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但对国际社会许多观察者来说，了解中国仍然存在巨大困难，因为有些消息彷佛来自于物质丰裕过剩的天堂，比如因编制《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11月8日在南京办了一场「百富私人晚宴」，到场的中国富豪近50位，宴会极尽奢华，连佐餐酒都是一万多元一瓶；而另一些消息彷佛来自于地狱，11月1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商场的抢购事件中发生发3死31伤的踩踏伤亡事故，事件的肇始原因仅仅是该商场当天推出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菜籽油只卖39.9元。为了节省11.5元的生活费，一些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前在富裕的上海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不要小看这两件在三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两件事情其实包含着解读中国经济的一把重要钥匙，那就是中共政府为经济改革设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成功了吗？
号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用极其通俗的两句话表达了改革的目标，那就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别小看这两句话的影响，就是在这句「先富带后富」的口号感召下，一盘散沙式的中国人一度都曾将经济改革视为天籁福音，以为这条路将使自己摆脱如魑魅附身的贫困，进入小康。
但「改革」已近30年，现实教育了大部份中国人：占人口少数的官员以及与官员相勾结的人（当然还包括部份人因缘际会搭上改革这辆便车）确实「先富起来了」，这部份人不仅可以享有不只一套的美宅豪车，还可以花巨资让子女进欧洲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问题是全体人民并未跟着富起来，各种类型的改革所制造的穷人数量远远多于富人，占人口将近80%的人口没有搭上中国那辆现代化的列车，生活在底层的人不仅一职难求，连供养子女上学、购买住房也成了沉重的负担，甚至丧失他「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权利。所有的现实均表明，备受赞誉的中国经济改革，并未让占人口80%以上的下层人民从中获利。
有两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结论。
一组数据是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吉尼系数（编按：吉尼系数是衡量所得分配平均与否的指针，其值介于零（所得分配完全平均）和1（所得分配完全不平均）之间。一般来说，国际间是以吉尼系数0.4作为警戒线，若超过0.4，表示贫富差距问题开始恶化）。据中国官方给定的资料，自2003年至2006年，就一直在0.47至0.458之间徘徊。这个数据可能远低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此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世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前列。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另一组资料则表明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逐年下降，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一个社会正常的收入主要由三部份构成，利润、利息与工资收入。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增加了7.7个百分点。这一现象显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利润侵蚀工资」，这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上，也表现在国有企业（包括中共某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体制外员工和高级技职人员。而被中共喋喋不休批评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如美国就是58%，少数福利国家甚至高达65%。
中国经济改革肥了党国，瘦了百姓
上述两组数据罗列的财富集中，不全是通过所谓「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有些其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比如近十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征地、城市拆迁而直接掠夺的土地出让金，不仅支撑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还使得中国财富排行榜中的富豪集中于房地产业，肥了贪腐官员个人的私囊。当然，为地方财政、房地产富豪与官员个人财富做出牺牲的，是近十年来失去土地的6,000万失地农民与失去住房的近400万城市拆迁户。
如此多的的不义、不公强盗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导致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要发生数万起社会反抗事件。对此中国政府为什么坐视不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目标其实只是富国强兵，而不在于富民──这里的所谓「国」还只是中共一党专制下的党国，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只是当年他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让人民拥戴自己的一个空头承诺而已。在对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并无实质区别，毛泽东当年为了富国强兵，完全无视数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利。比如通过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差大肆掠夺农村；为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大炼钢铁，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三年大饥荒──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为此将毛式「富国强兵」策略讽刺为「卫星上天，人民却穷得没裤子穿」。邓及邓后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点上与毛并无本质差别。看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2006年数据），但中国政府却吝于投资建立社会福利体制，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穷人最多的国家。
只有理解了中国当局为经济改革设定的真正目标，才算是为理解中国诸种经济社会现象找到了一把解读的钥匙。
何清涟简历
目前旅居美国的何清涟女士是中国湖南省邵阳市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
何清涟赴美前居中国深圳，供职于《深圳法制报》社。近年来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资本形成的特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各种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中国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9年6月14日「亚洲之星」专号曾将何清涟评为「亚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11月28日）将其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
2000年何清涟因发表于《书屋》杂志上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而受整肃，2001年6月中旬被迫离开中国。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做过访问学者
何清涟著述甚多，最为著名的是《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国外版名《中国的陷阱》（1997年9月出版）。该书对中国改革以来有关国家资源分配领域内产生的经济问题，以及这些经济问题产生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权贵私有化进程及各种事后不良社会反应进行了深刻剖析。台湾的Taiwan News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尚有2006年黎明出版社的《雾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