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说，中国农民近半年来绝对是「超级媒体明星」。2008年10月，中国当局声称自己为农民开启了「土地承包权流转」这一「新土改」之门，一些评论者对「流转」将带来「巨大收益」的幻想曲刚开始演奏，农民工的失业返乡潮就紧跟着登场。不少农民工返乡之后，开始与此前自家土地「流转」的农户或者代耕户争地，各地都在上演类似的剧本。急转直下的形势，令中国当局打了一阵盹后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农民目前没法离开土地。
中国农民没法离开土地，不是因为他们眷念这块土地，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而是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他们离开这块土地之后将成为「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的三无流民。
土地流转：是政府愿望还是农民的要求？
在辽宁、湖北等地返乡农民工相继爆出争地纠纷之后，农业部于2008年12月发出警告，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后土地流转纠纷」。但返乡农民工争地的纠纷仍然不断发生。如广东开平一些农民多年前外出打工，曾委托外地代耕农耕种土地。最近开平农民工回乡之后，急欲收回委托代耕的土地。他们依仗自己的「地头蛇」身分，使用暴力把代耕农的房子、猪舍砸成了废墟，使得外地代耕农无法照看鱼塘、家禽与土地。这些外地代耕农满腹委屈：多年前村里因大量村民外出打工，田地成片荒芜，他们接受村委会委托，代耕土地，才未让这些良田变成荒地。
不过，这种返乡农民回乡争地种的事情，早在2004年就发生过一波。2004年初中国政府降低了农村税费，粮食价格也上涨了一倍多，部分原来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种田，但许多返乡的农民都发现无田可种，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引起的法律纠纷乃至打架斗殴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
如果以为「土地承包权流转」这扇「新土改」之门是「英明」的北京政府为农民开启的，那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事实上，2008年10月北京政府允许土地承包权流转，只不过是对农村土地大量流转这一既成事实的政治确认。这一点，中国农业部也公开承认，截至2008年8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达1.0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8.7%。不过，农业部这里说的只是总数，各省情况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比例远比经济落后地区要高得多。上海郊区至2007年底，全市土地已流转土地134万亩，占延长承包期土地面积的53.7%。广东省截至2007年12月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其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农户自发流转。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承包权流转上，政府的热情显然比农户要高得多。以江苏省为例，在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流转以前，该省已流转土地占全省农户承包土地面积的16.5%。2008年10月中央政府鼓励土地流转之后，地方政府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市县直接定指标，有个县提出当年「保证完成」流转土地6到7万亩，指标又被逐层分解到乡镇。不少乡镇干部张口便是「千亩规划」、「万亩大棚」，强迫农民退出土地经营。土地承包权流转，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于此可见一斑。
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
中国改革之初，发展经济学派刘易斯（A.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曾盛极一时。那时中国政府与理论界的设想是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村劳动力，让中国从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换成现代经济。这虽是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但用之于中国却已失败。因为中国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容身，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处在巨大就业压力之下的城市，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二是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低廉，无法在城市购房及支付其他开支；三是受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弟要在城市读书，必须交高昂的赞助费。因此之故，改革历经30年，从户籍身分上看，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尚有9.5亿左右，其中至少还有7.5亿居住在农村。
土地的稀缺与工作机会的稀缺，导致大量农民丧失了基本生存权利。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有8,000万左右，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即使在工作机会远比他处要多的广东省也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湖北十堰市岗河村是一个失去土地的村庄，现在全村只剩下不足300亩土地，在1,2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当中，有400多名成了「闲散人员」，生活困苦之极。
当中国城市本身就为失业问题所苦之时，根本无法接纳过多的农民工，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近年来因征地引发的反抗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就在中国政府2008年10月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之后，各地反抗征地的斗争仍此起彼落。仅2009年2月就发生数起：湖北省十堰市陨西县城关镇某村1,000多名农民仅剩的400多亩农地被政府强征，农民群起抗争，阻止当局强征土地。地方当局出动数十公安驱赶，对领头的维权人士实施监控，并阻止他们到北京上访。类似的反抗还发生广西省桂平市蒙墟镇流兰村与四川成都大邑县同心村等地。
高达2.1亿的农民工群体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失业和返乡，已不再是局部地区、个别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事件。但中国各级政府对此显然没有足够的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