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当时就读彰化高女的学生丁韵仙，因为被发现「藏有抗日文字」为由，被学校退学。她的生父、养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义者──前往学校处理，但第二天，丁韵仙就被逮捕，关进了彰化看守所。当时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还有著名的作家赖和。
台湾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韵仙这样的女性。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人数庞大；正好相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对少数、弱势，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计，但正因为难得，她们的出现才更值得注意。
丁韵仙出生的1923年，当时日本国内各种社会运动已经风起云涌，解放妇女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妇女运动者在在挑战保守的社会观念。同一时间的殖民地台湾也并未落后，各种妇女社团陆续在各地出现，如诸罗妇女共进会、台北无产青年女子部、宜兰妇女读书会、高雄妇女共励会、汐止妇女风俗改良会。
1926年2月，一位女性运动者谢玉鹃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猛醒吧，黑甜乡里的女青年们〉，「控诉传统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价值观」。谢玉鹃曾经就读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蒋渭水的抗日运动，常常出入台湾文化协会，成为活跃的台北无产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谢玉叶与同学黄细娥因参加文化协会活动，帮忙散发反日传单，遭到警察传讯，被第三高女开除学藉，只好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领导人张丽云在结婚时，特别声明「不用聘金，不用贺礼，不注重一切形式」，身体力行，打破当时的社会习俗，获得许多追求自由的报刊的好评。
更著名的应该是台湾共产党的领袖谢雪红。1926年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了一篇对她名声不利的报导，但一开头的描述，仍说她：「文明女子也。访问男子，谈论自由恋爱，非孝论、女子解放、赤化主义、社会主义，男子万不及也。」
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往往连结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的解放。目标解放弱势的共产党会吸引女性党员，也许不是偶然？
谢雪红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战后的台湾社会，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封闭，社会风气似乎不进反退，回到一种保守的氛围。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并未特别留意，或是历史真是不进反退，当年那些不顾他人眼光，参与社会改革的女性，似乎从这段时间的民主运动中消失不见。
1950年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国》，聚集了一批顶尖的知识分子，从胡适、雷震，到张佛泉和殷海光，但仍是以男性为主导。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议会被称为「五龙一凤」中的那一凤──许世贤吧。（下图右二）嘉义人当然都知道，她的女儿就是刚被提名为监察院长的张博雅。
许世贤毕业于台南第二高女毕业，后来进入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据说当年的她除了读中华文化经典，还书架上还有孙中山全集和马克思全集。毕业之后，许世贤回台湾开业。「一九四五年被任命为嘉义女中校长，一九四六年当选为嘉义市议会议员。一九五四年当选省议员，一九八二年当选嘉义市长。」
许最经典的事迹之一，是当年228事件发生时，军民双方对峙，情势紧张，「嘉义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里没有人敢把国民党政府发出的停战指令，送进驻守在嘉义机场的军队」，没有男人敢做，最后只有许世贤接下了这个责任。
后来省议会又有了剽悍的「南北双娇」：黄玉娇和苏洪月娇。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国》为核心的一群人，要准备筹组新党，因而召开会议。「会议中，桃园的黄玉娇认为原订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强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并且当仁不让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应该就是「挺身而进（Lean In）」的范例了吧。
当然这些少数个案，并没有根本地挑战社会的性别观念和结构。真正的变迁还要等到1970年代以后，当时第一位点燃野火的，是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吕秀莲。
她当时出版的《新女性主义》一书，算得上战后台湾妇女运动的先声，她在书中呼吁「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来未必是多么激进的主张。但本书还没出版，就被内政部拒绝版权登记，理由是「该书立论与我国传统观念不能相容，言论有失偏激」。警备总部也说「该书丑诋我国固有文化」，又说它的内容「有乖社会伦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个比较危险？在威权体制的眼中，也许一样危险吧。
但从那时候开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运动的舞台。在美丽岛事件大审中，就有吕秀莲和陈菊。后来天下杂志的创办人殷允芃亲眼目睹这起重大事件，她说陈菊让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这段民主历程时，时常被翻出来的一张照片，是一群为美丽岛事件辩护的年轻律师，并排坐在一起，穿着律师袍，拍了一张大合照，意气风发。其中不少人后来当然都进了政坛，包括陈水扁、谢长廷到苏贞昌。
但还有另外一群人，没有机会那么从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们是政治受难者的妻子们。她们在丈夫入狱之后，担负起了同样的责任──或许是更重的责任。像其中一个人描述的，很多时候都是「陷于大人叫，小人哭，狗乱尿，诸多事情纠结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乱里。」
有一次这群受难者家属聚会，突然有大报的记者来访，来意不明。主人许荣淑（张俊宏的妻子）勉为其难地去接待。
「她（许荣淑）让我们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进客厅旁边的房边，关上门，才按铃请那位记者上楼。客厅里面，寒暄，喝茶，问答，大概半个钟头不止。我们十几个人挤坐在放着单人床和书桌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出，静默聆听。要是那位记者在客厅里一个晚上不走，我们大概就会在小房间里坐一个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当时屋里有很多女人，因为玄关满地都是女鞋。他或许也能够从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却听不见声音的，不自然的安静里，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体，和这个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静、害怕，还有一群挤在小房间里的女人。那个时代的气氛，彷佛就浓缩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总会离开，终有一天门会打开，而小房间里的人们会走出来。当她们走出来，她们也会一起改变屋子外面的那个世界。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HISTOPOLITAN」，2014年5月27日，作者涂丰恩为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程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