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芬兰与芬兰人的角度，他看见许多不一样的事物，
也累积着各方面的兴趣与能力，找到不同的想法和自己该做的事。
电影《练习曲》里，主角背着吉他和背包单车环岛，看见前所未见的美丽风景与生活态度。随着《练习曲》的镜头，观众可以看见主角的决心与勇气，其中，电影里的一句话：「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激励了许多踟蹰不前的人，包括陈圣元。
看完《练习曲》，陈圣元终于下定决心申请成为交换学生，在念完高一后休学一年，独自前往北国芬兰。
如今就读政治大学土耳其语文学系二年级的陈圣元，回想作为交换学生在芬兰的一年，可说是人生中重要的转折。「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玩吉他，要放下平常的习惯、自己喜欢的东西、课业和朋友，真的很犹豫，因为回来后全部要重新适应。」然而这些焦虑最终并没有阻挡陈圣元，在经历一番挣扎之后，他做出了出国的决定。
惊艳芬兰小镇
与寄宿家庭相处融洽
他形容，父亲的思想自由开放，多次建议陈圣元趁着年轻的时候，暂时搁下手边的种种压力，去一个可以慢下来的国家，探索自己的兴趣，也可以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在做些甚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陈圣元也喜欢强迫自己接受新的事物。
2008年12月，二十七个小时的辗转旅程，陈圣元终于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街区干净简洁，一条街道可以望尽这座小镇的市中心。陈圣元第一眼见到芬兰小镇曼查拉（Mantsalan），和认识芬兰一年之后的感触几乎相同，镇上没有缤纷撩乱的商品与招牌，对他而言十分新奇。
抵达芬兰后的第一个星期，还没前往曼查拉高中（Mantsalan lukio）报到之前，陈圣元先在寄宿家庭适应芬兰生活。出国之前听闻不少学生与寄宿家庭产生磨擦，陈圣元却和家人相处融洽，感情亲密。他满怀感谢地说，芬兰的家人很包容异地生活的难处与习惯的差异，自己真的很幸运。而寄宿家庭的爸妈接纳陈圣元，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女儿，想要有个儿子，「他们真的把我当亲生儿子对待，很感动。」
把自己归零
面对并挑战困难
结识芬兰人的过程，也让陈圣元体会到不同民情的相处模式。芬兰的高中采选课制度，没有年级和班级的分别，同学们下课就直接离开教室。类似台湾的大学学制，陈圣元体验弹性自主的学习过程，并培养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是，「刚开始上课那段期间，其实是不快乐的，没有人跟我讲话。」不会说芬兰语的隔阂，加上当地并不热络的人情，让他根本与同学说不上几句话。
「但他们其实很想跟我做朋友。」陈圣元随即笑着说。逐渐熟识之后，他才发现芬兰人的性格相对保守拘谨，不熟的话不太理人，熟悉之后又很好聊。他们曾说：「我们不是社会人（we are not social people）。」让最初担心交不到朋友的陈圣元恍然大悟。「我后来问他们为甚么一开始不跟我说话，得到的答案竟是：『我们超想跟你讲话，不过那时没喝酒所以不敢！』」这句话说出芬兰人的与人相处之道，却也成为陈圣元突破自己的绝佳机会。
从小不太敢讲话，不会主动发言，遇到害怕的事常选择逃走，对陈圣元而言，语言隔阂无疑是个挑战，却因此带来不小的转变。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无处可逃，寄宿家庭也不能替他解决问题，去面对是唯一的路。「任何事情就是逼自己，所以我把观念改掉，把自己归零，因为没有人认识我，可以重新开始塑造自己，满好玩的。」侃侃而谈的笑语里，说着一段碰撞的过程。这确实是离开熟悉地的收获，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己，也透过接触不同人群，找到自己的向往。
芬兰人英语有一定能力，却不太与非本国人说英语，加上上课使用全芬兰语，语言成为陈圣元最初遇到的重要问题。为了融入陌生语言的环境，陈圣元到小区教室和小镇其他人一起学习芬兰语，每天与寄宿家庭的家人对话，看报纸、看电视，半年之后几乎可以对答如流。
肯定芬兰注重思考的教育体制
然而，他回忆前三个月不会说芬兰语的上课过程，却反而大有收获。因为听不懂上课的内容，老师鼓励他先把上课当成有趣的体验。于是，陈圣元专注于观察这个国家的教学方法、同学上课时的彼此互动，也尝试开始思考芬兰、台湾教育方式的异同。其中，芬兰学校注重互动的学习过程，为陈圣元带来很大的冲击。
透过实作去学习，也透过发表意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只是念些理论──他从芬兰的音乐课、地理课、历史课等，看见最大的不同。其实，早在尚未决定要前往芬兰之前，陈圣元对高中生活已经深感无力。如同许多台湾学生，沉重的课业压力与升学导向的教育体制，是长期以来无法摆脱的束缚。虽然母亲十分担忧，不知道高中生儿子能不能融入人生地不熟的异国生活，然而，出自对生活状态的困惑，和在国外工作的父亲极力鼓励，陈圣元毅然做出申请出国、暂时离开熟悉环境的决定。
如今，芬兰的教育体制确实成为陈圣元此行一趟关键的收获，对他而言，这是身为高中生的自己切身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企图跳出在台湾并不快乐的高中生活而寻求的答案。陈圣元肯定地说：「他们教的重点是思考，而不是知识。」自己也开始反省接受教育的方法，能不能不只是一味地接受与记忆。
陈圣元回到台湾后，却面临一段适应期──回来后每天要考试念书，重新读高二，还要面对大考，更因为习惯以芬兰人角度思考，几乎完全被影响。「上课不想听，考试乱写，有点自暴自弃。」大概经过半年的时间调整心态，身为学生的陈圣元，不可能影响体制，只能选择从自身做起。他说自己喜欢摄影、写东西、与人分享，平衡学校的课业很重要，结合自己的潜能和热情也很重要，用柔性的方式诉诸自己的改变。
教育方式的种种差异，最直接表现在两地学生高中毕业后的未来选择。回台后与芬兰朋友联系的过程，陈圣元发现同样是高中毕业，芬兰学生竟然可以做那么多事，而不只是准备考大学。学生有充分选择的自由，无论是进入各行各业、重考自己有兴趣的科系，或者升学，「他们在乎的，是你的热情在哪里？」记得在芬兰，陈圣元曾经偷偷去问寄宿家庭的爸爸，对妹妹想要当保全的看法，没想到他的反应是：「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贯彻的想法是，妹妹想去做，有热情，那就鼓励她。
写书说故事 带领读者游芬兰
陈圣元决定再回到芬兰一个月。他想知道的是，芬兰的人怎么选择自己的未来，为甚么可以自由去做想做的事。于是他发现，芬兰人选择工作和目标的判断标准是活得快不快乐，能不能享受当下生活。
与第一次交换学生的身分不同，陈圣元第二次回到芬兰，已不再是适应异国情调，而是有意识想带回甚么。他充满憧憬，虽然不确定可以写成一本书，却是想要更多地理解芬兰学生的选择与社会的期待。
两次的芬兰行，陈圣元出了两本书，想记录自己看见不同事物的过程。「同时要念书，要交朋友，得想沉重的事情，但又不能把它变成一本很沉重的书。」陈圣元笑着说，写书的过程其实是很挣扎的，几次都打给朋友说想要放弃。不确定有没有人要看，或自己讲的有没有说服力的压力，贯彻了写书的过程，「每天抱着计算机是很孤独的一件事」。
而现在，「我希望读者跟着我的脚步去一趟芬兰。」陈圣元看见芬兰人的力量，并透过书中每一篇故事，有趣的对话，希望与台湾的学生、家长、老师分享，「我一直在想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也成为大学生的他，目前觉得可以从自己出发，开始产生影响的事。
陈圣元说，自己从芬兰与芬兰人的角度，看见许多不一样的事物，也累积着自己各方面的兴趣与能力。然而他强调，「去芬兰只是一个方式」，透过这个方式他找到不同的想法和自己该做的事。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或出书，但是每个人却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热情和目标，并用各种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