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到过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人，都会惊叹高楼窜起之多、马路开展之快。然而，一片荣景的背后，又有甚么不为人知的血泪？
200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四万亿计划」。短短几年内，中国广阔土地上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到十万公里，为全球之冠（美国接近九万公里）。这种规模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景，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也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奇迹」。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李唐峰摄影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台湾出版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八旗文化提供
导演张赞波为了记录中国高速公路光鲜背后的真实故事，由北京来到湖南怀化市外的中伙铺村。他花了四年时间，隐藏真实身分与拍摄目的，蛰伏在筑路工人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呼吸。
「就像电影《无间道》里面的卧底一样。」张赞波笑着回忆那段往事。
既是作家也是纪录片导演的张赞波，同时用笔与镜头记录一条中国高速公路的诞生与其背后相关人的故事。纪录片《大路朝天》仍在后制中，而《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一书，则早一步在台湾出版。翻开书，就像看见一部纸上的纪录片，导演所观察到的一切，跃然纸上。
表面上，大家看到风驰电掣的高速公路所经之处，无论农田、古树、寺庙、坟墓无一不让路。然而，外界看不到的是，修路过程频繁发生的各种工安事件、抗争、上访、黑帮介入，甚至是死亡；还有在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庞大利益上，自上而下的层层剥削和压榨；以及赶进度的面子工程背后，偷梁换柱的豆腐渣工程。伴随着利益共享，环境、品管、道德与良知，早已被抛诸脑后。
还没铺上桥面的中国高速公陆桥。
张赞波细致地观察并描绘出中国建设光景背后的影子。高速发展其实建筑在底层人物的牺牲与血汗之上，他们卑微的命运与梦想被无情地碾碎，最终这些农民工人，从来无力踏上他们亲手打造出的国家通衢大道。
而这些事实，在媒体严格管控封锁的中国国内是看不到的。就像中国城市的拆迁问题所引发的激烈抗争，多半要在外国媒体或少数敢言的海外中文媒体中，方能见到些许披露。
张赞波并非纪录片导演出身。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文青，喜爱写诗、写小说。毕业后误打误撞念了北京电影导演学系，他当时学的是剧情片导演，从没拍过纪录片。
生命的再次转折，发生在2008年的夏天。当时正值北京奥运，管制严厉，许多北京人都想要「避运」。张赞波恰巧看到一篇关于卫星残骸掉落到「有人区」的报导，地点在距离他老家湖南邵阳二百多公里的地方。他直觉地感到背后一定有可以挖掘的故事，立即动身前往。
一年后，张赞波的第一部纪录片《天降》诞生了。拍摄过程让他深刻感受到，在中国，现实生活往往比虚构的故事更加魔幻，甚至更加精彩。这也让他从剧情片导演，转而一头栽进拍摄独立纪录片之路。
以下即为9月张赞波来台举办新书发表会时，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纪要。
Q：为甚么想以高速公路做为纪录片主题？
A：我有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后来他辍学成为一个修路工人。大学时，他给我写过很多信，描述他工地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荒诞的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刚好2009年又赶上一个大的背景，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央财政投资四万亿人民币，主要流向高速公路的基础建设，去刺激经济，各种高速公路计划全都上来。因为当时湖南省长刚好是从交通部过来的，他有人脉、资源的优势，所以湖南建设高速公路全国第一。这个外部的环境，跟自己的感情刚好结合，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拍摄。
Q：您在高速公路下蛰伏了四年，一个外人要进入到工地去观察、记录，一定要有特别的批准或程序吧？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A：我通过从事修路行业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他一个同事所承包的项目，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就说我是个纪录片导演来拍纪录片，说所有人都享受到高速公路的成果，但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一条路是怎么建成的」，所以我想来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也想表现修路工人为此做出的牺牲奉献。就是用「相对比较官方的话语」。
因高速公路而必须要搬迁的云留寺佛像。
为高速公路让路的百年古树。
Q：书中有些场景让人看了很难过，你拍摄时要如何保持客观？
A：我刚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情绪控制不住，很激动、很愤慨的时候手会发抖，甚至很想把摄影机放下来、过去打一架，就不拍了，因为看到太欺负人了。后来我觉得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也拍不成片子，所以还是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把真实的影像留下来，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湖南湘西有个风俗，在房子前面会建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一建起来，他们就会在旁边栽一棵树，敬神的时候就连这个树也要一块敬，这叫土地树，就是土地公公家的树，所以这个树一般是没人敢去砍它。
这个古樟树一百多年了，其实那就是农民的嘛，他们也没有跟农民打招呼，就强行要把树移走，后来发生了矛盾。来移树的那个头，原来是一个官员，利用这种权力做古树买卖生意，赚很多钱，家产好几千万的。他就欺负一个那么老实的农民，人家祖先传下来的树，强行移走，甚至连钱都不想出，说话也特别过分，明显就是欺压。那时候我真是想过去跟他打一架（笑）。
Q：拍的时候没有官方的人来阻止你吗？
A：跟我的介入方式有关系。我是通过修路部门进去的，身分看起来像官方的，所以那些村民其实有好多把我当官方派来的人，有追我的，也有用石头打我的。我赶紧跑到很远，都剪掉了。所以那时我也很矛盾，因为也没法说清楚，如果我跟农民说我是个卧底，官方那就没法待了；我要跟官方说清楚，农民又会误解你。那时候确实很矛盾，无间道嘛（笑）。
Q：做为纪录片导演，用镜头、用文字语言，同时处理这样的议题，有甚么特别感受？
A：其实对于我来说，影像也好、文字也好，都是表达我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或者是我由此产生的感怀，都是这样的载体，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当然在这两者之间，会有它的不同点。我觉得影像比文字更加直接、具象化，更有视觉的震撼力；但是文字比影像更加宽广，可以呈现很多眼睛之外的东西。因为拍摄纪录片，你看到的才能拍摄，甚至有时候你看到的都不能拍摄。
像我有很多场合，是不能带摄像机去拍的，所以才觉得可以用写作来表达。首先是出于一种弥补，或者说很遗憾没有表达完的这种意思，可以再用文字来表达。有很多背景性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文字来表现，所以我就去写了。
Q：你觉得中国高层政治的变迁在当地影响很大吗？
A：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吧，底层的人对政治的态度也不像知识分子所想象的，更多的是把这些政治性的东西当作八卦。虽然说薄熙来上台、垮台，包括要开十八大，这些在中国当代比较重要的事件，但是在底层他会用一个非常怪异的、非常荒诞的东西来解构它。所以其实我要表现的是这个，里面有很明显的调侃、嘲讽。包括有一个工人非常喜欢薄熙来，他很喜欢看的一个节目是重庆电视的「天天红歌会」，每天要唱红歌的。薄熙来垮掉后，我就问他：「薄熙来垮掉，你是不是很难受啊？」他说：「我现在不喜欢他了。」
可能因为信息被封锁吧，其实大部分底层的人是没有独立判断的。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树立伟大的形象，都是包装起来的偶像。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在获得自己的独立思考之前也是这样，你说他好，我也觉得很好；你说毛泽东很光荣、很伟大、很正确，我们都觉得那就伟大、光荣、正确，不会去思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没有一个独立的、公正的、透明的信息渠道，最后就会折射出来一个虚幻的倒影，所以这点就很好玩。
即将面临征地的农民和他的稻田。
无奈等待搬迁的居民欧婆婆。
受高速公路波及的欧婆婆儿子在搬迁老房子。
Q：纪录片在中国像是不被承认的黑孩子（注：黑孩子是不被社会承认的群体，从出生就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种权力）？
A：对。其实在中国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这样，而是我们这样的独立纪录片像黑孩子。在大陆的纪录片分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纪录片，像《舌尖上的中国》，那代表了官方纪录片的热潮。他又拍新疆、又拍台湾，有意识地传递这也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美食话题，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美食，会有他意识型态的考虑，像这样的东西并不被冷落。另外像CCTV（中央电视台）还有地方电视台等也都有纪录片频道。官方的广电总局也有颁发一些政策，要求各电视台要播多少时间纪录片，这说明他们还是很扶持纪录片的，但都是那种官方的，永远不可能播放我们独立拍摄的纪录片。像我们这样的纪录片，没有从官方的政策里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还会受到打压。
Q：政府为了不让你们放映影片，还会用断电的方式？
A：所谓的拉闸断电，本来是政府的电力部门用来调节大城市用电高峰期的一个手段。但拆迁也用，面对顽固不同意拆迁的钉子户，政府就用断水、断电来对付他们，路都给你切断，不让你出去，你不可能坚持很久。大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像创作上的钉子户，党的电影主管部门也用这个手段，控制我们独立电影的放映。他们会提前告诉放映机构，威胁说把你这一片的电给停掉，有些就不敢放了。我们遇到很多次，本来说要参加一个放映会，过去却发现停电了，电影开幕式的时候就给你停电，各地都有，尤其北京更普遍了。我们还开玩笑，要发明一个装置，让大家能够踩电影院的椅子发电，人工发电来放映我们的电影。这也是一个当代非常好的艺术作品，我们叫「人民发电机」，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带来光明（笑）。
夏天民工们在工棚里洗澡和乘凉。
四川民工在工棚前抽烟休息。
Q：书的结尾很奇妙，当时你已经在北京，一个朋友经过你的老家绍阳，看到火车站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是当地政府挂上的。他用手机传给你，上面写着：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绍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绍阳人民的不肖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绍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对于这样描写你家乡的发展有甚么想法？
A：像我这样去嘲讽发展，或是去反思发展的人，在中国可能也是比较少的，相对是属于异类了。一般人都觉得发展很好啊，国家就是要发展，所以有很多大陆客跑到台湾，从桃园机场一出来，一看台北的那个场景，就觉得比我们大陆的三、四线城市还比不上啊，就这样一种自豪感，所以他们都很贪恋那个发展的成果。
但我对这样的发展一直持有一种怀疑，甚至也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比发展更重要的还有人、还有文化、还有文明本身。但是在中国，一边看起来是很快捷的发展，一边是环境的倒退，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各种关系被切断，人活着也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有比发展更重要的东西存在，但是大家好像都忘了。我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这种高速发展下的人的生存境遇。
所以我看到家乡的那个广告牌，非常代表当下这些决策者的发展观吧。
我纪录片取名《大陆朝天》，它是大陆的一句谚语，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引用这个词，是想表现中国发展之路上的阶层对立，有权势者跟无权者、富贵人跟贫寒者，包括城里人跟乡下人、上层的人跟下层的人，其实有很多尖锐对立的矛盾，但是他们又不得不互相走在同一条路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很想说的，这条路它肯定是象征了国家发展之路。
高速公路经过的学校搬迁后，留下空荡荡的教室。
建设完成的杨柳湾高速公路大桥横跨田野。
Q：您提到对于中国官方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吹捧发展的口号让你觉得很反感。但从全球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经济从2008年一直持续成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也把中国的发展当成尺度，去衡量美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政府效能，也提出中国模式或许也是西方可以学习或模仿的目标。您如何响应这样的看法？
A：不同人或不同的国家他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追求只是效率、效能，那中国确实是很好。你可以忽视其它的，忽视人的本身，因为所谓的效率、效能都是靠人去体现的，如果人都活得不像个人的话，那所谓的效率有它的价值吗？就看你想要甚么，如果你想要很物质、功利化的，很市侩化的追求目标，那就去追求好了。
但我更多的体会是，人要活得像个人，我觉得比所谓的物质化更高的价值观念是存在的。但你说的恰恰是现在现实的一部分，尤其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往，他们原本还会谈人权，现在几乎不谈了，就完全是做生意了，中国带着很大的钱，跟法国买空中巴士，一买就是几百架，这样的事件愈来愈多。我觉得整个世界也都在追求着这样的发展观。所以我这个影片，只是批判中国和当局这个模式，我对整个的发展价值观念，持一个怀疑态度，因为追求这个表面的发展，而忽视发展背后的人本身，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发展是不均衡的。
但有时候我也很矛盾，我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比如说原来从我的老家湖南去北京，要坐二、三天的火车才能到。现在高铁开通之后，最快只要五个小时就到了，飞机更快，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当我知道这些老百姓真的不是很幸福，我觉得我宁可不要那样的发展，我宁可多坐两天的火车。如果说我的便捷与幸福感是建立在牺牲掉那些底层的人的基础上，我宁可不要。当然我的想法并不代表一种标准答案。
Q：作为一个大陆作者在台湾出书，这本书在大陆目前还处在艰难的审查当中，可能要删去很多章节才可能完成，包括电影也被没收。身为一个作者，你怎么看待台湾？
A：我觉得发展的表面化与人的这两个因素，在台湾解决得相对比较好。最起码还有点人味，人还像个人，你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自由地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自由地出版你的书，可以自由地去拍摄你的电影。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一个最不好的政府是去控制你的思想、做你的思想审查。中国海关，现在你带iPhone、iPad根本不管你，可是你多带几本书，他很快就会来查你，你背包里的他都要搜，一本一本地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书，都有可能带不回去，我觉得很荒诞。因为我是写我的那片土地的人的故事，都不能被那片土地的人所看到，还要到台湾来出版，还要担心怎么带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上次我一个朋友带一本《独裁者的进化》，海关一看到独裁两个字，就把它丢下去。我朋友据理力争：「你看这个不是写中国啊，这是写俄国啊！」海关就看一看，就放行了。（编注：《独裁者的进化》其实谈了许多独裁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马来西亚、中国等，但封面上放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照片。）他们内部其实是有黑名单，但名单完全不向民众公布。书也很贵啊，花几百台币买回去，你给我查了，也不给我任何理由。一个小小的海关职员，他就担负起一个思想的审查官。你看多么荒谬，中国特色就是荒诞。
张赞波小档案
籍贯：湖南邵阳人。
学历：
1998年湘潭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
经历：
创办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电影创作。作品一贯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严与生存境遇。
主要作品：
纪录长片《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2009），《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2010），《有一种静叫庄严》（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2011），《大路朝天》（The Road，正在后期制作中）等。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