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全球早已引起高度的重视和纷争，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于我国的太阳花学运，都和分配不均的问题有关。去年法国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引用历史资料而直言分配不均将造成社会动乱，结果这本书在全球甚受重视并再引发了很多有关分配不均的讨论。
其实在费景汉院士、陈昭南院士、以及当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的一些学者的领导下，所得分配的研究在台湾也曾是扬名国际的显学。不过皮凯提这次在台湾引起的，却有不少只是跟着起哄或瞎捧远来的和尚的文章而已。从台湾的经验和观点，皮凯提的分析和主张还有不少可以评论或改善的地方。本文只谈他未触及的「权贵资本主义」。
加重资本税的对策 治标不治本
皮凯提的讨论，多着重在财富和所得分配不均的现象，而少深入分析其原因。他主要的论述是说，历史资料证明资本的报酬率高于经济成长率，因此有钱人的资本很可能增加得比所得更快，而使财富和所得分配更不平均。而他的对策，主要也是要对资本加重课税，以降低有钱人资本累积的速度，而避免财富集中的程度快速提高。这主张有其道理和价值，但就像孙中山先生对马克思的批评，皮凯提讨论的多为病症，而少了解病因和生理学。因此皮凯提的对策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抗疗法，而未治本。
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若能针对原因去采取政策，不仅可以治本，实际上也较为可行（请参阅拙著，《看》杂志本专栏2008年〈全球化是否使所得分配恶化〉，2009年〈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说甚么〉，以及2015年1月台经月刊〈分配不均也要从根本原因改善〉）。
不同原因之分配不均，会引发社会动乱的力量也不相同。而在所得和财富分配不均的众多原因中，最严重的是「分配的方式不公平」，以及不公平的分配又进一步使有钱有势的人能造成对他们有利且更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不公平是人民最大的不满所在，也是分配不均最可能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皮凯提并未特别注意这种原因，但在这种不公平情况严重时，任何政府只靠皮凯提那种对资本课税的政策，是不足以平息民怨的。即使分配不均的程度不高，严重的不公平分配方式一样会引起极大的不满，特别是这不公平的方式是由政治力量所造成时，更可能引发动乱甚至革命。 最严重的问题乃是政商勾结
「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常是因为制度不当、不平等以及不民主。而不公平的分配之所以能造成更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则是因为对有钱有势的人有利的政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这在东方社会特别是在中国，是远比所得和财富集中度更为严重的问题。顶新事件在台湾可以引起这么大的不满，甚至使人民广泛质疑政府高层的政商关系，即显示不公平的政商关系让平民深恶痛绝。
有些富商把台湾人民最近反对不公平之主张和行动，批评为反商或仇富。但台湾人民绝少人批评张忠谋等表现正派的企业家，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有钱，成为王永庆或其它有钱人。所以这些批评别人是反商或仇富的人士，很可能是自己无知，或者是政商关系的获益者而想模糊焦点。台湾人民甚至大多数现代人实际上都不反商、不仇富，只恨不公平的政商勾结以及为富不仁的奸商。那些批评人民反商或仇富的人，该自己反省一下是否做了某些甚至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主张。
中国政商勾结远比台湾严重
中国的政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不公平现象，远比台湾历来情况还严重，若不尽速改革，不等中国经济出问题，也不等分配极度严重不均，政治社会就要先出大问题并很可能造成重大伤害。人民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常会在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忽然全面爆发，当权者不能以目前的平静或仍能压制而不求改革。
中国政府最近大动作肃贪，虽有可能是在朝正确的方向改革，但由这些案件规模之庞大，却也可看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薄煕来、周永康、令计划这些案子涉及的贪渎金额竟以千亿计，而一个贪官的情妇也可达数十人，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未被发现，何况是在监视极为严密的中国。这些弊案长期未被揭发的原因，以台湾经验来看，最可能是很多官员都有类似情况，不只是见怪不怪，而且相互牵制，一人被揭发就可能把其它人也供出来或扯出来，所以官员会互相包庇，甚至高喊团结就是力量，而图继续分赃。很多弊案都只有在有更重大的利益或斗争时，才会被揭发。所以目前已爆的案子恐怕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
中国政商勾结和权贵资本主义特别严重的第一类原因，是经济体制的落后及快速变化、政治的不民主以及信息的封锁，这使权贵们可以自由地上下其手。在落后体制因经济快速成长而必须快速改变时，权贵们不只可在不同制度中套利，也可以透过先知道新的制度甚至把制度弄成对自己有利而获得巨大利益。而在政治不民主及新闻和信息被管制的社会，人民不易普遍知道这些弊案，知道了也不敢或不能讲出来，更不能批评或反抗。所以权贵团体可以由国家人民夺取极大的利益。这在台湾也有丰富的经验。
而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使各项政商关系更容易获取巨额的利益，且形成广泛而更有影响力的政商和权贵利益集团。中国的强权作风，也使某些政商和权贵集团能藉国家政策得到更大利益，不只夺取人民利益，也胁迫外国让利。权贵资本主义也可把谋求私利甚至盗取国家资金的产业政策，包装成发扬民族主义的国家策略。人民也可能因民族主义而把这些权贵和官商勾结者当成国家英雄。即使在政治较自由民主，信息也透明很多的台湾，一些官商勾结者或权贵分子，也仍因其取得的庞大财富和事业而获得美名。
中国领导人应尽速推动民主化和公平化
即使人民已知道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但在快速经济成长的环境下，极度贫穷的人数和比例确已减少，而且人民多半对未来怀抱很高的希望，而认为追求自己的成功更重要，甚至加入官商勾结和权贵资本主义。这种以自己之利益为优先的华人思想，是台湾人民长期纵容党国和权贵资本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原因。
1989年6月7日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与会学者也多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但我说从台湾经验来看，中国政府会让人民有更大的赚钱空间及自由，以忘却其它的问题。现在看来这预言大致是正确的，中国发展出有钱人比在先进国家更不受约束的「丛林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上述各项让人民容忍权贵资本主义的因素，都将缩减甚至反转。肃贪的行动即使有权力斗争的成分，仍将让人民更了解及重视这个问题，也使官员相互包庇的网络和默契出现裂缝。体制的逐渐进步和完备，以及民间取得信息之管道的扩大，使官商勾结被揭发的机会变大。愈来愈不公平的分配，以及国外对不公平问题的广泛运动，使更多人民觉醒。中国政府对外的强悍和自信，也将使中国人民对内有更强悍的改革要求。而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房市等经济泡沫的消退，来自工资更低之国家的竞争，也将使更多人民不再以未来的希望麻醉自己，所以历来和当前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将渐成人民的焦点。台湾太阳花学运和香港的占中运动，不只显示人民迟早要觉醒，也是对中国人民很重要的启示。
中国现在不公平和不平均的问题，已比20世纪的农民和地主问题严重，当中国人民对现在的不公平和不民主觉醒而动起来时，它的力量将比上个世纪农民对地主的不满要庞大，而且是全国性的。当不满情绪由现代信息管道散发时，恐怕谁也挡不住。
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尽速推动民主化和公平化，不只扫除既有的权贵资本主义，也让人民的不满有合理的管道宣泄，以避免人民的不满足累积成爆发性的社会崩溃。如果中国能及早改革，避免不满的广泛爆发，中国人民也将和台湾人民一样善良，可以忘掉改革者和他的前辈们所曾犯下的很多罪行。所以，习近平主席应该学习蒋经国总统，及早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