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年前，和太太去到香港，在维多利亚港两边转了一下，「凭吊」雨伞后的香港。
大批中国人已经来香港办年货，罗湖海关失控。我们主要在铜锣湾出没，感觉上人也更多了，街上熙熙攘攘，很不习惯。反而怀念台北相对悠闲的生活。所谓「悠闲」，也就是少上街，在家里做事情，想休息就休息。街上很多年轻人，加上生活节奏的紧张，显然，香港绝对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以「安居」的地方。也怪不得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打听台湾的楼价，尤其台北以外的地区，并且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
约朋友出来见面吃饭，他们约时代广场见；不过要先订位不可，否则找不到地方吃饭。他说，占领运动结束后，回到原样了。一边是高消费，一边是年轻人对前途的绝望。这就是香港的现状。
林保华、杨月清夫妇2015年重游香港北角旧居。杨月清提供
是留是走面临抉择
看到1997年我离开香港时在高峰价格出售的房子，已经从当时的三百多万飙升到八百多万，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夕，也为香港年轻人的未来感到悲哀。我住过的那栋楼原来最小的面积是四百呎（约11.11坪），现在居然看到有两百呎（约5.56坪）在出租，我没有注意它的租金，只是纳闷两百呎怎么来的？回程在飞机上看香港《壹周刊》，才知道这是现在时兴的「劏房」出租，也就是将原先的房子间隔成为五脏俱全的套房来出租。人们租不起空间大一点的房子，唯有抢租这种劏房，闹区呎租的价格已经超过豪华住宅。
约到上次雨伞期间没有见到面的几位年轻朋友，其实是已经中年的第二代相聚。这次我们交换看法，尤其了解一些本土派中「门户之见」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共的渗透。后者让我明白一些近来香港政坛出现某些变化的原因。他们的观察比较成熟、客观，很值得参考。
我们也与中年的网络媒体人接触，了解媒体生态。这位我第一次见到积极参与雨伞运动的媒体人居然说，他已经做了决定，留下来奋斗，但是很不乐观。的确，收伞后，何去何从，人们都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出路。而台湾的确是他们考虑的对象之一。但是大部分人走不掉，面对当局强硬的态度怎么办？一些评论说香港未来可能成为「骚乱之都」。因为年轻人已经不信香港的「法治」了；观念偏向建制的出租车司机，也有类似看法。
每次到香港时必然去浏览或买书的铜锣湾书店，因为租金过高已经转手，原来的林姓老板改为替新老板打工。第一次去没有见到他，第二次才见到，他说，卖掉后还了债，现在变成打工仔了，不过年纪已经一大把，凭他的经营经验是可以继续做出贡献的。另一位搞出版的老友，他经营有术而有盈利，表示年纪大了，准备收山。
2015年中国新年前夕，香港立法会周遭仍然布满雨伞运动的「遗迹」。图为林保华、杨月清夫妇与曾被中共判刑十年的刘山青（左1）合影。杨月清提供
政治杂志书籍泛滥
打听下来铜锣湾书店的新老板也经营过有关中国的政治书籍，这一行随着中国政治的日益封闭而「发达」。然而「新生力量」不断涌现，只是经营方式有别于老派人马。书店与书报摊所见，以耸动的标题出现在杂志封面，内文长达两、三万字，七拼八凑；然后补充一些再出单行本。这种书籍文字多次翻炒运用，字体很大，行与行之间间隔很宽，根本是「搵笨」（愚弄）。这也只能吸引中国游客，对香港本地人与我这个「老姜」没有吸引力。
书店里有关中国政情的书籍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出版社蜂拥而起，作者都是随性杜撰出来的名字。书店里发现有一种紫灰色封皮系列新书，装潢一律（省却封面设计费用），一眼看去竟然超过二十种，全是围绕习近平与那些贪官。贪官中又围绕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最新鲜的当然是令计划，有好几本，包括他的家族、家庭、老婆，他的兴衰等等。
在这堆书籍中要找到「珍珠」，反而不太容易。我光顾书店，主要买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编的《香港民族论》，因为特首梁振英以「港独」为它定罪。九篇文章中认识四位作者：吴叡人、练乙铮、孔诰烽、苏赓哲。吴叡人是台湾人，在不同场合见过多次。
与练乙铮还是在纽约见的，那时他在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到纽约开会；他对香港政情的分析鞭辟入里，最近参与《立场》新闻的组建，虽然多人是原《主场》新闻的旧人，但是《主场》的仓皇撤退，至今还没有得到支持者的谅解。认识最早的是苏赓哲，当时他也是香港作家协会成员，在旺角经营书店，一起参访过台湾，他早就移民加拿大。这次他写的是如何从「大中华胶」转变为「本土胶」。孔诰烽是旅美的香港学者，访问台湾时见过面。
还专程去拜访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立法会周遭还布满雨伞「遗迹」。意外在大门外附近见到刘山青。1980年代初期，他就关心「西单民主墙」运动被捕的民运人士，他到广州关心这些民运人士时被捕，判刑十年。记得1983年我在《信报》「人在香港」专栏写的第一篇就是关注刘山青的被捕。那时他与长毛、吴仲贤等人被视为「托派」（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其名称来自其最早的理论建立者与领导者托洛斯基）。吴仲贤还早过他被捕，该不该招供还引起一番争议，获释后在《信报》担任编辑。长毛说，他当时已经从吴的口里知道有我这个人了。那时我的文章，从文字到口气，还是「中国味」。
见到好书难掩冲动
我与长毛简单谈起中国学者唐宝林对托派及陈独秀的研究，他也清楚。他的书架堆满了书，我看到有上下册的《中共在香港》，很有兴趣，拿来翻了，是作者江关生亲自送长毛的，原来作者是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担任过《学苑》的编辑，看来真是一脉相传啊。长毛说你喜欢就拿走。我岂敢掠人之美？后来长毛还是送我上下两册的《纳粹德国》，他说他有两套。看来，关注中国独裁政权的，都不能不与纳粹模拟研究。
我到尖沙咀「一九○八书社」（老板是旗人，纪念清末的1908宪政改革）想看看有没有对满族的研究新成果，没有看到。而《中共在香港》只有上册，没有买成，但是买到香港大学出版的《六七暴动》，只是价格特高，160元打九折，不到三百页，还不好意思查原价多少。临别香港前再到铜锣湾书店，点了名，林先生立即给我找到《中共在香港》。在那里，又意外发现《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作者是原来上海总工会干部李逊，上下两部，牛津大学出版。我最近写回忆录，上海部分草稿刚写完，有这本书参考，可以查查有没有遗漏重大事件。这两套书就接近港币五百大洋了。
因为家居斗室爆棚，这两年来已经基本不买书了，连别人送书给我，我都面露难色，但是这次又冲动了。
立法会正在「拉布」（以拖延时间来阻挡某些违背民众意愿议案的通过），见到几位老友，交换了近来对时局的认识。
欧陆情调变味的香港半岛酒店，没甚么人，但却有了另一番闲适安谧。杨月清提供
电车半岛重温旧梦
这次有意放空一些，搭了多年没有搭过的电车，两块三角，三十九年前我刚来时，记得票价是一角。坐电车看街景，才能看到真正的香港，而不是乘客挤到爆的地铁，也带来「老香港」的记忆。因为坐电车看到湾仔还有一家几十年前就有的醉琼楼客家饭馆，也专程去忆旧。那段轩尼诗道当年是《文汇报》、《大公报》所在，南边的跑马地是那时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司令部新华社所在，北边的华润则是中资的据点。与左派朋友聚会常在那里，因此也打听已经忘记了的餐馆名字，新华社同学在那里统战请吃饭。我则遵守「饭照吃，共照反」的原则。
也坐电车回到北角当年旧居。这是香港的「老解放区」，旧楼多已经「拉皮」，旧貌换新颜而可以拉抬价格。人也有「拉皮」者，我却不以为然，还是自然点好，除非将来还想变成伟大领袖式的「腊肉」。那里曾是左派六七暴动的指挥中心。
最后一晚，去一九○八书社后，到乐道的澳门茶餐厅，居然较多年前大变样。茶餐厅几乎变成海鲜馆，廉价食品所剩无几。两个街口之间就有五家店名类似的连锁店，据说都由澳门赌王四奶（何鸿燊四奶梁安琪）经营，澳门「爆发」，香港屈就，乐道变成「澳门街」。
最后去附近的半岛酒店看看，大概三、四年前去喝过下午茶，排队且嘈杂，欧陆情调变味，那时决定以后不再去了。但是这次经过，还是禁不起诱惑进去，居然发现没有甚么人，也是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闲适安谧。在乐队演奏下做起龙狮旗的旧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