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两期探讨了影响台湾女性社会地位的两个原因──选举制度中的妇女保障名额，以及偏好雇用女性的纺织业。这一期我们来探讨其他可能的因素。
台湾战后移民
我曾经在《看》杂志第187期的文章〈战后移民对台湾人婚姻的冲击〉介绍过二次大战后，大量中国移民迁移到台湾对台湾本土婚姻市场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来台的移民数量庞大，而其中又男性居多，导致了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失衡。
男多女少的情况导致「物以稀为贵」，于是女性在家庭内的处境得到改善。经济学家发现结婚时男方所出的聘金增加，而且生育率下降。
不过，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女性在家庭内的处境变好，并不代表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相反地，男多女少的状况会强化女性的传统角色，并妨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是因为在男性充足的情况下，女性反而不容易有机会得到外出工作的机会，而少数的女性比较容易被锁在传统女性的角色上。关于这一点，Pauline Grosjean与Rose Khattar两位澳洲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证据。
18、19世纪的澳洲
18、19世纪的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点。由于罪犯多半是男性，当时流放到澳洲的男女比例是6:1，性别严重失衡。
这个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后来澳洲的移民潮得到纾解，因为早期的移民潮是因为发现金矿和畜牧业发展而引起的，而前去往澳洲淘金挖矿的移民同样以男性居多，因此男女比例的失衡现象在澳洲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特殊的历史经验成为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她们用澳洲早期的资料发现性别比例愈失衡的地区，女性结婚率愈高，而且外出工作的机率愈低。换句话说，女性比较可能持续扮演传统的女性角色。
不但如此，性别比例愈失衡的地区，不论男女都对性别角色抱持着比较传统的看法，也就是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对性别角色的认定非常顽强，即使后来人口性别比例回到平衡状态之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没有随之改变。
呼应奴隶贩运与美国内战的经验
我曾经在本刊190期的文章〈男女分工角色是如何形塑的？〉介绍过经济学家对于非洲奴隶贩运的研究。奴隶贩运造成了母国的性别失衡，但与澳洲的情况相反，其结果是导致女性多于男性的人口结构。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二次大战时期的美国：由于男性被大量征调至战场，美国本土人口也出现女多男少的现象。
经济学家针对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进行过细致的资料分析，他们的发现与上述澳洲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只是方向相反。第一，男性稀少使得女性就业增加，并开始从事原本男性从事的工作。第二，性别角色的变化似乎具有不可逆性，在男女人口比例恢复正常后，这些变化并没有消失，并长期在社会中存在。
难解的台韩差异
上述这些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显示，台湾战后移民对于性别角色的影响应该会跟澳洲男多女少的情况类似。移民对于台湾女性的影响应该是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
回到我在这一系列文章最初所提出来的问题：为何台湾现今的女性社会地位比日韩来得高？如果台湾独有的战后移民经验会强化女性的传统角色，那台湾与日韩的差异就更难解释。
性别角色在台湾
性别议题是近三十年来经济学界历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只是研究专注的焦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换。近年来的焦点在于女性对自我角色的认定以及男性对女性角色的认定是如何形塑出来的？而不同的角色认定对女性的婚姻、生育、就业、福利状态又会有甚么样的影响？
台湾跟日韩在性别角色的差异形成了一个有趣但是难以解释的反差。这个差异还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注意，但无疑地，对台湾性别角色的研究将有机会对目前学界关注的议题做出显著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