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很难改掉已长期采用但不恰当的做事方法或态度，其原因可能是习惯、惰性、不愿认错、无知，或者是固有观念难改等等因素。而有时候人们即使知道现在的做法不恰当，但因为这做法长期已投入很多无法收回的成本，塑造了很多规格和规定，也形成了很多利益关系，以致若要改采长期而言可能更好的做法，短期内却要造成不少损失以及很多人利益的改变，因此依较短视的立场及相关个人的利益，这个不恰当的做法就可能无法改变，而继续错下去。这就是所谓「途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问题。新政府即将上任，但有一些问题领导人和人民若不能认清国家人民的长期利弊并痛下决心，将会因途径依赖而延续下去，失去改革的机会。
途径依赖典故：
铁路轨距由马屁股宽度决定
途径依赖最有名的故事可能是铁路的轨距。铁路的标准轨距是1435公厘，也就是4英呎8又1/2吋，这个长度不是整数，看起来没有甚么特别的道理，但有一说它是依照罗马时代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的。罗马人的战车用两匹马拉，所以战车的轮距就需大约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罗马人在欧洲的道路就依这宽度建设以方便交通，后来欧洲人的马车也就照着这宽度以使用既有道路。1825年英国人史帝文生（Stephenson）最初建造铁路时就用了这轨距，可能是要和马车及其零件兼容。依这故事，火车标准轨距竟是由罗马时代两匹马的屁股决定，而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两个马屁股有甚么特别好处，而是历代的行为受到既存因素的影响，而把这罗马时代的尺寸流传到现在。
台湾的铁路一开始选择了窄轨，后来要双轨化、电气化以及新建北回铁路时，为了原来已有的轨道、车辆以及月台能共容和继续使用而节省成本，我们都继续采用窄轨。但窄轨及原来的路线限制了铁路的速度和发展，到李前总统时代才痛下决心新建高速铁路。若没有那个决心，我们可能还在一百多年前的窄轨决策的途径依赖中，辛苦想改善窄轨火车的速度质量而不可得。
新政府将面对的途径依赖
简单地说，途径依赖就是以前没挑对正确的路，现在即使知道这条路不好，但要改走正确的路却须承认已走错路，而且要跨过很多障碍，所以就决定仍由原路走下去，即使达不到目的地，至少暂时可有舒服的日子过。这种情况是执政者常遇到的诱惑，能否摆脱途径依赖，也是执政者是否能领导改革而成为杰出领袖的重要关键。
今年的新执政者也会遇到很多途径依赖的问题要做选择，本文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1. 泡沫经济
经济上很常见的途径依赖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一旦起来，它本身就有一个力量继续膨胀（请参见本专栏：〈泡沫经济的大笨蛋理论〉，《看》杂志，第4期，2008年1月17日）。有时候本来的泡沫快要破灭，政客还会另外吹起一个新泡沫来支撑经济。2001年之后的葛林斯班和目前的中国都有这个嫌疑。台湾也是个泡沫经济倾向很高的国家，随时都有泡沫准备兴起，执政也许常要面临该不该阻止某个泡沫的抉择。
2. 仰赖代工的产业发展
台湾经济另一个严重的途径依赖是代工的产业发展方式。代工短期内带来生产和利润，但企业依赖代工生产之后，若想自主研发开拓市场甚至自创品牌，就可能失去既有的代工订单。因此过去走代工这条路就阻碍了我们未来走向产业升级之路。为了继续能做代工而努力降低成本以及将生产乃至研发基地外移，更断送了国内产业和年轻人发展的前途。要如何由目前不正确的路切换到正确的路而不付出太高的代价，必须要有积极的对策，不能只喊口号和方向。
3. 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
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也形成一个明显的途径依赖。当初成衣等下游产业去中国投资也许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并发展起上游产业在中国的市场。但后来上游产业为了维持在中国的市场都不得不跟去中国投资，政府为了方便这些厂商及维持中国市场也不得不三通直航甚至主张依中国的条件签ECFA。结果是依赖愈来愈深，要求造成进一步依赖之政策的压力也愈来愈大，马政府连对中国六四和图博问题，以及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手段，也不敢再批评，让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愈陷愈深，而马政府还要用搭桥等各种政策加深这依赖和产业外流，以得到短期的利益（请参阅本专栏：〈红色供应链和两岸产业合作〉，《看》杂志，第161期，2015年11月5日）。
台湾相关产业高度依赖陆客之后，中国就可用减少陆客来威胁政府和相关人士。图为挤满陆客的野柳。Getty Images
4. 高度依赖陆客的相关产业
陆客来台是开放之初很多人就预见的另一个途径依赖。开放陆客时很多人就预知台湾相关产业高度依赖陆客之后，中国就可用减少陆客来威胁政府和相关人士。这几个月陆客将减少的风声不断，我们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不必指责中国，但借机减少过度的依赖，也让人民更了解依赖中国的风险。但社会上甚至将来政府中都可能有些人会舍不得这既得的生意，而主张政府应该委曲求全，最好讲些中国喜欢听的话，以留住商机，甚至加深依赖。
对中国经济依赖所产生的途径依赖，已产生一些更依附中国的主张，包括积极利用和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以及不能反对为中国立场而虚构的九二共识等等。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政策在经济政策上是要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和应付不足的需求，同时要在心理上造成另一股泡沫经济，而在区域策略上是要周边国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控制的经济区，在国际战略上则是要形成让中国称霸世界之对中国朝贡的体系（请参见本专栏：〈应抱着理想加入亚投行〉，《看》杂志，第155期，2015年5月5日；〈中国以经济朝贡体系称霸世界的可能〉，《看》杂志，第66期，2010年7月8日）。这可说是大东亚共荣圈2.0。但站在短期和私人利益的人会认为参与中国的策略可以不和中国冲突，可以避免文攻武吓及邦交国被抢，商人可以继续以原有的生意甚至政商勾结方式赚钱而不必辛苦升级和创新，一般人也可以和九七之前的香港人一样期待马照跑、舞照跳，是一条很舒服而可以继续走的路。
用人也有途径依赖
有远见的执政者则必须认清继续依附中国的长期后果：中国仍随时可以减少陆客、中止产业贸易合作、吸走大部分邦交国、甚至依九二共识带走在海外的台湾人民。而各项用来冲击打压台湾的中国政策则因台湾对中国依赖更深而更有力。看清楚途径依赖的危险，我们在经济上就必须更努力走自己的路，而在政治上则应不卑不亢和中国谈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王道的原则，更努力改变中国，而不是让自己更依赖中国而依中国之意改变。
除了政策，用人也有途径依赖。新政府说要革新和采新经济发展模式，但却又嫌年轻一代的学者没有执政经验，而忘掉蔡总统当年就是以40岁出头没甚么执政经验的学者从政而一鸣惊人。新政府于是任用了大批「有经验」的前朝官员入阁。这些人也许有些也确是人才，但他们若不检讨和承认过去政策的错误，则可能仍被那时的观念带着走，甚至为了掩饰当年的错误，而让未来的政策再错下去。因此希望这些官员和他们的上司们都要切实检讨，不要被过去不恰当的政策和思考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