如果没有所谓「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你一辈子，你永远也别想逃出共产党的魔掌。
其实，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道：户籍制度是极不公正的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村户口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户籍制度该「取消」而非「改革」
多年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建议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城市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项待遇，人口自由流动，这样会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也曾撰文认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他认为，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户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种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其本质上是维持以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等级区分，从而人为制造社会的割裂。而这一切的根子，都在于难以打破的户籍制度。
另外，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的一个直接原因也关乎房地产市场。近些年房地产市场怪事频出，虽然官方多次发布调控政策，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到最后都变成了「空调」。中央要求调控的时候，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钻空子，更有地方以吸引人才为名放开户籍管制。
例如，在今年3月底，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全面放开城区和城镇的落户限制，率先在全国做到了零门坎落户。而在此之前，石家庄市规定在该地落户需要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而此次全部取消了这些限定条件。
所谓的人才争夺战，转变成了人口争夺战。抢到人的城市房价很有可能会上升，没抢到人口的城市房价一定会降，一场零和博弈将在中国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