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10月10日，中华民国正在迎接他的第八个生日。上海市的许多店铺休业一天，以示庆祝。许多人涌到了公共体育场，参与典礼。还有一群师范女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声唱着：「飘扬国旗五色，犹如灿烂明霞，放出彩光万道，照着自由花。」北京中央公园内，则有花脸力士、赤膊刀客，打锣大鼓等等表演娱乐活动。
可是在这个理应举国欢腾的日子，当时的国民党总理，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却似乎开心不起来。在这一年国庆纪念词中，他忿忿不平地说：「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祸始，则政客实为万恶之首。或曰：政客不死，祸乱不止，旨哉言乎！」
除了批评多行不义的万恶政客，要他们放下屠刀外，他更呼告全体国民：「国民国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何以于痛苦流离之今日，犹思纪念而庆祝也？得毋以此为革命军首义之日耶？」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
按照官方版本，八年之前，孙中山当了四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便为了顾全大局，将这个职位拱手让人。如今的他，只能忍辱负重，屈居南方，看着「军阀乱政」，北京的政府领导人换过一个又一个，无怪乎心中无限委屈。
这一年的国父，因此要直把国庆当革命。他说：「民国由革命而来，则凡今日承认民国者，必当服膺于革命主义，黾勉力行，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庶几今日乃有可庆祝之价值。」
政客作乱，人民起义，在他看来真是天经地义。
同一天，北京真的有群热血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游行，散发传单，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包括了劳工议题、妇女议题，还有选举。他们甚至还发放「面包」给路人，面包上印着「共和万岁」、「普通选举」等等口号。
学生的举动，很快就引起警察的注意，并遭到阻止。但学生们突破重围，继续游行。同样的活动也出现在天津、苏州等地。当时的报纸说，看到这些学生的行为，「观者莫不动容。」
这是八岁时的中华民国。将清朝取而代之后，这个新国家面对的内忧外患，政局纷扰，没有停过。
即便过了十年，情况还是没有好转。
1929年的国庆节，另一位国民党的大老出来发言，语气仍是忧心忡忡。他说这国家里头的政客，包括了「强盗式的，流寇式的，拐骗式的，穿窬式的，豺狼鬼蜮式的，蛀虫蠹鱼式的，魑魅魍魉，形形色色，在目前这个时期之内所表现的，可以叹观止了！ 举凡掠夺，霸占，挟持，构陷，挑拨，煽惑，浸蚀，腐烂，种种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的阴谋诡计，诐辞邪说，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的蒋中正，也发表「告同胞书」。他哀叹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固有之德性，只会投机取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无关乎亡国的威胁似乎日益逼近，彷佛就在眼前。身为主席的他，「不敢自弃，仅当早干夕惕，竭其精诚。」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从国民政府主席，变成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从1948年起，几乎一路担任了27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当了50年实质上的国家领袖，真可谓「竭其精诚」了。
国庆典礼上的蒋公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节，是在1912年的10月10日举行的。但就在国庆大典不到一个月前，北京的临时参议会，还曾为选择那一天作为国庆节，有过激烈讨论。
最初的提案，是以湖北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作为国庆节。这个提案，由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武昌起义被认为是推翻满清的重要关键，值得纪念。来自湖北的议员，对此自然大表赞成。
但马上有议员质疑，武昌起义虽然重要，可是只纪念这个日子，对其他革命份子未免太不公平了。比如，广州的黄花岗起义也很重要，就算当不成国庆，总得给它一个纪念日吧。
安徽来的议员也说，别忘了当年我们安徽有两名革命烈士──徐锡麟和熊成基──从容就义，他们对民国的贡献岂能遗忘？
四川来的议员则强调，我们四川当时的「保路运动」，对后来革命影响深远，当然必须记上一笔。
最后议会交付表决，还是决定将十月十日订为国庆节。
但需要国庆节的念头，并非从民国成立之后才出现。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些人提倡国家应该要需要有特别的纪念日，以培养全体国民的爱国心。
抱持这种想法的，包括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他看了美国和法国国庆的例子，认为纪念日可以鼓舞人心，团结士气，实在有无比的重要性。
结果1910年，清朝颁布了六个纪念日，外带五个「国耻纪念日」，包括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的7月24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8日，还有甲午战争大败给日本的8月16日，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日子特别重要，同样被当成了国家的庆典。这三个日子分别是皇太后万寿节（慈禧的生日），皇帝万寿节（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日），和孔老夫子生日。
不过规定颁布不久，清朝就被推翻了。
没有了皇帝，大家只好转而庆祝「国家」的生日──虽然「国家」似乎比皇帝抽象多了。
为了让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国家」，在中华民国，就跟任何国家一样，需要创造出国旗和国歌。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学习着唱国歌，挥舞国旗，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旗体操。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但当时国旗长得跟今天不太一样。最早的中华民国国旗，是以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所组成的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最早的国歌，歌词则是这样唱的：「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冑来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是在1928年，国民党党歌才变成了国歌 ，党旗才变成了国旗。
中华民国五色旗
当时每逢中华民国国庆，报纸上偶尔会刊出「华侨庆双十节」之类的活动。比如1927年在嘉义，有几十名「华侨」，就在中华会馆内举办庆祝活动，大家向国旗敬礼，然后轮流致词。典礼结束之后，「到宜春楼，齐举祝杯，酒三行。」当天有日本官员到场，中日双方人士除了寒暄，并且「相期日华亲善，酒阑举觞，祝中华民国万岁，于爆竹声中散席。」但是，不管是皇帝万寿，还是双十国庆，也不管国旗是五种花色，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对1945年以前的台湾人而言，都不过是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但对当时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双十节并不是国家庆典。
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有另一个国庆节：2月11日的「纪元节」。
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按照当时日本政府的说法，公元前660年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这一天，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了。
换句话说，从这一天起，日本国诞生了。
现在不少学者对于神武天皇究竟是传说人物，还是真有其人，抱持高度怀疑。但对于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政府而言，首要任务既然是创造光荣历史，塑造爱国国民，神武天皇到底存不存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从1873年（明治6年）开始，「纪元节」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国定节庆。身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当然也必须乖乖遵循，盛大庆祝。于是每年的这一天，全台除了放假一天，并且举办各种运动会和音乐会，或是脚踏车竞赛、围棋和五子棋比赛等等。
当然，既然是建国纪念日，最重要的活动还是让民众感受国家和天皇之伟大。因此，各地都举办了演讲活动，讲解纪元节的重要性。
1926年的纪元节，甚至在台北的新公园之内，举办了一场遥拜祭典，并由军队模拟演出两千多年前神武天皇「东征」的英姿。当天晚上在桦山小学校（今天华山艺文特区附近），更举办了大型的演讲会，有三位讲者轮流上台，讲述「所谓有色人种的反扑」、「建国与台湾」、「东方帝国的缔造与新日本的建设」等课题。据说当时台下的民众听的热血沸腾，不能自已。
而从1931年之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越演越烈，日本在殖民地也越来越需要「精神总动员」。1932年纪元节，在新公园举办的祭典，据说超过了两万五千人参加。现场除了日本帝国国旗飘扬外，更可以听见众人高喊万岁。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二次世界大战，纪元节的庆祝才正式告终。美军占领下的日本，被禁止制造国家崇拜，像纪元节这样的节日，自然在废除之列。尽管如此，战后有许多日本人，对于这个天皇神话仍是恋恋不忘，屡屡想要复兴纪元节的传统。
日日新报上关于纪元节的报导
不过1945年起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太多时间为了国庆欢欣鼓舞。1945年10月10日，因为刚刚结束对日战争，各地还能热烈庆祝国庆。但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爆发，国庆节与其说是庆祝，还不如说是一年一度向全民喊话的心战时间。1945年之后的台湾，没有了纪元节，却迎来了一个有点陌生的国家，和一个全新的国庆节。
只是战争不能只靠喊话，1949年，中华民国的国军仍然不敌共军，撤退台湾。那一年的蒋公，就像30年前的国父，一点也不开心，只是一心想要反攻大陆。那年国庆前夕，他气愤地说：「我沦陷匪区的同胞，久在黑暗铁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见国旗，耳不能听国歌，其丧家亡国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
但他又充满希望，对全国军民同胞说：「我们深信为争取中华民国独立而战，为保障人民自由而战，为国际正义世界和平而战，其战争必得到最后的胜利。」
不过隔了一年，情势没有好转。蒋公在1950年的国庆节当天，「自愧不能立刻光复神州，拯救同胞，脱离水深火热痛苦无告的苦境。」只好希望全国军民同胞，继续忍受牺牲，坚持奋斗，相信光复大陆的任务，必能如期完成。
只可惜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过了二十多年，这个世界，按照蒋公说法，仍然「陷于邪正不分，善恶不明，以黑为白，积非成是，充满贪婪、迷惘、丧乱的痛苦时代。」因此在1971年的国庆上，蒋总统只好继续期待大家保持苦撑坚忍，独立自强，戒慎而不恐惧，并放眼下一个十年能够光复大陆。
1965年的国庆
但尽管意识型态南辕北辙，针锋相对，1949年以后，不管海峡这一岸和那一岸，对于利用国庆来宣扬国威、高调放话的作法，倒是有志一同。在台湾的国庆典礼上，有美军将领上台致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就有苏联的代表团来访讲话。至于海峡对岸，毛主席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从1949年起，把国庆节从十月十日移到十月一日。这个中国不唱三民主义，改唱义勇军进行曲；没有青天白日，而是改升五星旗。
1958年，大跃进前夕出版的国庆小册子上，列举了各地不断传来的生产捷报，和农业与工业的非凡成就。在广东，「三千八百万人在共产党汗毛主席的领导下，冲天干劲……广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生活日益美好，在跃进的广东，越来越伟大和可爱了。」
至于台湾，虽然暂时被蒋贼和美帝所窃据，但是手册的作者强调，这个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一定要解放。1970年代的报纸上，仍然提到有许多台湾出身的苦孩子，因为不堪被压迫被奴役，因此投奔自由，「在祖国大陆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解放台湾
起初两岸几乎年年都有国庆，到了1960年代之后，频率才渐渐降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期间，阅兵被暂停举行。在台湾，则是随着蒋中正的身体欠佳，阅兵仪式也渐渐减少。为了宣扬国威，国庆不可或缺的节目，当然就是阅兵仪式。从1950年开始，对峙中的两岸，把战场从前线一路拉到了国庆大典。
1975年4月5日蒋公逝世，据说天有异象，风雨飘渺。但那一年的国庆，仍然照常举行，并且为了安定人心，停办多年的阅兵大典，也重出江湖。当时的总统，是临时接任的严家淦，而真正的接班人蒋经国，则以行政院长的身分，站在严家淦的背后。
不过，这一年的国庆典礼真正的奇观，不是军容盛大的国军，而是有群来自北一女与景美女中，总数超过五千人的高中女生，在总统府前广场，连手演出排字大戏。整齐画一的演出，比起今天的北韩，毫不逊色。（影片09:30起）
表演的最高潮，则是为了怀念民族救星，众人合力排出了一幅蒋公遗像。据说在台上的蒋经国，看到此情此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在那个国家就是蒋家的年代，国庆节究竟为的是哪个国哪个家，真要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台湾最后一次的阅兵大典，举办于1991年。
那一年国庆节的前两天，有群人在总统府前广场，开始静坐──包括当时的中研院院士李镇源与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他们的诉求是废除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根据这条法令：「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
在过去的45年内，有许多政治上的异议份子，只要你不拥戴政府，不管你是主张统一（中共同路人）或是台独（还是中共同路人），就会被指控意图叛乱颠覆，进而遭到逮捕──这是传说中的白色恐怖。
这或许正是爱国主义最大的吊诡。在那些日子，每一年的国庆，政府总不忘提醒人民：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了国那还有家。可是40多年过去，国还在，党也还在，只有政府制造出的许多家破人亡，默默地被遗忘。
1991年10月10日国庆节的那一天，阅兵大典按照原订计划，照常举办。总统府前广场被铁丝网重重包围。但再往外一点，气氛就完全不同。原本在总统府前静坐的民众，因为被警察驱赶，只好转移阵地，改在台大医学院大楼门前静坐。
没想到为了让国家生日一派和气，没有杂音，警察竟然直接进入台大医学院，驱赶参与静坐的老师和学生。
军警进入校园，这个侵害学术自由的举动，让当时的台大校长孙震也忍不住出面抗议，宣示与台大师生站在同一阵线，要求将校内事务交还校方处理。
没想到时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态度十分强硬，指责孙震不负责任。孙震因而辞职抗议。
静坐虽然被驱离，但抗议行动还在继续。从那一天起，越来越多人加入响应。终于在隔一年，完成了刑法一百条的修订。从此，再也没有人会只因为反对三民主义，就被逮捕入狱。
从1919年国父高唱的不断革命，到1991年总统府前的静坐抗议。中华民国与台湾，早已经历许多物换星移。一个国庆节，也随之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唯一没变的，大概是每个政府──不管是哪一国的政府──大力宣传的举国一心，最后都成了梦幻泡影。
一个后民主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更能理解，这个社会中永远存在着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利益。比起拥抱国家，更加重要的，或许是如何创造出一台机器，其中每个齿轮看似朝着相反的方向旋转，但仍然可以顺利地运行下去。
纪念又一年的「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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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加映
香港的「中华民国国庆」。也许你不知道，或者不记得，在一九九七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可是有不少庆祝中华民国的活动。来看这个1996年的历史报导。
作者：涂丰恩
2014年10月9日, 转载自 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
（本文经作者同意授权予以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