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与奴化的台湾人──《百年追求》笔记之三

涂丰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派兵来台接收,原本该是欢欣鼓舞的回归,结果却完全走了样。

第一个震撼,来自想象与现实间的落差。来台的祖国国军,并不如预期般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相反地,许多人印象中见到的,是一支刚刚脱离战场,疲惫不堪的队伍。

虽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当时社会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你不要小看这些祖国兵喔,他们背着雨伞,虽然不好看,但是当遇到敌人时,伞一张开,可以飞天呢!」

「你以为祖国军队怎么打败日本兵的?他们厚厚肿肿的绑腿里,绑着铅块呢!平时练脚力,紧急时就可以飞檐走壁阿。」

相反地,负责接收的官员们,对于本地的台湾人,却是看不太顺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范寿康在台湾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演讲,公开指控台湾人抱有独立思想,意图台人治台、排挤外省人员、对接收工作采取旁观的态度,因此,他指控『台湾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当时的官方报纸如《台湾新生报》上,台湾人也被说是「崇日」、「自卑」,「没有人才」、「不解国文国语」、「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须「肃清日本思想毒素」。换句话说,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经过六十多年,类似的论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说有点奇妙。)

但「台湾人奴化论」引起强烈地争论,当然也引发反击。1946年,王白渊就在《政经报》上发表一篇〈告外省人诸公〉,他说:

「台省本是一个富有秩序的社会,虽是在日人高压之下,还有保存着自己的社会道德,不能泯灭的志气。……台省在各方面,具备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诸条件。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为不能当权之口吻。我们以为,这是鬼话,除非别有意图,完全不对。……只以为不能操标准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浅薄,过于欺人。

台湾自有台湾之衷,顶爱台湾人亦是台湾人。我们以为台胞应该负起历史的使命,不可将自己的命运送给外省人。在以台治台的原则上,共同奋斗,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过,该如何以台治台呢?当时,林献堂和廖文毅提出「联省自治」的说法,意思是说「军事、外交、金融等全国事务,都交给中央来办;普通行政、交通、教育、产业等地方性事务,交给省来办。」

「联省自治」不是林献堂等人发明的。民国初年,就有人认为应该效仿美国,采取联邦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梁启超支持、胡适支持,连毛泽东都曾经主张各省独立,而且就应该从他的故乡湖南开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写着:

「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而推动「联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则是主掌广东的陈炯明,为此他还跟主张统一的孙中山起了严重冲突。陈炯明为了理想或是个人利益,很难简单说清楚,或许两者都有吧。不过后来陈炯明不敌国民党军队,黯然离开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视为判徒乱党,联省自治的想法也没能实现。

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

几十年后,当时林献堂等人再次「联省自治」的说法,官方代表当然不同意,立刻质疑:「闽人治闽、粤人治粤这种论调,还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吗?」

林献堂听了连忙解释:「绝对没有驱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尽可来台湾发展。」廖文毅也补充说明:「我们主张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美国式的民主。」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未被接受。

在这种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省籍间的冲突浮上台面,并不让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运动的内部,省籍之间的紧张也并未消散。

当时《自由中国》为中心的团体准备筹组新党,可是「1960年五月双方合作组党的计划进入行动阶段的时候,杂志社的健笔戴杜衡警告雷震说,『把台湾人搞起来了,大陆人要受其欺压的。大陆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赞成这个作法。』」

谈论省籍问题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还是一个非常热门,容易引发强烈情感的议题。记得李敖大师当年还曾经铁口直断,马英九绝对不会当选总统,「因为他是外省人」。不过大师的预测也会失准。今天在媒体上谈论这个问题的频率似乎开始减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个世代的人,似乎已经不觉得彼此省籍区别特别重要,没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来。

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族群能够和平共处,彼此融合,当然是好事。不过回归历史,如果要真正了解台湾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将省籍因素视而不见。比如,到70年代中叶,「高普考录取名额,一直是根据以前在大陆时的人口比数,亦即,每一个在台的外省人,拥有比台湾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录取机会。」

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个抽象或虚构的问题,而是对日常生活有着直接而实际的影响。高普考不过是诸多例子之一。从历史经验与生活型态的差异,到实际利益分配的冲突。肯认这一点,我们或需会对许多仍然存在台湾社会的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HISTOPOLITAN」,2014年5月27日,作者涂丰恩为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程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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