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青瓦台7月19日宣布，總統文在寅不會在東京奧運期間前往日本，也不會出席東奧開幕式。這意味著協商已久的日韓高峰會宣告破局，日本與南韓兩國間的關係修復計畫，最終無法取得正面進展。

南韓總統文在寅在今年6月受邀參加G7峰會時，首度表態願意在適當時機造訪日本，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對話，解決兩國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議題，例如慰安婦、二戰賠償、雙邊貿易關係等爭議。

然而隨著東京疫情升溫，加上兩國民眾對彼此仍有心結，對於兩國領袖將會面感到不滿，雙方一直無法確認會面消息。

島權爭議燒進奧會場 喚醒南韓世仇回憶

位於日本海，日本稱之為「竹島」，南韓稱之為「獨島」的島嶼礁岩群，多年來一直存在領土爭議。這次東京奧運期間，南韓網友發現日本奧運官網把「獨島」標示在日本領土地圖上，還有1936年首位奪得馬拉松金牌的亞洲人得主孫基禎，被南韓民間團體發現官網上未說明他是南韓人。雖然當時南韓屬於日本殖民統治，但民間團體認為日本奧會刻意不標註，有故意誤導大韓民國體育英雄是日本人之嫌。

如此種種，奧運期間本就容易高漲的民族情緒，在愛國團體的高聲抗議下，南韓民眾普遍對於文在寅赴日感到不滿。南韓明年3月將舉辦總統大選，雖然根據南韓《憲法》文在寅無法競選連任，但仍背負輔選的重責大任。而且意圖參選的各方候選人、議員，也不免藉此機會高調痛斥日本來博取新聞版面。幕僚認為在這個敏感時刻去日本，政治上並非明智之舉，因此一直對日方表示希望可以直接與首相菅義偉舉行最高層級的高峰會，這樣文在寅的親自出席才有意義。

郎有情妹無意 會面宣告破局

不過日本方面卻不這麼想。日方認為，當初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原因，主要在南韓愛國團體炒作二戰慰安婦和戰後相關賠償問題，責任不在日方，要求南韓政府想見面就必須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否則沒有意義。

雖然經過多方協調後，日本方面僅同意讓兩位領導者見面15分鐘，但韓方仍不滿意這種形式上的會面，雙方的交涉進入拉鋸。

就在這個時候，奧運會舉辦前一週，已抵達東京奧運選手村的南韓運動員在宿舍外面張貼「抗日英雄」李舜臣的名言，聲稱這是「給日本的一個特別訊息」。

挑釁的舉動讓日本民眾相當不高興，網友要求立即取消南韓運動員的參賽資格。日方也不遑多讓，隨即在奧運場館掛出象徵軍國主義的「旭日旗」。旭日旗是二戰時日本軍隊的旗幟，二戰時被侵略的南韓尤其牴觸這面旗幟。

雙方的「旗幟」大戰，最後出動國際奧委會協調，南韓在17日同意撤下標語和旗幟，條件是日本也不能在其他相關場地展示旭日旗的共識下，總算告一個段落。

其他還有南韓擔心選手吃到來自福島的輻射汙染食物，特地派廚師、營養師帶著南韓食材在選手村附近開設「飲食支援中心」，避免接觸到福島食材。種種明顯不友善的反應和舉動，都讓日本相關人士相當不悅。

日副大使失言 美日韓合作戰略進程受打擊

就在這個尷尬的時刻，日本駐韓大使館副大使相馬弘尚居然在接受韓國媒體中央東洋廣播公司（JTBC）訪問時，嘲諷文在寅的外交有如「自慰」，甚至說出：「日本沒有那個時間來理睬日韓關係。」即使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立即承認錯誤並道歉，仍挽回不了南韓的信任。韓方連連提出抗議，但日方似乎沒有再對相馬弘尚做出進一步懲處的打算。

這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壓垮了南韓多日來積極促成雙方峰會的磋商意願。在「郎有情，妹無意」的缺乏共識下，雙方高級官員17日見面會談後，總統文在寅決定放棄追求任內修復與日關係的「歷史定位」，青瓦台19日宣布取消訪日計畫。文在寅辦公室表示，日韓兩國政府官員試圖就歷史上長期爭端和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進行會談，但仍沒有找到足夠的共識來支持雙方領導人的峰會。

日韓峰會的破局，失望的不僅是文在寅，期待日韓積極互動形成亞太戰略同盟，以面對北韓核武威脅和中國侵略手段的拜登政府，也同樣感到沮喪。

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的國際研究教授伊斯利（Leif-Eric Easley）說，韓國和日本已經在表達改善關係的意願上錯失良機，「文在寅政府在解決外交上遇到的法律和歷史挑戰方面，沒有取得足夠的國內進展。同時，菅義偉政府管理不善，對韓國的要求重視程度不夠，甚至到了失禮的地步。」

伊斯利說：「拜登政府官員無疑是失望的，而北韓和中國的領導人則會對美國盟友的不團結感到高興。」

中共投注人民幣10兆元發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計畫在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規劃期間（即中國從2021年至2025年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達到70%自給自足的能力，並任命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負責領導第三代半導體研發製造，推動一系列金融等政策扶植。中共這樣大刀闊斧，真能在5年內實現達成目標，還是這只是又一次的「大煉鋼」？

研究報告：2025年中國自給率只能達到19.4%

美國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近期兩度發表報告指出，中共想要在5年內達到半導體70%自主根本紙上談兵。據IC Insights今年1月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自產半導體數量占中國半導體市場的比重，從2010年的10.2%，增加至2020年的15.9%，並預測2025年將增加至19.4%，遠不及中共設定的70%目標。而且2020年15.9%的自給率中，總公司設在中國生產的半導體數量其實只有5.9%，剩餘10%是由在中國設廠的國際大廠，包括台積電、SK海力士（SK Hynix）、三星、英特爾等生產。

中國雖然是全球最大晶片消費國，但不代表中國有能力自行生產IC晶片。縱使中共大力扶植半導體產業，但中國廠產能規模小、技術不足，且缺乏相關設備，難以在短期有所突破。因此，IC Insights預測，即使放長至10年內，中共也難發展出自給率高的半導體產業。

▲中國半導體產業龍頭「中芯國際」（SMIC）半導體製造仍落後台積電5年以上。Adobe Stock

欠缺技術：中芯國際還不是台積電對手

中國半導體技術到底如何？拿中國半導體產業龍頭「中芯國際」與台灣龍頭「台積電」比較，台積電是全球晶圓代工第一大廠，占全球過半營收，且掌握最先進晶圓製程技術，目前已可量產5奈米及7奈米晶片，明年下半年更將量產3奈米。中芯國際則是中國最大晶圓代工廠，最先進製程為14奈米，可小規模生產N+1奈米（有說相當於介於10奈米至7奈米之間，但中芯發表聲明澄清只相當於11奈米）的晶片，目前正在研發N+2奈米（相當於10奈米）製程技術。相較之下，中芯國際實在無法與台積電、三星等大廠相比。因此，張忠謀才說，中國大陸現在還不是對手，半導體製造仍落後台積電5年以上。

另一個瓶頸是，中芯國際因與中共解放軍掛勾，去年12月遭美國政府列入中共解放軍擁有或控制的名單，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芯國際提供10奈米以下的技術和設備，直接影響中芯國際的先進製程研發。中芯國際今年3月僅從荷蘭公司ASML買到製造傳統晶圓的DUV（深紫外光）光刻機，並非製造7奈米晶圓的高端EUV（極紫外光）光刻機。因此中國不僅缺乏技術，國際制裁下也導致中國廠商無法取得高端製程設備。

人才短缺：晶片專業人才缺口20萬

中國人才多，但有經驗的工程師卻不多，人才匱乏就成了產業擴張的一大挑戰。當中共極力布局半導體產業，建立產業園區，越來越多企業開出優渥條件吸引人才、增加相關就業機會時，卻面臨人才短缺問題。

根據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等編製的《中國積體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2019～2020年版）》顯示，到2022年，晶片專業人才缺口預計超過20萬人。其中，中國最缺乏有經驗的工程師。中國過去一直到台灣、韓國等地挖角工程師和高管跳槽，而非自己投入資金及教育培養相關人才，現在想要急起直追，但培養專業的工程師需要耗費長年時間，而中國大學電機系教科書的電晶體內容，卻還停在1微米（1,000奈米），與最新製程技術嚴重脫節。

即使中國有相關人才，薪資低及工作環境差等因素，導致人才也不見得都會往半導體產業發展。《中芯國際2019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指出，中芯國際人才流失率高達17.5%，凸顯在中芯國際上班沒有想像中那麼吸引人。中國半導體產業薪資也不優渥，2019年積體電路從業人員平均薪資每月人民幣12,326元，研發人員每月人民幣20,601元，跟其他IT產業薪資相比沒有很高。

「芯病」蔓延：弘芯、泉芯大騙局 紫光爆財務危機

技術落後又缺乏人才的情況下，中國又面臨一場巨大的「芯病」。針對這場「芯病」，中國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去年10月表示，中國國內投資積體電路產業的企業，很多是沒經驗、沒技術、沒人才的「三無企業」，多半對半導體認識不清，盲目投資，造成投資風險上升。再加上地方政府過度補貼、企業投資過熱，「芯」廠林立的情況下，整個產業過度膨脹，並在今年相繼爆出武漢弘芯、濟南泉芯騙局，以及清華紫光財務危機等問題。

2017年起家、號稱投資千億人民幣的武漢弘芯，曾找來台積電前營運長蔣尚義擔任執行長，還幫忙帶了一台光刻機，造成一時轟動。但蔣尚義上任後卻慢慢發現被武漢弘芯「詐騙」，該公司連基本的廠房都沒有蓋好，根本無法生產高端晶片，蔣尚義隨後辭退。武漢弘芯最終紙包不住火，在今年2月宣布停產停工並遣散員工。

接著在今年4月，投資超過5百億人民幣的濟南泉芯也宣布停發員工薪資，包含從台灣挖角的180名工程師也遭欠薪，工程陸續停擺。濟南泉芯與武漢弘芯被傳出同是幕後人「曹山」布局，手法皆是獲取政府投資與補貼，吸引知名工程師進駐，並大肆預購高端晶圓設備，以吸引政府及投資人更多資金挹注。當餅無法再畫大、謊言圓不下去，濟南泉芯就突然停發薪資、拖欠工程款，丟下一屁股爛帳。

中共為阻止這場芯病蔓延，三令五申限制半導體產業過度投資。但今年7月9日，「清華紫光」遭債權人徽商銀行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震驚各界，再度重挫中國半導體士氣。紫光曾一度誇下海口說要買下台積電、合併聯發科，也是習近平推動半導體供應鏈的國家隊。這麼優秀的領頭羊，居然爆發嚴重債務危機，去年11月債券違約人民幣13億，也沒有償還12月到期的4.5億美元債券本金，且有走向破產的風險。

半導體產業已成各國必爭之地，中國若想躋身於前列，就必須反思此種「大灑幣」、「大煉鋼」模式是否真的能給中國社會帶來效益。在技術落後、人才匱乏及國際不信任的困境下，或許務實地投注研發、培育人才並回歸國際貿易，才是長遠之計。

胡適曾提出「全盤西化」，希望中國全方位學西方。但胡適沒明白，西方有兩個：左派的西方和右派的西方，兩種不同價值一直在爭奪和撕裂著西方。到底應該學哪個？作為美國左翼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弟子，胡適雖然沒有明顯左傾，卻壓根沒弄明白西方左、右派問題，他的全部文章都沒有涉及這個話題。

今天，中國要借鑑西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探討學哪個西方的問題。是要效仿西方左派？還是追隨人類的傳統價值？尤其是在左派意識形態肆虐美國、甚至要顛覆傳統美利堅之際，哪個方向更應該是人類社會應有的狀態？

其實榜樣就在眼前，那就是日本！兩年前在東京櫻電視的一個討論節目中，我提出中國應該首先成為日本（即學習日本），然後再成為美國。意思是，從文化傳統、思維方式，中、日都有更接近的地方，所以中國應該首先學習和借鑑日本。所謂「再成為美國」，就是要用已建立起來的日本式保守派傳統價值，來防範美國左派意識形態的毒素傳染給中國和台灣（事實上台灣已中「左毒」很深）。

看美國過去一年來「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的打砸搶燒，甚至把用槍頂著孕婦肚子搶劫的毒品慣犯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樹為「樣板」、頂禮膜拜（連拜登、裴洛西們都下跪），就可知道美國已被左派糟踐到什麼程度。擁有全世界最強大軍隊和警察的美國，為什麼對付不了街頭暴亂、胡作非為的「黑命貴們」？就因為暴徒們得到從政壇到媒體等各路左派的默許、縱容，甚至金錢支持。

比打砸搶燒更嚴重的是，高科技大企業掌控的社交平台，幾乎清一色都開始了控制美國的言論自由，尤其扼殺捍衛傳統價值的言論。而美國從幼兒園到大學校園，早已開始了左傾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支撐偉大美國和西方文明根基的價值正被嚴重摧毀。

戰後七十年，保守主義政黨主導日本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除了曾遭共產蹂躪的東歐，幾乎所有國家，尤其西歐，都在相當程度上被左傾腦毒感染。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初期階段）的左傾政黨不斷拿到政權，一再把那些國家推向共產地獄方向。只有日本一枝獨秀，左派勢力一直被控制在狹小的政治空間，左派政黨幾乎沒有上台機會。

從1955年保守派政黨自民黨成立到今天的66年中，日本左派政黨掌權的時間只有6年，其他時間都是保守派政黨勝選組閣。而在美國，從三十年代左派羅斯福執政以來，在參眾兩院左派民主黨占多數席位的時間長，在白宮掌權的年頭也超過保守派共和黨。在全球最大民主國家（按人口）的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左派掌權時間更是遠遠超過保守派。

這個簡單對比就可看出日本是多麼與眾不同。為什麼左派政治勢力在日本無法春風得意？難道是他們太笨蛋、太無能？根本原因，日本是一個傳統價值占主導的社會，絕大多數民眾傾向保守派、傾向傳統價值、傾向用常識常理思考（而不是左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哪個社會常識、常理占上風，哪個社會就是更趨向正常的社會，也會是保守派政治力量主導的健康社會。日本就是迄今為止最典型、最優秀的、在正向傳統價值下運作的社會的榜樣。

由於保守派占主導，日本就沒有像印度那樣，由左瘋的尼赫魯（Nehru）父女掌權長達32年，推行社會主義，把印度變成像毛的中國那種一窮二白的赤貧國家。日本從二戰後就推崇和實施市場經濟、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結果日本成為經濟繁榮的大國，曾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現是也是排在美國、中國之後的第三大）。日本人民的生活平穩，巨富和貧困兩者各都只占5%以下的極小部分，中產階級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日本的保守派自民黨之所以能長期掌權，就是看重常識常理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民的選擇和力挺結果。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健康的雙向選擇！

除了自由經濟之外，日本的保守派力量選擇了正確的外交國防之路：與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結盟，對付和防範專制中國和共產北韓，維持和保障亞太區域的安全。當然這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的官邸遭30萬左派支持者包圍，反對日本和美國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但堅定保守派的岸信介在官邸裡喝著葡萄酒，勝似閑庭信步，絕不妥協後退。《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安全和亞太穩定的保障。這條日美聯盟的外交和軍事之路，是戰後日本保守派的睿智選擇，也是對日本安全和繁榮的最大保障。

「菊花文化」的芬芳

在二戰結束之際，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應五角大樓之邀，寫了一本介紹日本的著作《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此書被視為研究日本的經典之作。該書主要觀點是，日本是由兩種價值和性格主導的：菊花的溫柔，刀劍的剛毅。但什麼時候是刀劍，什麼時候會是菊花？哪些人傾向菊花，哪些人崇拜刀劍？這本專著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審視日本社會，在民主制度下，沒有狂熱武士道式的軍人掌權，絕大多數日本人更是菊花型的，也就是不具有對外侵略的特質；而是重秩序、道德、規範、禮儀，也就是常識、常理。而且在民主制度下，日本人把「刀劍精神」融進敬業、專注、一絲不苟的工作之中。今天日本社會的「菊花與劍」仍在，但卻成了禮貌和敬業的結合，最美的一種。所以日本歷史上任職最長的安倍首相寫了本題為《走向美麗之國》的書，就是指日本這種「菊花和刀劍」的美麗結合。

任何人到日本都能感覺到「菊花文化」：日本的服務是世界一流的，獨一無二。無論在商場，在餐館，在酒店，在醫院，在老人院等等等等，那種親切、體貼、溫柔、禮貌、極為尊重人的服務，讓消費者真正感覺到「顧客是上帝」。

在日本人之間，很多傳統更是散發「菊花文化」的芬芳：日本人非常在意別人的感受，盡量不麻煩人家，即使送禮物，都會顧忌到不要給人負擔，不要讓人為了還禮而費心思、甚至煩惱。盡量不打擾別人、總是為對方著想，是了不起的文化，是更高的人性。前些年日本遭海嘯地震災難時，從電視畫面，當事人回憶描述中，更看到日本人這種「菊花文化」之美：即使在危難時刻，日本人仍是井然有序地排起長隊在公共電話亭給家人報平安，沒有喧譁，沒有抱怨，更沒有爭先恐後的擁擠和衝突。那種優雅畫面給人強烈震撼。這是日本的軟實力，真正的實力——高度文明的實力！

日本人那種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甚至體現在老人的獨居和死亡上。近年有報導說，有些日本老人不與家人和朋友聯繫，自己獨居一處，最後靜靜地死亡。日本有專門機構處理這種以自己方式「安樂死」的老人。他們有的留下點錢財，讓有關機構處理自己後事，有的乾脆就默默而去，「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這種方式就是盡量不給親人、他人帶來麻煩，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同樣體現「菊花」的另一面。

有中國學者批評說，日本人太犧牲自己的個性，服從社會和國家，是群體主義的惡果。其實不盡然，恰恰是日本菊花文化的這種遵守規矩的自律、關心他人感受的善意，謙恭待人的禮貌，才奠定和營造出日本這樣一個秩序的、安全的（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祥和的社會。日本人的自律行為，不是犧牲自己的個性，而是克制自己的非理性衝動、收斂妨礙他人的不良舉動、壓抑內在的任何不法企圖；這才成就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法治、倫理道德的境地。

而在美國，尤其是去年「黑命貴」的打砸搶燒，就是徹底放縱自己的貪婪和野蠻；別說顧忌他人的感受，連他人的私有財產、甚至生命都隨意踐踏。日本人是克制自己，成全了整個社會；而黑命貴和美國左翼是放縱自己，踐踏和摧毀人類傳統價值。像目前美國左派熱衷的變性、男女廁不分、吸毒合法化等等，在日本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因保守派長期執政，更因多數國民信奉保守（傳統）主義價值，堅持常理和常識。所以日本人的這種自我克制不是扼殺個性，而是體現了人性和文明。

武士刀劍融化在民主制度下

「菊花與劍」文化中的刀劍，也就是武士道和軍刀的剛毅、冷靜、英勇等，在今天的民主日本則體現在（轉化成）他們的守時、敬業、對工作的一絲不苟的負責精神等。日本人的守時世界聞名，連千帆競發般急速運行的東京地鐵，都能保持分秒不差的準時。日本人的敬業更是世界首屈一指！每個行業的人都兢兢業業，好像不是幹一份活兒，而是在信奉和實踐一種宗教，那份虔誠和認真，像服從命令的武士道勇士。

日本的乾淨更所有訪客都贊不絕口的特色。這也可以說是「刀劍文化」的產物：一絲不苟，一塵不染。大街小巷，甚至都沒有垃圾桶，但卻沒有垃圾滿地，而是乾乾淨淨！不僅僅是城市的門面之地，即使日本人家裡，也是非常注重乾淨整潔。別說與中國相比，即使在富裕的美國，也永遠是「中國城」最髒亂差，「小東京」最潔淨、整齊、悅目。

無論民主政治、自由經濟，還是菊花和刀劍文化的長處，日本都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榜樣，是台灣的榜樣（台灣和日本有很大距離），而且也是美國及全球的榜樣。當然，日本社會因為太注重秩序、穩健等，也帶來不敢冒險、謹慎保守、因循守舊的一面。這需要另一篇文章論述。本文只簡述日本值得借鑑和學習的一面。都說美國是「例外論」產物，現在由於左派的折騰，美國的獨特性在遭到嚴重摧殘，日本就成了碩果僅存的保守主義價值占主導的國家。其實，日本才是一個很例外的獨特國家，其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和學習。

在中共建黨百年前夕，港共終於撕下所謂的建黨初心，承認體制上的「一黨專政」事實。6月12日，中聯辦主任（也是中共香港工委書記）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發表講話說：「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制制度（也就是指「一黨專政」）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香港人都知道，「結束一黨專政」是香港支聯會的綱領，矛頭直接指向支聯會。

公開承認一黨專政

駱惠寧比較坦白，他承認並肯定當前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所以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當然是中共的大敵。而「一國兩制」是中共欺騙全世界的制度，既然源出中共，一黨專政自然是「一國兩制」的根基。沒有了一黨專政，還需要「一國兩制」嗎，當然不需要了，就可以一國一制了，也就是非一黨專政的制度。

駱惠寧的講話經過準備，淺顯易懂，也不是口誤，香港人聽得很明白，也難得有這樣坦白而不是巧言令色、講話九拐十八彎的共產黨官員。然而在主持大外宣而經常行騙的中宣部聽來卻很不是味道，因為中共一向沒有公開承認是一黨專政，而是「社會主義民主」，乃至「多黨合作制」，因此中國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假民主優異，中國的人權狀況也比美國的良好。

中聯辦在官網刊發全文時，一度把「叫囂『結束一黨專政』」一句刪除，而各中央媒體的報導亦沒有提及這句。駱惠寧的講稿是中聯辦為他準備的，沒有理由中聯辦自己刪除自己，肯定是奉中宣部的命令，因為中國媒體都刪除了這一句，可見是有「中央」下令，否則步伐不可能這樣整齊。

然而中聯辦官網刪了以後又恢復了。這有兩個原因：一，如果刪除了，是否意味著駱惠寧失言，香港人仍然可以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二，如果承認駱惠寧失言，就將大大影響他在香港的威信，未來他的講話哪些該聽，哪些不該聽？反正99%以上的中國人不會看中聯辦的官網，即使承認中國政治體制是一黨專政又何妨？何況香港人見怪不怪，中國人則是眼不見為淨，即使多於1%或更多的人見了又能怎樣？

在駱惠寧公開承認中國是一黨專政制度後，在香港大殺四方也就更加順理成章，否則如何解釋「專政」兩字？毛澤東在1949年建國前夕所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公開聲言不許階級敵人「亂說亂動」，港共吃準你是階級敵人，你就死定了。什麼人民民主專政？後來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就公開承認「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憲法》也如斯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真個階級都可以專政別人，先鋒隊當然更加可以也。

駱惠寧公開為「一黨專政」正名後，支聯會還在獄外的副主席鄒幸彤就跟著主席李卓人也被捕入獄了。接著多位常委辭職，還準備解散所屬職員。外界傳說的某位馬來亞共產黨黨員的常委還留任，不知道未來的支聯會會不會轉型成為中共的附隨組織？

香港報章全姓「黨」？

一黨專政當然是一言黨與一言堂，因此唱反調與還原真相的香港《蘋果日報》非死不可。《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集團創辦人與大老闆黎智英早已入獄，封殺蘋果只是時間問題。由於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要「裝可愛」，所以本來要判的政治上死刑，改由經濟手段。6月17日，香港警務處國安署人員突擊香港「壹傳媒」旗下《蘋果日報》總部辦公室，並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罪名逮捕總編輯等5名高階主管。然而在蘋果員工堅持工作的情況下，他們這次還採取了凍結資金的手段，逼迫蘋果在七一中共百年以前關門來「向黨獻禮」。蘋果原來還堅持要辦到七一，改為26日週末為止，但是港共當局立功心切，乾脆在6月23日再次逮捕蘋果主筆，也是評論版負責人楊清奇（筆名李平），罪名也是勾結外國勢力。原來寫文章也是勾結外國勢力，這已經發展為大興文字獄了。這下《蘋果日報》也了解到當局的意圖，蘋果若不立即關門，他們還可以繼續抓人！在這白色恐怖下，蘋果當日決定24日出版最後一期。

《蘋果日報》創刊於1995年，距離香港主權轉移只有兩年，那時香港媒體如果不是關門大吉，就是「自律」調整方針以便迎接「平穩過渡」，蘋果的創刊擺明是準備逆流而上。因此它在26年的一生中，的確在坎坷中前進。開始以聳動的社會新聞以及狗仔隊配合反共立場作為賣點，在業內不無受到批評，後來兩者的主次翻轉過來，但是也就越來越受到當權者的打壓，用抽走廣告施加壓力。最後幾年，蘋果以網路收費及民眾支持撐下去，但是最後終於在大逮捕與凍結資金壓迫下宣告陣亡。而其創辦人黎智英身陷牢獄，四項罪名等待定罪，多名高層也是等待起訴。另一位主筆兼英文版總編輯盧峰則在蘋果關門後擬離開香港赴英國之際在香港機場被捕，也是同樣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蘋果日報》在香港國安部門裡的黑名單還有多少人？外界不知道。這就是香港爭取言論自由的代價，也是「一國兩制」的公開騙局。

最後一天的《蘋果日報》出版了一百萬份，香港市民從半夜就開始排隊搶購，天亮不久就賣完。這是香港報業史上的創舉與紀錄，必然載入史冊。同樣，扼殺蘋果的劊子手，也將接受歷史的審判。因為此事已經引起國際關注，二十幾個國家與國際媒體組織表態譴責，美國還採取進一步制裁行動。

雖然同行如仇，其他報章有人幸災樂禍，更多的卻是兔死狐悲，在字裡行間都表達出來了。因為「一言堂」的結果，其他民辦報章隨時也會踩上紅線。如果香港報章全部姓黨，那還有什麼競爭力？剩下的同業必然會以不同方式繼續為香港的言論自由而奮鬥。

中共才是勾結國外勢力的老祖宗

香港的普世價值與美國、歐洲、日本、澳紐、台灣等國家相通，因此普世價值沒有國家界線，不能因為具有共同目標就是相互勾結。當年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拿蘇聯盧布顛覆中國政府，甚至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豈非更加勾結外國勢力搞「蘇獨」？港共如此缺乏歷史知識，真正需要利用中共百年好好複習中共黨史，別鬧笑話。

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中共已經利用《國安法》踐踏香港的司法獨立，現在逼迫《蘋果日報》關門。1980年代鄧小平所說的：外國人辦不到的事，中國人也能做到。中國人用洗刷百年恥辱與殺雞取卵把外國人與香港人塑造起來的東方之珠變成黯淡的中國城市，果然是中國人超越了外國人。這是光榮還是恥辱？習近平該照照自己的屁股。

7月中旬南非暴亂之後，我寫了兩篇關於南非的文章，列舉了南非的身分政治與各種左派進步主義的社會政策之後，推特上的反饋最多的竟然是：加州已經是美國的南非。這是過度反應嗎？當然不是。

南非成為失敗國家緣於身分政治

在〈南非，你為何總讓世界為你哭泣？〉一文中，我在基於大量事實的分析上得出結論，曾是世界左派尋夢園的南非，如今成為失敗國家，是在廢除了種族隔離政策之後，沒能建立起一個真正種族平等、機會均等、優者進位的合理制度，而是實行了黑人至上的身分政治。

1994年新南非誕生，南非政府陸續頒布了多項法律維護黑人的權利，其中之一是《黑人經濟賦權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簡稱BEE），它根據黑人在企業的股份和受到技能培訓的比例給企業打分，達到政府規定的標準分才能獲得政府合約或參與公共採購。BEE立法與各種其他形式的立法，包括《就業平等法案》、《技能發展法》、《優先採購框架》等一起配套實施。其中對南非經濟、社會影響最大的是《就業平等法案》，該法案要求在除國防、情報行業外的所有行業中實行種族配額，任何南非的政府、公營部門及私人商業機構，職員中至少有25%是黑人，董事會成員則需要40%的成員為黑人。

這樣種族配額制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原理，導致南非公私機構的專業水平嚴重下降，社會治理退化。南非政府為了實現種族之間的結果均等，無償沒收白人的土地。在這種逆向歧視的種族政策之下，從1994年到2016年，逾80萬白人離開南非，而南非白人如今的總人口才465萬。電動車龍頭特斯拉（Tesla）的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就是移民他國的南非白人。他們帶走了資金和技術，加上南非政府大搞沒有經濟支撐的社會福利，南非經濟就快速衰退了。

南非亦步亦趨效法美國左派的社會進步政策

除身分政治之外，南非在推行西方左派那套「進步主義」社會主張毫不含糊：

一、2006年實行同性婚姻——比美國最高法院頒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早9年；比加州、麻省晚兩年。

二、南非人吸毒嚴重，有五分之一國民吸毒。南非學校還於2010年代中期開始在南非學校引入Xanax（介於大麻與海洛因之間的毒品）教育。這種教育比美國早5至7年。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毒品市場。美國吸毒人口（美國大麻在35個州不算毒品）自2002年以來占全國人口的8.2%，消費全世界60%以上毒品，目前在美國監獄服刑的罪犯中，有近三分之一與毒品犯罪有關。如果計入吸大麻者，那就更多了，吸大麻者占全美人口40%，少數民主黨州過半。

三、2021年6月南非頒布新法，允許女性同時擁有多名配偶。Polyandry意即「多重伴侶」，美國麻薩諸塞州薩默維爾（Somerville）於2021年6月正式實行開放式婚姻。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市議會6月25日通過該法案後，市長喬‧庫塔托內（Joe Curtatone）於6月29日簽署了該家庭夥伴關係法，將家庭夥伴關係定義為「由多人（people）組成的實體」，而不是「由兩個人組成的實體」。

加州成為美國左派進步主義大本營

美國治權在州，所有進步主義政策的實施，加州則走在美國最前面。

一、加州是全美第一個率先用法律規定實施南非式種族配額制的州。

美國在政府與公營部門中早就實行種族配額制，但並未用法律強行推廣至私營企業，在2020年5月開始長達數月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街頭革命」中，美國亞馬遜、星巴克等公司趕緊率先公開承諾本企業僱用更多的非裔員工（將達30%）的表態，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自願。

2020年9月30日，加州州長葛文‧紐森（Gavin Newsom）簽署一項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法案，要求總部位於加州的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必須有少數族裔或性少數群體的董事，並稱這是種族公正措施的一部分。所謂種族公正措施還包括以下數項：禁止以種族、宗教或性別身分為由強行撤換陪審員，允許法官修改被認為涉及種族或民族歧視的判決，並成立了一個州特別工作組來研究為奴隸制向非裔美國人賠償的提議。

根據該法案措施的規定，到2021年底，總部設在加州的660多家上市公司必須至少有一名董事來自「代表性不足的社區」。符合條件的人可自我認定為非裔、拉丁裔、亞裔、太平洋島民、美國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或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人。該法案措施要求，到2022年底，在擁有4至9名董事的董事會中，至少要有2名的此類董事。9名或以上董事的董事會則需要此類的3名董事。不遵守規定的公司將面臨首次違反10萬美元的罰款，多次違反將面臨30萬美元的罰款。

二、率先立法確定黑人賠償法案。

BLM運動中，一些黑人的重量級人物提出黑人賠償法案。美國黑人娛樂電視公司（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簡稱BET）的創建人、美國首位黑人億萬富翁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提出要聯邦政府支付總額14兆美元的賠償，每個黑人獲賠153,850美元。

加州歷來是黑命最貴之地，1991年3月3日因假釋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酒駕拒捕，媒體有意剪輯造做新聞，結果發生了一場差點毀滅洛杉磯的「黑命貴」街頭暴亂，上萬黑人參加搶劫，警察退出，放任不管，洛杉磯的韓國城毗鄰黑人聚集區。幸得韓裔美國人組成自衛隊，在此役中一戰成名，在全社會樹立了「屋頂上的韓國人」的熱血形象，黑人混混再也不敢隨便攻擊韓裔。

2020年，加州BLM到處打砸搶，「零元購買」。加州民主黨政客一致向黑人下跪認罪並想方設法安撫。加州州長葛文‧紐森9月30日正式簽署AB3121法案《Task Force to Study and Develop Reparation Proposals for African Americans》（研究和制定非裔美國人賠償建議工作隊），成為美國第一個通過法律研究和制定對受奴役者和受奴隸制影響者進行賠償的州政府。簡言之，加州給黑人賠錢走完了籌備階段立法的最後一步，接下來就是何時賠償的問題。

三、設立對吸毒者體貼備至的免費安全吸毒屋。

加州是美國西岸第一個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州。2016年底的大麻公投，超過57%的選民贊成通過了《成人使用大麻法案》（AUMA），並於2018年正式實施。2018年，加州因服用藥物過量死亡的人中，有45%與鴉片類藥物有關，與大麻合法化前相比，增加了8倍多。然而，加州議會的民主黨議員卻認為，這說明開放的還不夠，於是直接通過了硬毒品合法化法案，打算在舊金山率先實行，但該法案遭到了時任州長傑瑞‧布朗（Jerry Brown）的否決，他表示，任何允許非法和破壞性毒品使用的法案永遠不會在他這裡通過。

加州民主黨參議員斯科特‧維納（Scott Wiener），人稱「毒品之友」，提出將迷幻藥合法化的SB519議案之後，緊接著提出了在加州設立官方認證的吸毒場所，由政府出資讓癮君子「安全」注射毒品。維納提出的提案，預計將在洛杉磯、奧克蘭、舊金山等地啟動「安全吸毒室」，為癮君子提供注射毒品的場所，內有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指導如何注射毒品以及避免注射過量。

維納說：「安全的消費場所是拯救生命和幫助人們康復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並且援引加拿大經驗，即政府提供安全吸毒場所供癮君子注射毒品。此法案已經在州參議院通過，因遭遇當地移民非政府組織（NGO）多個聯盟等強烈反對，推遲到明年表決。

加州民主黨議員還提出許多奇葩法案，比如優待黑人、拉美裔歧視亞裔的《平權法案》，規定大學不再按成績錄取，黑人與拉美裔進入大學不僅免考，還優先錄取。這個法案如果實施，亞裔再努力也無法進入名校。因遭遇亞裔強烈反對暫時未通過。

加州正在快速自尋死路

7月15日，加利福尼亞州議會表決通過美國首個州級基本收入方案。州政府將投入3,500萬美元，為孕婦和剛剛結束寄養的年輕人每月無條件提供現金收入，對收入的用途也不作任何限制。

該計畫獲得了兩黨的一致支持，由加州眾議院以64：0、加州參議院以36：0全票通過。此前，美國的洛杉磯、丹佛、亞特蘭大等市級地方政府推出過小規模的基本收入方案，也曾有過私人出資的實驗。但加州的計畫是由州政府的財政資金支持，這在美國尚屬首次。而加州在美國是負債最多的州，現在的政府債務共1,500多億美元。

自從葛文‧紐森這位民主黨州長上台後，各種自尋死路的「愛心」大招迭出：

對非法移民敞開大門，納稅人要為非法移民安置買單。非法入境美國，可以發駕照、免費醫療卡、免費住房、免費職業培訓，甚至要給投票權，實在是無微不至的關懷。

醫療：推動個人強制醫保，納稅人要為低收入者買單。

嗑藥：支持大麻合法化福利化，納稅人要為嗑藥的流浪漢買單。

喝水：推動喝水稅，納稅人要為低收入群體買單。

罪行：暫停加州的死刑執行，因為判死刑的種族比例不合適。

多次釋放罪犯，導致加州社會秩序急劇惡化。

任何福利支出，都需要納稅人買單。

所以加稅是必然的，喝水稅只是杯水車薪，還需要從汽油稅、消費稅上打主意。

本質上，這種侵犯公民私有產權的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

這意味著將來的貧富分化嚴重、社會衝突加劇，治安水平下降。加州是美國犯罪率最高的州，稅收高、房價高，全球著名科技公司紛紛將總部搬離加州。軟體巨頭甲骨文（Oracle）、惠普都在其內，大公司計畫遷出加州，中產階級正在加速遷離加州。

最近，南非暴亂發生之後，美國左派媒體只願意談南非政治腐敗，閉口不談南非的身分政治與上述進步主義社會政策，就是從南非這面鏡子裡看到了左派政策的醜陋與毀國。

中國最大線上叫車服務商「滴滴出行」（Didi Global Inc.）在中共「黨慶」期間赴美上市，遭到北京重手整肅，中南海定性滴滴「陽奉陰違」，稱其背後擺了高層一道。滴滴事件受到全球關注，被指涉多方角力。

大戰Uber，紅色背景助滴滴崛起

滴滴出行自2012年成立以來，擁有3.77億用戶，司機1,300萬名，市占率90%，是中國占壟斷地位的線上叫車平台。5年前，滴滴大戰全球最大的線上叫車平台Uber時，得到中方銀行、保險、券商和產業資本的背後相助，最終Uber將其中國業務出售給滴滴，離開中國。將Uber趕出中國後，滴滴開始向國際擴張，截至2021年，全球用戶達5.8億人。

在赴美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開募股）前，滴滴已經獲得21次融資，總額超過200億美元。滴滴的前三大股東是日本軟體銀行（持股比例21.5%）、Uber（12.8%）及騰訊（6.8%），其他投資者包括蘋果、鴻海、豐田、淡馬錫、阿里巴巴、中信、聯想、中國平安等。6月10日，滴滴向美國證監會（SEC）遞交了IPO公開說明書，其中表明，最大單一股東軟銀集團將在滴滴上市後退出董事會。分析認為，軟銀變現離開的意向，暗示其不是滴滴真正的股東。

說明書顯示，滴滴的董事包括騰訊總裁劉熾平、阿里巴巴董事長張勇、博裕資本董事總經理陳峙屹等人。博裕資本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直接控制的私募基金，阿里巴巴和騰訊背後都是中共權貴家族。滴滴的股東還有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掌管的中信產業投資基金，占股4.8%。

中共當局與滴滴明爭暗鬥

7月1日，正值中共「黨慶日」，滴滴在美國掛牌上市，當天市值達684.9億美元。7月2日中共監管部門啟動對滴滴的網路安全審查；4日滴滴應用程式被下架；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先後下發文件，嚴打證券違法活動，首先要查處內外勾連問題；9日滴滴全數25款應用程式被下架，網信辦還通知各網站、平台，不得為這25款App提供瀏覽和下載服務；10日《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公布，指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資的企業赴國外上市，須申報審查。

《華爾街日報》7月5日披露中共高層不滿滴滴到美國上市。上市前，官方多次與滴滴高層溝通，要求延後上市，但滴滴表面答應，背後卻擺了高層一道，是「陽奉陰違」。中紀委網站7月7日的文章稱，要堅決查處金融風險背後腐敗問題。中紀委是查處黨內的違法違紀案件的最高機構，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以反腐為名打倒的一眾反習高官，都是由中紀委查處。

滴滴的回應也是前後不一致。7月2日滴滴稱，將積極配合網路安全審查；7月10日凌晨，滴滴微博表示，對當局的整治決定「誠懇接受」、「堅決服從」，承諾要「認真整改」，但早上8時左右，突然刪除了上述言詞。

中共多方派系嚴重角力

知名政治學者、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董立文指出，滴滴被整肅，背後是中共紅二代、紅三代與習派出現嚴重角力。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其勢力從掌握中國高科技領域的版圖開始，變成現在紅二代壟斷了「中國所有跟國家政權、民生有關的企業」。紅三代被培養金融操作的能力，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等人專注金融產業與高科技產業，開設投顧公司，帶著中國企業到海外上市，通過IPO吸金，但最終這些資金透過轉投資名義藏在海外，沒回流中國，所以習近平要整頓他們。美中貿易戰後，中國經濟發展變慢，資金出現缺口，同時隱藏著嚴重國債問題，習近平得積極找尋財源，最重要的還是權力爭奪問題。

2016年北京曾發動首波整頓，主要打擊海航、安邦；2020年底整肅阿里巴巴、騰訊；近期目標則是滴滴出行。近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網路領域開出22張反壟斷罰單，涉及滴滴、阿里巴巴、騰訊、蘇寧、美團等巨頭；日前中國醫療大數據公司零氪科技決定擱置IPO計畫，中共網路安全監管機構還對滿幫集團和看準科技集團的熱門移動應用「BOSS直聘」啟動網路安全審查。這兩家公司6月在美國IPO，籌資近70億美元。

川普2020年底卸任前，簽署了《外國公司問責法》，要求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企業必須證明不受外國政府控制或持有股權，若連續3年不配合美國監管機構的審查，就必須停牌下市。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文稱，滴滴受挫造成的漣漪可能很深遠，這事件表明中共似有意將中國公司與西方市場脫鉤。

美國從歐巴馬政府、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短短五、六年，高科技公司的地位一落千丈。今年6月中，拜登任命反壟斷法律專家麗娜‧汗（Lina Khan）擔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這就再明顯不過。美國國會正在醞釀法案，限制高科技大公司進一步占領市場，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正在進行反壟斷調查，並得到國會的支持，將來很可能禁止科技公司兼併其他公司，白宮官員都不得跟科技公司沾親帶故。

「呼風喚雨」時代已過

這一切與歐巴馬執政時期有天壤之別。亞當．科瓦薩維奇（Adam Kovacevich）是受雇於谷歌的公關說客，他透露，過去四、五年美國朝野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變化，高科技公司的口碑，從「不會做壞事」變成了「不會做好事」。

最典型的例子是議長裴洛西的變化，她的幕僚長卡特琳‧歐尼爾（Catlin O'Neill）跳槽到臉書當公關說客，卡特琳‧歐尼爾是雷根總統時期民主黨議長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的孫女。2019年有人在臉書發表一段剪輯過的裴洛西的影片，弄得她灰頭土臉。她要求臉書拿下影片，臉書不從。此後，裴洛西辦公室不再歡迎臉書的人，卡特琳‧歐尼爾近年也離開臉書。

幾年前，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在華府呼風喚雨，有很大的影響力。最重要的起因或是說「貢獻」，就是歐巴馬執政時期，他們向政客展示了在政界的影響力，特別是透過網路向社會籌集競選資金，透過社媒平台宣傳政治綱領。

谷歌前總裁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幫助歐巴馬競選團隊開發網路工具，向支持者灌輸宣傳，他參加了歐巴馬在芝加哥的勝選聚會，也在歐巴馬政府的幾個委員會有一席之地。2012年，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調查得出結論，谷歌觸犯了反壟斷法，建議委員會提出訴狀。在與政府官員經過好幾輪磋商後，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和共和黨一起投票反對，停止了對谷歌的反壟斷調查並和解。

歐巴馬卸任前，在白宮宴請矽谷科技公司的總裁們，也邀請好萊塢巨星們討論氣候變化。部分與會人士後來透露，這場宴會就像是為即將離任的白宮官員們舉辦的人才招聘會。去年有334人註冊成為蘋果、亞馬遜、臉書、谷歌的公關說客，其中超過80%都是前國會和白宮的工作人員。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2016年川普勝選擔任總統，民主黨與科技公司的蜜月關係結束。民主黨認為科技公司幫助川普贏了大選，臉書也承認，來自俄國的帳戶在臉書平台上發布不利於民主黨侯選人的貼文；一家數據公司指控與川普競選團隊有合作關係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蒐集臉書用戶資訊。

但共和黨也批評臉書壓制保守派聲音。2018年6月，臉書高層與當時眾議院多數黨主席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娜‧麥克丹尼爾（Ronna McDaniel）會面，聽取共和黨抱怨臉書壓制保守派聲音的意見。會面時，臉書辯解說沒有壓制保守派，最受人歡迎的言論往往都是保守派的聲音。但共和黨沒有被說服，臉書也不再公開為自己辯護，免得越抹越黑。

從川普執政後，科技公司兩頭不討好。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參議員艾美‧克羅布徹（Amy Klobuchar）2017年開始起草法案，要求科技公司公開更多有關網路競選廣告的訊息。她抱怨說，電視、廣播、報紙等傳媒都在競選廣告上遵紀守法，但是社媒平台就很蠻橫。法案起草後，科技公司給予支持，但最後這項法案並沒有通過。

今年艾美‧克羅布徹再次起草法案，給予聯邦政府更大權限，可以分拆科技公司。6月眾議院就發布五項針對科技公司的法案草案，而且都不向科技公司的公關說客透露任何細節。一位說客私下抱怨說，現在國會把科技公司當敵人看待。

可以說科技公司在華府是四面楚歌，特別是亞馬遜，左派攻擊亞馬遜繳稅太少。麻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抨擊亞馬遜鑽聯邦稅法的空子，把很多開銷算作研究開發費用。前白宮新聞祕書長傑伊‧卡尼（Jay Carney）替亞馬遜說話，與伊莉莎白‧華倫鬥嘴，4月5日他發推特表示，研究開發費用免稅條款已有40年歷史，遠遠超過亞馬遜的年齡，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八次投票贊成，拜登當參議員時十次投票贊成，2015年華倫不還是投票把這項條款永久化？白宮現在不但抱怨科技公司稅款繳得少，也質疑科技公司能創造多少就業，並呼籲加強對網路內容的管制。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些矽谷科技公司，五年就「河東河西」了。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是美國陸軍有史以來僅有的五位「五星上將」之一，唯一一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三場主要近代戰爭的將領。麥帥在二戰時擔任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領導太平洋戰爭，戰後擔任駐日盟軍總司令進行日本的改造，韓戰時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領導聯合國部隊。

▲麥克阿瑟是美國陸軍有史以來僅有的五位「五星上將」之一，支持台灣在反共戰略上的角色，對穩定台海有重大貢獻。Adobe Stock

麥克阿瑟反共立場鮮明，對於二戰後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採取強硬的姿態，與當時杜魯門總統所採取的綏靖路線形成對比。兩者的衝突最終導致麥帥去職，他在離職時發表了著名的「老兵不死，只會凋零」演說。

麥帥跟台灣也有淵源。在韓戰爆發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支持台灣，放任中共渡海「解放」台灣。但麥克阿瑟反對這樣的策略，他支持當時反共的台灣蔣介石政府，並將台灣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艦」，強調台灣在反共戰略上的重要角色。麥帥對台灣的支持對穩定台海局勢有著重大貢獻。

日本脫胎換骨

除了軍事上的部署之外，麥克阿瑟也利用政治與經濟上的策略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在1945年至1952年同盟國軍事占領日本的前六年，麥克阿瑟擔任駐日盟軍總司令。他在任期間推動制訂日本新憲法，日本政府實施議會民主制，完成日本的民主化改革。

在經濟上，麥帥在日本推動的最重要的措施當屬1947年至1949年的土地改革。日本的土地改革跟台灣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設計非常類似，主要是強制將地主的一部分田地「低價」轉讓給佃農，讓自耕農的比例大幅提升。

土地改革是「反共疫苗」

我曾在《看》雜誌第182期提到，麥帥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是由美國專家雷正祺（Wolf Ladejinsky）主導設計並完成。雷正祺是旗幟鮮明的反共人士，他推動土地改革主要的目的是降低當時共產主義對農民的吸引力，達到穩定農村的目的。

跟共產黨用暴力手段將土地充公不同，美國式的土地改革雖然將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卻沒有改變私有產權制度。儘管如此，強制移轉土地所有權基本上違反美國奉行的私有產權與自由經濟原則，在當時的美國政界引起爭議。

雷正祺認為土地改革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共產黨的矛來攻共產黨的盾（A taste of communists' own medicine）。因為「打土豪，分田地」是共產黨吸引農民支持的主要口號，也被當時的西方社會認為是共產主義在蘇聯與中國成功奪權的主要原因。麥帥與雷正祺的策略就是用「溫和的」土地改革來降低共產主義對農民的吸引力。

這個策略很像打疫苗：麥帥給農民打一針比較溫和的「美式土地改革」，農民就對共產主義的號召產生了免疫力，能阻卻共產病毒的傳播。

日本之後，雷正祺又陸續在亞洲各國「打疫苗」：他主導了1950年南韓的土地改革，並在台灣透過農復會推動了1951年公地放領、1953年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此後還陸續在菲律賓、印尼、還有其他國家推動類似的土地改革。

「反共疫苗」保護力如何？

那麼，麥帥與雷正祺的「反共疫苗」到底有沒有產生保護力呢？

美國企業家兼作家Seymour Morris Jr. 在他的書中《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勝利》（Supreme Commander: MacArthur's Triumph in Japan ）提到，麥帥在土地改革上的成就，使他在日本農村中比共產黨人還更受歡迎。如果這個觀察為真，土改應該會增加美國在日本農民心中的正面形象，或者減少對共產主義的嚮往。

為了驗證這一點，我運用了美國密西根大學1955年在日本做的《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調查資料來進行計量分析。這份稀有的調查有個人是否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的紀錄，以及個人對於日本不同政黨（包括共產黨）的支持度。

我的分析結果發現，跟沒有得到土地的人比起來，在土地改革時獲得土地的人對共產黨以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支持度會明顯下降，這顯示「反共疫苗」產生了一定的保護力。

近百年來的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似乎非常偏向物理學與機械論，所有的經濟事物都可以測量或量化、所有的經濟原理都可以用公式表達。於是乎，一個經濟體系就如同一部非常龐大的機器，按照物理學原理運作。而經濟政策的主導者則可以監控貨幣、就業、物價等各種指標，並透過許多的政策工具，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協助經濟的順暢運作。就如同我們開車，一面看著路況，一面看著儀表板上的各種指標，手握方向盤，或踩油門或踩剎車。

疫情下的機械論經濟觀

當全球疫情發生時，就好像行車途中發生狀況，駕駛人馬上採取因應措施，以避免發生重大事故。因此，各國紛紛祭出紓困、補貼、消費券、以工代賑、緊急融通等措施。目的是為了降低衝擊，避免全面失控。但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車子的變速箱或是輪軸壞了，不論你怎麼踩油門、打方向盤或踩剎車，車子終究還是故障的，不可能回到正常水準，更遑論高性能的表現。除非你把故障修好。

也就是說，從機械論的經濟觀來看，無論採行什麼挽救措施，只要疫情尚未獲得控制，經濟就不可能有優於水準的表現。即使景氣稍有過熱，那也是一時貨幣供給過多的短暫現象，終將消退冷卻。所以當去年第三、四季全球疫情最嚴重時，美股不斷創新高，台股更突破12,682的30年歷史高點，普遍被認為是「無基之彈」，缺乏基本面的行情。因為，歐美日等全球主要地區都還在封鎖當中，人們幾乎足不出戶，經濟怎麼可能持續熱絡？

然而我們事後諸葛，回頭看這一年來的經濟數字和企業獲利，的確有一股力量在穩健攀升。根據「美國全國企業經濟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NABE）的預估，美國2021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可達6.5%，為自1984年以來將近40年的新高。台灣更是拜半導體產業之賜，全年經濟成長率根據國際信評機構標普的預測，可達5.6%，也是近十年來的新高。企業獲利更是創下前所未有的紀錄，連沉寂多年的傳統產業都現難得一見的暢旺。

把全球經濟視為一個生命體

怎麼會這樣呢？

關鍵或許在於，人並不是螺絲釘，經濟也不是一部機器。近年來有人主張把全球經濟視為一個生命體，用生物學的觀點去研究經濟。這當然不容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因為許多論述流於主觀且無法驗證。但既然機械觀無法解釋疫情期間的火熱經濟，似乎，生物學中的演化、適應、淘汰、自我修復等概念，還是值得參考。

為了求生存，生物遇到逆境時，會用盡一切方法去適應；受到傷害時，有能力自我修復。這和汽車壞了永遠就是壞了（除非有人去修理）完全不同。更大的不同是，生物在適應新環境之後、在受傷復原之後，往往會變得更強壯！

就在100年前美國麻州春田市的春田學院（Springfield College）有一個蛙腿實驗，深深影響日後的肌肉訓練法。當時一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醫院裡擠滿了肢體傷殘的返鄉軍人，因醫療不足，傷兵只能長期臥床而導致肌肉麻痺甚至萎縮。研究人員用一群青蛙做實驗，將每隻青蛙的一條腿綁住，使無法動彈，模擬傷兵的腳，另一條腿則完全正常，當作對照。把這些青蛙放進培養池裡二個星期再撈起來，研究被綁住那條腿的肌肉萎縮情形。

結果卻令人大感意外！綁住的那條腿明顯更為巨大有力。把繩子解開之後，這些青蛙因為一邊的腿過於有力，跳起來總是偏另一邊。研究人員以為實驗失敗，草草收場，把蛙腿沒有活動卻能增肌的現象稱為「等距訓練」（Isometric Training）。這個研究在當時沒人注意，直到三十多年後，被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的二名研究員海廷格（Theodor Hettinger）和穆勒（Erich Albert Müller）重新發現，如獲至寶，並花十年的時間做一系列的研究和實驗，才使得等距訓練在1960至1970年代發揚光大（且方法大為改善，不再只是用綁的），後來連李小龍都用這個方法練肌肉。

原理很簡單，蛙腿雖然被綁住不能動彈，卻會死命掙扎。只要沒有喪失意志，青蛙每隔一陣子就會使盡全力掙扎一次，這等於在二星期中，隨時都在做高強度的重訓。蛙腿不時地操練，難怪會變得巨大無比。

▲就生物觀來看，疫情下人們的經濟行為似乎已經有了結構性的改變。Adobe Stock

疫情下的生物學經濟觀

回到疫情經濟上，如果我們用生物觀來思考，人們雖然受到封城管制不能自由移動，卻無時無刻不在掙扎。而且，每一次掙扎，雖然表面上看不到動靜，實際上卻是驚天動地。同時，每一次掙扎，也為下一次建立更大的想像空間。因為人流雖然受到限制，金流、物流、資訊流卻無遠弗屆。消費者關在房子裡，生活上還是需要交際、上網、購物、吃飯、聽音樂、看戲。而商家也在掙扎，每一項轉為線上外送的服務，都是絞盡腦汁，用盡全力的調整，一種求生存的掙扎。

這對實體經濟產生莫大的影響。表面上傳統的旅遊、住宿、餐飲服務業受到重創而式微，其實，網路交易卻極為火熱，形成一個前所未見的矛盾現象。就以今年6月台北市三級警戒期間來看，筆者住家附近的大街小巷幾乎空無一人，可是社區警衛室卻堆滿了快遞包裹和外送餐飲，數量之可觀，好像我們這裡是倉儲轉運中心似的。

那麼，這股力量會不會因為疫情結束而完全消退？就生物觀來看，人們的經濟行為似乎已經有了結構性的改變。而被高度強化的網購外送事業，就好像那條強化的蛙腿一樣，即使實驗告一段落，束縛解開了，仍將繼續影響我們的前進方向。

社會上有一些財貨稱為「公共財」，它們通常可以讓很多人一起使用而不減少或不太減少它的功能，而且它們也通常不易禁止他人使用。這種性質使很多人有「搭便車」的心理，雖然常會使用到這些公共財，卻不願出錢出力來購買或發展公共財，因為只要別人發展了公共財，他們就可以像搭便車一樣免費使用。因此像道路、排水、治安和法律制度等這類公共財，通常成為政府的責任。

全球化使國際社會也需要很多公共財，但因為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甚至也沒有一個各國合理共同決策的機制，因此全球性的公共財相當不足。最近G7（Group of Seven，七大工業國組織）和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同意要建立全球最低企業稅制，歐盟要訂定碳邊境稅調整，以及先進國家紛紛表達對台海安全的關切等新發展，顯示先進國家未來可能致力建設和維護世界的公共財。這將是讓世界變更好的新發展趨勢。

美對中從「釘孤枝」到「打群架」

幾百年來世界已發展了國際公法和很多條約及國際組織來提供全球的公共財，但它們並未能維護好世界秩序。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領導建立了更多國際組織和規範，但世界仍有很多衝突、不公平的競爭，以及各類的動亂。二戰之後美國做為世界第一強國和富國，負責提供世界很多公共財，包括做世界的警察來維持世界秩序。

但美國的努力卻常遭到各種指責，有時美國未及時介入維持秩序也一樣被指責。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就曾說："One of the fondest expressions around is that we can't be the world's policemen. But guess who gets called when suddenly someone needs a cop."亦即是說很多人排斥美國維持秩序，但自己被侵害時又要美國幫忙。外國這種心態及其他國家相對的興起，使美國負責提供世界公共財的能力和意願下降，而全球公共財不足的情況也愈來愈嚴重。

在經濟方面，推動全球貿易金融自由化的那些國際組織，並未能維護自由往來所必須的公平競爭。於是有些國家藉著不公平的補貼、仿冒和貿易障礙，在自由貿易的掩護之下奪取外國的產業和利益。美國藉其本身力量而非國際規範對這類行為所做的處罰，也難免有一部分被指責是為美國利益乃至霸權而做的保護主義。中國以其現有的巨大規模不僅使小國和企業不敢抗議其不公平政策，美國的抗議中國也不太願意認真檢討，全球公共財因而惡化。直到川普總統強力的政策，中國才簽下第一階段美中經濟貿易協議以承諾改善，許多國家也才跟進批評中國的不公平政策。

然而這種由美國單獨施壓的方式並非長遠之計，若有更多國家願意共同發展和維護世界的公共財，會使公共財更合理，使更少國家敢搭便車或甚至破壞公共財。去年12月美國大選之後我在本專欄即預測，世界政策和秩序的爭論將由美中「釘孤枝」走向由美國聯合其他願公平競爭的國家「打群架」。最近世界已朝這方向發展，台灣也應該支持這個對世界特別是小國有利的趨勢。

「國際稅率規範」應具公平性

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雖在貿易方面有一些公平性的規範，但在投資生產方面的公平性卻明顯太少規範。於是很多國家對企業、資本乃至高階人才提供低稅率的獎勵，以吸引這些資源和相關的產業。這種做法不只在國家之間產生不公平，在生產要素之間也產生不公平。能在國際間移動的企業、資本家以及高階人才可享受比其他資源低的稅率是不公平的。各國以低稅率競爭吸引部分資源，不只影響其財政，也使其他資源負擔更高的稅負。這不公平很明顯，但當其他國家採低稅率時，擔心產業和資源外流的國家也只好跟進降稅競爭。這是「國際稅率規範」這項公共財不足或不恰當所造成，多年來國際組織卻未能、甚至未努力改善。三十多年前有位世界銀行的專家來訪，我和他談到這不公平，他說他也曾批評而無效。可見問題已存在很久。

現在G7和OECD達成建立企業利潤全球最低稅負為15%的共識，預計10月要發布執行計畫，最快2023年就可生效。目前的共識雖只對全球集團合併營收達7.5億歐元的大企業施行，稅率下限也只有15%，但新的觀念和做法已經建立，未來很可能擴展到更大範圍，甚至會規範多種資源和所得的稅負以降低相關的不公平。國內對這政策的關心主要在於那些企業的獲利會受影響，但全球稅制和相關思想的改變將對我國稅制和產業政策有何影響，更值得政府和專家們重視。

「碳邊境稅制」的全球化

歐盟「碳邊境稅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雖是歐盟自己的政策，但這政策也有助於全球公平課徵碳稅及降低碳排放。美國現已有人提出相同的主張，歐盟成功之後很多國家也可能跟進，而使全球碳稅有望成功。

減少排碳雖已是全球共識，但對排碳行為或產品課稅的碳稅卻一直不易推動。其主要原因是當本國課徵碳稅時，相關產業即可能移到免稅或稅率較低的外國，而高排碳產品則改由國外進口，以致個別國家的碳稅有可能只使本國的生產和就業下降，卻未能減少全球的碳排放。這又是一個明顯須要強制各國都提高碳稅，也就是需要最低碳稅制度這種全球公共財的例子。

歐盟要推動的碳邊境稅將對碳稅太低的進口品課徵額外的稅，以使歐洲企業面臨的碳稅負擔和進口競爭者相同而不必外移。這做法和前述全球企業最低稅負類似，會使各國難以藉低稅率競爭來取得不公平的利益。若主要國家都採取這樣的制度，大部分國家就可能乖乖地課徵較高的碳稅以降低全球碳排放。但由於很多排碳產品是在國內使用，因而不受邊境調整稅的影響，所以有些國家仍可能藉國內市場的低碳稅，以內銷補貼外銷，而讓其高排碳產品在國際上即使被課了邊境調整稅仍有不公平的競爭力，以及較高的碳排放。所以在碳稅方面將來仍可能需有更直接的全球規範。

▲越來越多國家將把台海安全當成是全世界要保護的公共財。Adobe Stock

「台海安全」也是全球公共財

在政治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國家紛紛把台海安全當成是全世界要保護的公共財。台灣的安全是東亞和西太平洋安全的重要因素，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也是全球自由民主的重要指標，絕大多數鄰近國家和民主國家都可以由台海的安全得到利益，也希望台海安全，甚至希望台灣能成為某些不民主國家走向民主的範例。所以台海安全是重要的全球公共財。

但由於中國的恐嚇，很多國家都想當旁觀或搭便車者，以致這公共財過去主要只由台灣自己和美國在維護，這公共財也常陷入危機。但最近不只美國，日本、澳洲、歐盟和其他國家已用各種方式公開指出台海安全這公共財的重要性，甚至表示必要時將參與維護這公共財的行動。這和我們及美國的努力有關，和中國對台灣、對世界之威脅的增加及明顯化有關，同時也和主要國家重視全球公共財的趨勢有關。

不過台灣不能因為被重視為公共財就不做必要的努力。台灣的安全能成為全球公共財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成功的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維護這些成功才能繼續被當成要大家一起保護的公共財。而這些成功另一方面，也是對台灣人民直接有利的台灣私有財，所以台灣人民即使不為全球，也要為自己維護及促進這些成功。然而就像治安這公共財雖對多數人有利卻對小偷強盜不利一樣，台灣的成功及做為全球公共財，會使仇視台灣及全球安全的人或想私吞台灣的國家感覺受到傷害，他們也會以製造矛盾和不實言論來破壞公共財的形成和價值。因此台灣還有很多要小心和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