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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南方周末》报纸近期揭露了由中国学者「承包」为大陆医院和公司代写论文到海外期刊发表的跨国产业。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近期陆续公布后,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占比偏低,也同时引起讨论。
巴西期刊,中国占78.1%!
美国抄袭监测网站「剽窃监督」(Plagiarism Watch),调查巴西《遗传学和分子研究》(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简称GMR)期刊一篇被举报的论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许培扬检索GMR杂志意外发现:该期刊从2002年创刊至今,发表了3,646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占54.901%;而第二名的美国从2002年至今,总共只发表了15篇论文。更夸张的是,单2015年一年,中国学者文章计1,605篇,占78.1%。
许培扬发现,至少有11篇来自中国并且发表在不同杂志的论文中,实验图表一模一样。中日友好医院和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的两群作者,不但使用了同一张图表,还在2015年9月份的GMR上同期发表。
「剽窃监督」网站分析,这不可能是相互抄袭,之所以会同时使用完全一模一样的表格,应该是来自同一作者——代笔公司。
代笔公司「枪手」分食4.7亿大饼!
《南方周末》引述化名李杰的职业SCI论文「枪手」介绍该行业。李杰表示,为省去做实验投入的时间、设备和人力,代笔公司的实验数据大都伪造或拼凑,代笔者多为兼职,一名生物学博士或硕士,一般两个月造出一篇SCI论文。李杰表示,他所任职的公司有两百多人,经他代笔发表的SCI论文加起来上百,但著作权不归他,「我只负责写,这个是买卖。」
所谓「SCI」论文,是指「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认可的论文。SCI是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于1960年编辑出版的一部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收录期刊超过6,500种。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许培扬说,在中国,大学、医院、科室的排名、个人职等的评判、拿项目、获学位,SCI都是重要指标。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学报》编审程维红统计,中国2015年度的OA期刊(即「开放性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的简称,主要出版方式以电子形式为主,不出版纸本期刊)版面费,共7,217万美元,合人民币4.7亿元,「92.8%均标注有各类基金项目资助,远高于其它国家。」SCI的OA期刊论文中标注最多的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有23,700篇。
举例来说,巴西的GMR期刊版面费,已从最初的820美元升至1,350美元,中国作者付给GMR的版面费达490万美元,合人民币3,200万。许培扬还发现,类似GMR被中国「承包」的期刊不少。希腊期刊《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有75%的文章来自中国,美国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80%来自中国。
中国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
另一方面,2016年诺贝尔奖得主近日陆续揭晓。截至目前,共有9位华人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其中,只有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屠呦呦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中国人口世界最多,按比例来说,诺贝尔奖得主不该如此屈居下风。个中原因何在?
《金融时报》10月9日刊登题为〈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的署名文章,解答了这一问题。这篇署名周健的文章指出,华人也能获奖,说明华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没问题。但大陆人基数如此之大,只出了屠呦呦一个「另类」,很可能的原因是,大陆的教育只教「知识」不教「人」。
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手段,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讲「有钱」以后,该怎么做「人」。而这样的教育教出来的人,只管自己赚钱,不管他人死活。
而原本应该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大学教育,则转为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标。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无视「人性」。
本届诺贝尔生理学得主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得奖通知时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在日本,很多知名教授都亲自下实验室,亲自带着学生做实验,亲自复核资料,也就是这样,带出了学生的德性。
而在中国的大学里,像大隅良典这个级别的教授,很多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训斥学生等。
作者在最后感慨,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知识和技术,中国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