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民主黨拜登靠選票作弊上台，不僅重創美國的民主燈塔形象，更導致左派不僅在美國，也在全球更囂張。左傾在西方興起，過去一個多世紀來，雖經歷蘇聯和中國兩大國家慘敗的慘痛教訓，但西方卻一直有一大批左傾的鐵桿捍衛者。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他們有三個理論家成為他們思想的支柱。

第一是馬克思。他的《共產黨宣言》核心是「消滅私有制」，要公有共產、全部國家化。那麼誰來實現公有？就要有一批人來剝奪私財，搶劫個人財富，然後再分配（所謂均貧富）。這批人自然就有了特權，成為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反共異議人士吉拉斯（Milovan Djilas）說的「新階級」（出自其著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共產黨貴族集團。

馬克思的另一個想法是消滅利潤，用他的話說是剩餘價值。事實上，不論國有還是民營，任何企業都需要利潤；企業不掙錢，拿什麼發薪水？更別提擴大再生產。沒有利潤，什麼企業能撐得下去？所以「剩餘價值」不僅不是罪過，而是經濟啟動發展的根基。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苦思冥想幾十年，結果閉門造出違背最簡單經濟規律的害人宣言。

但這樣的馬克思理論至今仍被西方左派推崇。不擇手段上台的拜登，掌權後就推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要更多的國有化，把企業稅從21%漲到28%，窒息企業發展；更要著手自1993年以來、過去三十年最大幅度增稅，推行馬克思的均貧富。幾年前法國有左瘋理論家還寫出一本《新資本論》（指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寫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被西方左媒熱捧；不僅從書名到內容都與馬克思的論調大同小異，作者當時還跑到美國給左瘋總統歐巴馬出謀劃策，推銷馬克思理論。當時拜登就是歐巴馬的副手，本質上他們都是馬克思的信徒。

光給病人吃補藥是自欺欺人

第二是凱因斯（John M. Keynes）。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際，左派總統羅斯福掌權，推行「新政」，實質就是社會主義。當時左派經濟學家凱因斯為大政府、國家干預經濟提供理論，主要兩條：更多國家項目，更多印製鈔票。凱因斯認為，國家項目多了，就可僱用更多工人，從而降低失業率，促經濟活躍；多印鈔票，多發美元，就使人民手裡有錢，增加消費，活躍市場。凱因斯的藥方很像對一個病人給更多補藥，更多輸血，讓病人顯得紅光滿面、健康起來。但這不是病人內在機制的康復，而是外在塗脂抹粉的化妝，是假健康，長遠更害人。但這種違背常理常識的理論和做法，今天拜登政府照搬，而且連提出的口號都是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大把印鈔票、大撒幣：拜登上台就一下發放1.9兆美元，然後大增稅，擺出一副不把美國經濟搞垮絕不罷休的架勢。

第三是羅爾斯（John Rawls）。他沒有凱因斯那麼有名，但是左派學術圈鼻祖性人物，因他為當今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理論。他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提出：善（good）應優先於權利；平等優先；分配至上。為了平等，國家有權拿走一部分人的財產、重新分配，實現均貧富。

羅爾斯成為左派的寵兒，因為今天不僅美國的拜登們，西方國家的主要左派政黨，都以羅爾斯的《正義論》為政策根基，以此推行社會主義。

▲英國理論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首次明確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財產」這三大權利，誰都不可侵犯。Getty Images

三大權利是對左派三支柱的懸頭之劍

對左派的三個邪惡理論支柱，保守主義陣營也有三把大刀在砍斷它們，也是他們的三個剋星：第一是英國理論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他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首次明確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財產」這三大權利，誰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剝奪，人民有權推翻政府。後來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照搬了這三大權利的精髓，成為對左派三大理論家學說的懸頭之劍——以個體權利的刀鋒，砍斷左派群體主義的理論支柱。

第二把刀是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通篇痛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個體權利。這個群體還有更深刻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經濟學家，但因《通向奴役之路》寫得通俗，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海耶克更成為左派三支柱的剋星。

第三把刀更鋒利，直砍要害，它是諾奇克（Robert Nozick）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作為哈佛同事，諾奇克這本書與羅爾斯的《正義論》針鋒相對，反駁「善優先於權利」，而提出「權利大於善」。諾奇克從人類歷史出發，強調先有人，後來才有了政府，所以人、個人權利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國家權力。

諾奇克提出，不平等是無法解決的，因人的才能和財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後天因素，是無法強求平等的，強求的結果一定會剝奪他人權利，走向群體主義。強行平等不僅帶來更大的不平等，更導致不公義和更大的災難（共產社會就是典型）。諾奇克等於從根本上否定了國家權力，而保障個體權利。他和約翰‧洛克等於遙相呼應，強調了人、個體權利這個根本點。

今天拜登等左派掌權得逞於一時，但保守主義的三把刀高懸，越來越多信奉常識常理的人在阻止左派大潮，捍衛個人的基本權利。這場左右派博弈是長期的，但人類歷史已多次證明，常識將獲得勝利。

為了撲滅香港民主選舉的星火，特區政府在今年1月6日，一天內就拘捕53人，他們策劃、組織或參與了去年7月民主派舉行的初選，以迎接9月的立法會選舉。初選的名稱叫做「35＋」，因為立法會有70席位，35＋就是力爭選到超過半數的席位，這是任何政黨的正常期望，但是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認為在野黨派超過半數，就是顛覆現有政權，所以以違法《港版國安法》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了他們。這種罪名正是天下奇聞也，因為有什麼選舉是希望自己落敗的？

香港法治一去不復返

這53人中有52人在2月10日陸續保釋出外，並定下4月再報到。然而其中的46人在2月26日收到警方通知，聲稱3月1日要對他們落案起訴。一般起訴就在當天報到庭審即可，但是這次卻選擇228（星期天加班）要他們報到，也就是提前一天。選擇228台灣白色恐怖的日子，不能不說故意含有警告的政治意味。問題還在於，相關人士報到後不能回家，就在報到地方苦候一天一夜，第二天就衣冠不整、精神萎靡、疲憊不堪的情況下被審訊。香港過去以法治享譽全球，現在居然利用報到與審訊來凌虐政治嫌犯。可見《國安法》到了香港，把香港的法治糟蹋到了什麼地步！

在苦候一整天後。有幾個人不堪疲累病倒送醫，其中楊雪盈就當場暈倒。還沒有宣判就已經是「直的進來，橫的出去」，這是多麼恐怖的場面！香港還夠得上是文明城市嗎？

46人審訊多日，由於形象太惡劣，本來未判決也想全部收押來懲罰，但是後來假惺惺先保釋15人，包括昏厥的楊雪盈，總數達15人，但是什麼標準才符合保釋條件，沒人知道。而代表政府檢控的律政司不滿這樣多人被保釋而要求高等法院覆核，結果又有多人再被還押，最後有多少人得以保釋還在拉鋸中。案子最後何時可以判決結案，也是天知道。

香港民主選舉不斷被閹割

要撲滅民主選舉，這還不夠，同一時間，中共還釜底抽薪，乾脆修改選舉條例，可謂雙管齊下。什麼《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都去它的歷史文件，現在想怎樣搞就怎樣搞。所以利用3月初北京兩會時間，由全國人大會議在3月11日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決定》提及，將授權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即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方法。

把閹割《基本法》，叫做「完善」，還有這樣無恥的事情嗎？看看它是怎樣閹割的。

原來選特首的1,200人選委會增加到1,500人。包括：一、工商及金融界；二、專業界；三、基層、勞工及宗教等界；四、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五、人大、政協、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別；除可提名、選舉特首，亦可選出立法會部分議員、提名立法會候選人。在新選委會組成下，特首候選人須獲不少於188個選委提名，在五個界別須各獲不少於15名選委提名，當選須獲逾半選委支持。也就是多灌進300個中共奴才，其中第五界別完全受中共控制，民主派如何從他們當中取得15人的支持？除非他們有意放水。而選委會的權力則擴大到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則由70人增至90人，分別由選委會、功能組別及直選產生，也就是增加了「選委會」這個組別。同樣多塞進20位中共奴才。但未提及三個組別各有多少議席、「超級區議會」會否取消，以及會否修改選舉方法等。《決定》列明會設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選委、特首、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這個中共御用的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大權就是決定誰可以選，誰不可以選。美其名曰「愛國者治港」，由他們決定誰愛國誰不愛國。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本就是閹割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這些法賊、文賊還敢說是「完善」，他們的無恥要完善到什麼程度？

▲2021年3月11日，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以2,89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Getty Images

愛國者治港，誰是愛國者？

鄧小平在決定收回香港後的1983年，的確講過「愛國者治港」。他說，不管是奴隸主還是封建主，只要愛國就可以治港。然後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華裔學者與香港的一些聞人時，先後講了三次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意思是黑社會也可以治港。他就是沒講民主派的愛國者也可以治港。然而他講的話並非法律。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吹捧鄧小平，那是完全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也是一種權謀，遲早都要亮劍，到了習近平，他認為亮劍的時機到了就是。他推翻與否定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路線，是改變鄧小平的手法，而非改變共產黨的本質。鄧與習，只是共產黨不同的兩手而已。

這樣一個重要議案，全國人大竟是以2,89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獲得通過，豈止是壓倒多數，而是所向無敵，表決機器可謂滴水不漏，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少見的，可見習近平稱帝以來的紅色恐怖，中國社會進入更進一步萬馬齊喑的時代。這就是所謂「新時代」的特色。

《決定》內容還有許多細節沒有出來，為何匆匆而出，就是趕在3月18日美中高層在阿拉斯加會晤前出籠，造成既成事實的現狀，看你老美能如何？只能再次吞下默認啊。

經過如此大搜捕，民主派中不論是和理非還是本土派，他們在法庭中實現和解，但實力受到沉重打擊，即使出獄，也會被審委會判定不愛國而失去參選資格，剩下的「殘餘」，除非充當政治花瓶，還能有什麼鳥用？議會道路此路不通（毛澤東反對修正主義就是反對議會道路），剩餘的民主派就要轉入地下了。老的民主派已經過氣，或已為當局緊盯，新的一定會出現，那就要採取祕密鬥爭的方式，慢慢凝聚力量，以圖後舉，千萬不要因為憤怒而輕舉妄動被中共撲殺。

中共看似全勝？內部矛盾將上升

中共當局與建制派似乎獲得全勝，然而這種惡劣的做法，即使建制派內部，也有良心未泯的人看不過眼。尤其香港傳統土共，過去以為共產黨代表基層勞苦大眾利益，以愛國從事基層工作的，看不過現在唯錢是從，完全沒有理念的新權貴。同樣為了爭寵，在敵人被掃蕩以後，內部矛盾為爭奪利益而上升。這將是未來的戲碼，但是現在已經開場！

北京一位80後的所謂「一國兩制專家」田飛龍，真以為自己飛龍在天，口出狂言，教訓香港的建制派人士是「忠誠的廢物」，亦即他們雖然對北京忠誠，但只是廢物耳。實際上「廢物」很明顯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在內，她雖然對習近平陛下非常忠誠，但是實在無能，把香港搞得社會分裂，經濟下滑，武漢病毒出現四波高潮，現在第五波是否出現也在密切關注。還有一些政商人士只懂得拍馬屁，不懂做實事，也讓北京惱火。他的觀點也在香港的黨報反映出來，上一任特首梁振英身為地下黨員，對林鄭當然也看不起，似乎也躍躍欲試準備下一屆再取而代之。

這番言論也惹怒傳統左派，他們在香港長期做地下工作，黨齡比田某、梁某都長，被他們視為「廢物」，怎麼服氣？所以他們反擊田某是「廢柴學者」，也就是只會空口說白話，完全沒有實地從事革命工作，尤其是基層工作的經驗。曾鈺成、葉國謙等民建聯（中共在香港外圍組織）創黨元老參與過民主選舉，也得過席位，有基層實力與民主派抗衡，哪裡像田飛龍連什麼是民主選舉也沒有體驗過，根本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臭小子，居然研究什麼一國兩制，還敢來教訓阿叔？

兩邊交火誰勝誰負？我看民建聯的老兄們要小心一點。地下工作不是政治資本，反而是政治負累。1949年後中共建國後毛澤東就開始收拾地下工作者，因為他們與「敵人」有所接觸而懷疑他們的忠誠度。1980年代初羅孚被騙回廣東懷疑他是美國特務被判刑10年就是活生生例子。何況現在中共黨員沒有理念，有奶便是娘，有利就去鑽，處事更不擇手段，所以你們還是自己保重為佳。尤其北京那些暴發戶跟香港毫無感情，不如香港人再敵對，總是生於斯、長於斯，不想香港被這些人毀掉。這個根本差別，是否可以凝聚香港本地的不同派別？也許是未來香港的一絲希望。

隨著中國在南海與亞太地區的步步進逼，世界真的很需要美國出面干預，壓制中國那咄咄逼人之勢。但是很不幸，如今的美國難擔此大任。近期內發生的事情很能說明這種狀態。

2020年大選欺詐，美國「軟實力」毀壞

3月18日，美中雙方在阿拉斯加舉行的最高層級的外交會談徹底失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要討論的問題過去一直都在雙方會談的菜單上：中國在新疆、香港和台灣的行動，對美國的網路攻擊，以及對美國盟友的經濟脅迫。定性也沒有什麼不同，「這些行動都威脅到維持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

但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的回應卻毫不客氣，除了指責「美國利用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施壓其他國家，以及濫用國家安全名義威脅國際貿易的未來發展」之外，還哪壺不開提哪壺：「美國在推進本國民主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僅應由美國人民來評價，也應由全世界人民來評價。我們認為，重要的是美國要改變自己的形象，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進自己的民主。美國國內很多人其實對美國的民主缺乏信心，對美國政府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簡直就是直指2020年美國大選拜登、賀錦麗與民主黨通過大規模舞弊竊選上台之事；「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進自己的民主」之說，當然是指美國民主黨將顏色革命手法全套用在本國大選中之事，這點，中國學界已在國內媒體上幸災樂禍地討論過。

布林肯沒法直接回答，因為把柄在人家手裡：2018年1月與2019年1月美國全國選舉委員會聽證會上專家證詞稱，由中國公司提供的Dominion選舉機器有問題。2021年1月7日，美國參議院認證拜登當選之後，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公開稱中國確實干預了美國大選，但情報界不願意幫助川普，一定要等到認證之後才願意公布。於是布林肯只好說了如下一段話：「美國的追尋探索之路就是，知道我們不完美，我們會犯錯，我們遭遇挫折，我們倒退，但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所做的就是直面這些挑戰，坦誠公開地、透明的，而不是試圖忽略他們。也不是想假裝他們不存在，或者是想把他們藏起來，有時很痛苦，有時很不堪，但每一次我們這個國家都變得更強、更好、更團結。」

2020年拜登與民主黨竊選的嚴重後果終於顯現。經過2020年大選欺詐之後，只有美國自身還認為自家軟實力猶在，全世界心裡都門兒清，只是大多數沒說出來。中國也只差一層窗戶紙沒捅破：連場大選都要舞弊，還好意思到處當民主教師爺？

習近平關於東升西降的判斷並非虛言

美國民主黨成立超黨派「捍衛民主聯盟」，竊選獲勝之後，唯一漏算的是此舉將摧毀美國的軟實力，認為只要拜登一揮舞橄欖枝，表示願意出錢出力，就能重新成為國際社會欽服的領導者。但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表示，有關當今世界大勢卻是「東升西降」，中國實力完全可以與美國匹敵。

「東升西降」典出習近平一次內部講話，中共青海省祁連縣委宣傳部官網2021年2月25日登載了該縣縣委書記何斌的一次學習講話，稱習近平「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觀察、分析、研判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判斷和戰略判斷。比如，在談到歷史方位時，作出中國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判斷；在談到國際形勢時，作出「西強東弱」是存量、是歷史，「東升西降」是增量、是未來的政治判斷；在談到中美戰略博弈時，作出「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

▲美國海軍上將克雷格‧法勒（Craig Faller）認為，美國與中國競爭的前線已至西半球，美方必須為夥伴國家提供援助，也需要更多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資產和部隊人數。Getty Images

美國政商軍界對華態度不同

對中國失去主導地位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方面，由於中國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國際存在，其影響無處不在，這是美國最感頭痛之處。

美國對華政策大致來說有三種力量：拜登政府把中共定性為「主要競爭者」，而非戰略大敵，這在短期內不會改變。美國商界、金融界中的全球派，一直主張與中國友好，這點也不會改變。只有軍界中的部分頭面人物，出於職業要求，必須面對中國越來越明顯的軍事對抗姿態。3月16日，負責中美和南美美軍事務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克雷格‧法勒（Craig Faller）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表示，與中國競爭的前線已至西半球，他將北京的努力描述為「全場緊逼」，為了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頂尖力量，美方必須能夠為夥伴國家提供關鍵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也需要更多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資產和部隊人數。

這都是要花大量銀子維持的事情，而美國現在共負債28兆，民主黨領導的各州經濟破產、失業嚴重，需要救助；拜登推行的開放國境，接收無上限的非法移民需要大量銀子；拜登將推行的黑人奴隸制賠償方案與綠色能源都需要大量銀子——軟實力不行了，硬實力需要銀子，而美國缺銀子。

對中美阿拉斯加外交會談做一簡單總結：這場開局激烈、收尾低調的會談，反映了當前中美關係的實質，也反映了中美兩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美方想堅持的話事權、主導權不可再得；而中方想要的各種利益，拜登政府也不能像歐巴馬時期那樣大方奉送。中方發飈，乃因動員了各種潛伏在美國的力量，包括美國政界的統戰目標，為助拜登當選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為美國各州提供Dominion選舉機器。如今到了收穫季節，卻未能如期收穫。

中共建政後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先後進行了多次政治運動，其中最涉及財富重分配的當屬「土改」與「文革」，兩次運動整肅的對象都是原本中國社會中的菁英階層，主要是原來的地主、鄉紳、富農與知識分子。

土改運動將菁英階層的土地收歸國有，剝奪了他們的有形資產（Physical Capital）。文化大革命則讓中學與大學教育停擺，剝奪了菁英階層後代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失去了這兩項資產，菁英階層確實被打倒了，淪落到中國社會的底層。然而，在文革已經結束超過半個世紀的今天，這些「舊社會」的菁英階層真的消失了嗎？換句話說，當初中共為了建立共產主義理想社會想要打倒的邪惡分子們，真的被打倒了嗎？

經濟學家研究土改與文革

在最近公開的一篇NBER論文中，哈佛大學著名的經濟史學家Alberto Alesina與其他幾位共同作者追蹤了這些菁英階層的後代，並且觀察他們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

他們想要了解的問題是，共產革命透過這麼殘暴凌厲的手段消滅菁英階層，無非是想要實現社會公平，但這些手段真的達到「平等」的目標了嗎？地主與富農真的被打到「永世不得翻身」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研究團隊花了大量的人力蒐集了中國各地的《縣志》，並結合大量的個體資料來認定中共建政前那些社會菁英的後代，包括第二代（1940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年少時經歷過土地充公與文革浩劫的一代），以及第三代（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並未親身經歷文革的一代）。

▲圖一：中國各縣土改前後的土地分配吉尼係數。

他們首先發現，土改之前，地主與富農擁有的土地是其他人的6倍，但土改將土地所有權完全剝奪，吉尼係數從0.5降到0.1。圖一A顯示土改前中國各縣的吉尼係數，顏色愈深則係數愈高，代表土地分配愈不平均。圖一B顯示土改後土地分配，分配不均度幾乎完全被抹平。

▲圖二：菁英階層相對非菁英階層受中學以上教育的比例。

文革的效果則可以從圖二看出來，圖中顯示的是菁英家庭各年出生的人受中學以上教育者的比例，減掉同年出生的非菁英家庭者的比例。1955~1960年出生的菁英家庭後代比其他人的教育程度更低，應該是因為他們剛好在上中學的年齡階段遇到文革。

共產革命白忙一場

確實，中共透過這兩個運動徹底地消滅菁英階層第二代的優勢，用暴力的手段快速達到社會均等（貧）的目標。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篇論文的第二部分發現儘管第二代優勢盡失，菁英們的第三代卻「強勢回歸」。2010年的資料顯示菁英第三代比其他人的所得平均高出16%，教育年限多出11%，並且更高比例的人取得好工作。

最離譜的是，菁英第三代中有14.5%的人排在同齡人所得分配的前10%。若拿台灣來比較，那些所得在前10%的人的下一代還能留在前10%的比例只有10.1%，這代表台灣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比同時代的中國還高。同樣的數字在加拿大是11.1%，俄羅斯為13.0%，甚至被中共還有全世界左派罵了一個世紀的邪惡資本主義代表的美國，這個比例只有14.1%。

那既然菁英第二代已經被徹底打倒，第三代是如何取回優勢的呢？作者們認為一個可能的管道是家庭（家族）教育。雖然菁英的下一代無法繼承家產，也沒有機會得到更好的教育，但菁英階層仍然能夠透過家庭（家族）教育將好的價值觀、人生態度與做人做事的道理傳遞給下一代，而這些都對後代的生涯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看完這篇論文，再聽到中共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在覺得充滿了多重的諷刺。我們原本以為共產主義的失敗是「走了地主、來了流氓」，也就是將原來的菁英階層打倒了，換上了一個專制暴虐的中共政權。

但中共的失敗不只如此，因為當初的富農與地主也沒有真的被打倒，他們只是暫時缺席。他們的第一代被迫害至極，使得第二代一無所有，但第三代便大幅取回了優勢。

另外，同情共產主義的人常常主張，中共最少創造出了三十年高度的經濟成長。但中共創造出的經濟體制是一個以黨國為核心的裙帶資本主義體制，紅二代等特權階級占盡了成長的好處。

肉被拿走了，那中國人民最少也能分一點湯喝吧？但現在這篇論文告訴我們，連湯都是舊社會的菁英後代喝得多，原來的廣大底層民眾現在仍然在底層。

所以，即使退了這一萬步也無法找到中共政權的半點合理性。套句中國用語，中共就是「瞎折騰」了大半世紀，繞了一大圈回到比原點還不如的地方。

參考資料：Alberto F. Alesina,Marlon Seror, David Y. Yang, Yang You, and Weihong Zeng. 2020. Persistence through Revolu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w27053.

隨著多款疫苗上市，新冠肺炎的疫情也漸漸擺脫失控危機，回到正常生活似乎指日可待。關於經濟，大家關心的是，如果回復正常生活，經濟是否會回到疫情以前的水準？而各國政府在2020年所祭出的各種紓困寬鬆措施，是否會戛然而止並對金融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經濟創傷後會留下疤痕嗎？

這個問題的核心，筆者認為，在於經濟學上所謂的遲滯現象（hysteresis phenomenon）。「Hysteresis」一字源自希臘文，殘留或遲延的意思。遲滯現象是指當原因已經消失，效果仍然存在的現象，好像留下疤痕一般。我們的問題是，當疫情結束之後，全球經濟是否留會下難以復原的疤痕？

遲滯現象是1881年蘇格蘭物理學家尤因爵士（Sir J. A. Ewing）在研究磁力時所發現的，他猜測此一現象應該普遍存在於各種領域。大約在1960年代，經濟學家薩繆森（Paul A. Samuelson）和羅馬尼亞經濟學家喬治埃斯庫-羅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等人陸續研究經濟上的遲滯現象，而且數學模型和物理學的幾乎一模一樣。

撇開數學，我們試著以失業問題來說明。經濟學家發現，某些不利事件，譬如原物料價格突然大漲，會造成失業上升。但是當事件結束之後，原物料又跌回原來價位，失業率卻無法退回原來水準。也就是說，即使事件結束，仍殘留影響力。如果我們希望事件結束之後，失業率回到原來水準，根據模型推論，就必須給予一個反方向的刺激，把原物料價格壓到更低的水準，或是採取其他激勵措施。

我們用一個簡化的假設案例來說明，或許更清楚。例如初始狀態的失業率為3%，油價每桶30美元。因為中東情勢緊張，油價飆升到每桶50元，造成經濟活動萎縮，失業率上升到12%。後來中東情勢好轉，油價又跌回30元，可是失業率卻只回到6%。如果政府希望失業率回到3%，就必須想辦法讓油價降到比30美元更低的價位，或是採行其他的激勵措施才有可能。否則，這起油價暴漲事件就對失業率造成永久性的影響，讓失業率從3%提高到6%。

於是，油價上漲又回跌的過程，就好像在經濟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疤痕效應」（Scarring Effect）。疤痕效應一詞簡單明瞭，比遲滯現象更容易理解，所以更多人採用。其實，勞動理論也有一個「疤痕效應」，指一個人在就業歷程中，特別是年輕時代，遭遇失業，則失業事件過後，會對其一生造成永久性的影響，包括所得、身體健康和就業狀態等。但這二個「疤痕效應」不盡相同。

為什麼經濟上會有疤痕效應，或是遲滯現象呢？如果按照一般均衡理論，所有的變數代進去，解答就算出來，完全和變動過程無關。原物料價格大幅變動怎會留下疤痕呢？

原來，經濟的運作還是靠人，而人並不是完全理性。大多數時候我們按照習慣做事，當外界只有些微變動時，我們就按照原本的習慣行事；而當變動過大，超過某個門檻，我們就會調整行為，養成新的習慣或建立新的秩序。一旦新的習慣養成，就很難再回到舊習慣。遲滯現象，不只存在於就業，還普遍見於投資、生產、景氣波動等，喬治埃斯庫-羅根曾說：「如果不用遲滯現象，幾乎所有的社會行為都無法得到滿意的解釋。」

從另一個角度看，遲滯現象或疤痕效應隱含了經濟系統對重大衝擊存有記憶。換言之，經濟表現不單只看現階段因素，還要看過去所發生的事件，這個特性，有一個專有名詞，叫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t）。在路徑相依之下，經濟一旦遭受重大衝擊，而政府沒有採行緩衝或挽救措施，就會留下疤痕，影響未來五到十年的表現。

▲美國實質GDP成長率，戲劇性地從2020年第2季的-31.4%，第3季的33.4%，到第4季的4.1%。擷取自美國經濟分析局（BEA）

先進國家的經濟疤痕不顯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無疑對全世界造成重大破壞。世界各國都得面對可能的疤痕效應，無一倖免。各國政府無不盡其所能，採取行動救經濟。然而，有效的激勵措施或及時的寬鬆政策，需要有健全的財政為後盾。

這正是各國經濟韌性有所差異的關鍵。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新冠疫情對全球最貧窮的74個國家的經濟造成重創，這些全球最低度開發的國家，有二成的人均國民所得倒退十年以上，約6,000萬人落入極度貧窮。不幸的是，這些國家大多負債累累，無力採取任何紓困措施。經濟疤痕深深地刻下，讓這些國家未來五到十年一籌莫展。諷刺的是，這些國家新冠肺炎的感染率遠比一般新興國家為低。

反觀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即使疫情肆虐，成為全球感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經濟卻非常強韌，幾乎看不到經濟疤痕。2020年3月美國疫情爆發前夕的失業率約為4.4%，4月迅速飆升到14.8%，然後一路下滑到2021年2月的6.2%。GDP成長率更是戲劇性地從2020年第2季的-31.4%，第3季的33.4%，到第4季的4.1%。我們似乎看不到明顯的經濟疤痕。這點，除了美國經濟體質優良之外，還要歸功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史無前例的龐大紓困案。支點資產管理公司（Fulcrum Asset Management）有一篇研究認為，新冠肺炎在先進國家所留下的經濟疤痕，遠低於2008年的金融風暴，不顯著。

似乎，重大災變比較容易在經濟落後、財務不佳的國家留下疤痕；而先進國家體質健全，遲滯現象小到可以忽略。

前不久美國才通過1.9兆美元的紓困案，但無論從疫情發展、經濟狀況以及疤痕效應來看，急迫性已遠不如去年。至於是否有過度紓困造成景氣過熱的問題，我認為要看未來幾個月的失業率是否繼續降到4%左右，即疫情前的水準。但無論如何，紓困案將逐漸退場是可以預期的。

誠如里奇蒙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一篇報告所說的：「如果遲滯現象的數值很大，那麼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就應該做重大調整。……在景氣好時，讓經濟持續熱絡以永久保持低失業率也是合理的。但這只是假設而已，因為我們看不出美國有遲滯現象。」

美中經貿爭議以來，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美中在爭世界的領導地位，是在爭霸，或者是美國要壓制中國不讓它出頭。但現在真相已漸明朗，更多人已知道美中之爭其實是體制不公平之爭，以及體制背後國家目標之爭。而在這體制之爭中，很多人以為中國的體制較有效率甚至將會勝出，卻忽略中國體制的競爭力是建立在對其他人不公平的政策，以及會傷害人權、引發大量貪腐和血腥鬥爭的集權統治之上。美國和其他相同理念之國家是為了保護自己而爭，不見得為中國好。但中國人應該了解，中國所堅持的體制和國家目標即使一時占了上風，卻遲早會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中國人自己要盡早改掉這種體制和目標。

集權體制將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最近（2021年2月26日）很清楚指出，中國是「極其強大的競爭者，國家在推行經濟上，幾乎就像指揮之於樂團。」簡單地說，中國在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政府或中央領導者想做什麼就可以集中各種力量不計代價去做。租稅減免、政府補貼、無限甚至不必還的貸款、免除各種法令規範、強迫動員人才和土地等資源、縱容侵害智慧財產，甚至強迫外國前往投資或交出技術等等不公平手段都可運用自如，而人民即使有不同意見或受到傷害及脅迫，甚至事業被充公也無法反抗。因此只要沒有太大的技術限制，政府目標所至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出來，多數外國競爭者都可以被鬥垮。所以中國政府或中共想支持的部門，常可以藉這些手段而快速發展。這是很多人所看到甚至羨慕的中國體制之高效率。

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和報復政策，多著重在那些看得到的不公平手段，這也是一般人民、廠商和經濟專家常可看到的中國問題。現在戴琪和其他美國政府人士已看到這些不公平經貿政策背後的體制問題，所以戴琪說關稅是對抗中國的正當工具，而且美國需要以更多策略性投資、供應鏈彈性、貿易執法來因應和反制北京的策略，美國會在貿易上和其他亞洲國家合作，並共同改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效率。

不過，即使美國已注意到中國體制是支持其不公平競爭的源頭，而且想用更多政策來對抗這不公平競爭，實際上卻並不容易隔絕來自中國的不公平競爭。現在世界多數產品的生產鏈和零組件來源都分派到很多國家，所以產品本身直接看得到的不公平競爭即使能被防止，其原料零組件上所夾帶的不公平競爭，甚至其人力、土地、資金、技術、政策及法規上所隱含的不公平待遇，都很複雜隱密而難以完全被抓到。

不同體制所造成的不公平競爭深入所有產品，除非雙方完全斷絕經貿往來，否則無法完全消除來自對方體制的不公平競爭。而現實上經貿的相互依賴，以及希望全球長期能和平共榮的期望，不同體制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隔絕甚至對抗。所以各國在體制能夠變得公平之前，還是需要有一些盡量降低不公平性的方法。那些竊取和強奪智慧財產的做法、政府補貼、不必償還的貸款、惡意挖角、行政障礙，以及以拒買或拒賣產品做為政治手段等等明顯的不公平競爭當然應該消除，至於其他因體制不同所造成之間接不公平競爭，也許可用對不同體制的適度附加關稅來抵銷。但這和現在的全球貿易制度是不同的，因此也不易取得共識。

▲柏拉圖所想像的哲王，具有無限高超道德和能力，能為國家人民做最好而一貫的決策，帶給國家人民幸福。Adobe Stock

中共體制傷害世界而非內政問題

體制若能改變而使不公平的爭議消失當然更好，但也有困難。四十多年前有不少人，也許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和美國前總統卡特等人，樂觀地或被誤導或被收買而以為和集權獨裁國家往來，讓它們經濟發展起來，它們就會放棄集權獨裁而接受自由民主社會及公平競爭的體制，因此它們犧牲了很多普世的價值和原則來協助某些集權獨裁國家。最近幾年大家已發現這種盲目樂觀已鑄下大錯，集權國家發展之後更知道其體制可得到不公平競爭的利益，其有權者更可以得到極大的私人利益，所以將更堅持其體制。

中共就常以不能干預其內政做理由，反對各種勸其改善體制的主張。有不少人士也以中國和某些獨裁政權的經濟發展成果來肯定獨裁集權的利益。台灣有些媒體還因此主張在美中的競爭中，中國終將勝出而取代美國做世界的霸主。但上述分析已指出，集權的利益不是因為它是較好的制度，而是它和自由民主國家並存時可以得到不公平競爭的利益。集權國家是靠傷害別人而得到較大的利益，外國即使可以不管集權國家的人權等內政問題，卻不能忽略在相互經貿往來下，集權體制國家的不公平競爭會嚴重傷害其他國家，所以其體制已非純內政問題。

集權國家的人民及心儀集權體制的人該注意，集權體制在經濟乃至軍事競爭上既然具有優勢，歷史上集權國家在一時興盛之後為何不是走向民主自由就是走向敗亡？集權的統治者如果像是柏拉圖所想像的哲王，具有無限高超的道德和能力，而能為國家人民做最好而一貫的決策，確實可能帶給國家人民幸福，但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並看不到這樣理想的哲王。

現代世界更為複雜，國家更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集權國家其實是由一個集權集團來統治，這集團中大部分人不只道德、能力離哲王很遠，更常有私心，結果其內鬥和腐敗甚至走向敗亡及傷害多數人民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集權的利益自然會帶來利益分配的鬥爭。集權國家有智慧的領導人和人民應該主動放棄集權體制以擺脫這種厄運。

世人如何看待「大國崛起」？

前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曾說，他自己過去曾認為腐敗是由於人的素質不行，或用人不當，以及社會風氣不好所造成，但事實不然，腐敗乃是制度的產物。中國毀掉了很多像趙紫陽這樣的吹哨者以維持其集權制度和部分統治階級的利益，結果經濟雖快速成長，但貪腐的規模和制度內在的風險也愈來愈大。

集權國家的統治集團權力很大又不受人民選舉和輿論制衡，加上又有經濟上各種不公平補貼等政策，因此必然有些人可從中獲取私利。而統治集團為了壓制不同的意見和維持統治能力，甚至為了取締貪腐又必須有一些更不受監督的高壓統治機構。於是，統治集團權力遠高於人民且可獲取比一般人大很多的利益。

曾任南斯拉夫副總統的吉拉斯（Milovan Đilas）半世紀前就指出，共產黨成了一個統治別人而獲取私利的新階級。這些統治階級為了競逐和鞏固個人利益乃至理想，常會拉幫結派相互鬥爭，而縱容包庇貪腐也成為各派乃至最高領導者結派鞏固和擴大其權力的常用手段。肅貪也常成為整肅異己的工具。

從中國一再破紀錄的貪腐事件中，就可看出集權國家的統治集團整體絕不可能成為治理國家的哲王。歷史一再顯示，集權高壓統治的政權會自己產生內在矛盾而炸毀，同時毀掉國家和人民。高喊雷鋒精神，把黨或領導者的教條當成宗教信仰來對黨員和人民洗腦，都不可能消除很多人追求私利和相互比較鬥爭的本性。

中共為何不改變這種傷害人民且有大風險的體制？除了統治者的私利，以及習近平主席可能像拜登總統所說那樣心中沒有民主之外，更根本的是他們的國家目標。他們想要統治世界，或至少受到其他國家的朝貢（請參閱《看》雜誌64、65、66期本專欄，〈中國真的能統治世界嗎？〉、〈中國稱霸世界的利基和策略〉以及〈中國以經濟朝貢體系稱霸世界的可能性〉）。而以中國的實力和聲譽，只有透過這種層層控制的集權體制才可能統治中國進而世界。所以中央之國想做世界之王的國家目標，乃是中國現有體制及對其他國家經濟不公平競爭乃至政治軍事打壓的根源。

想統治世界，是歷史上很多大國崛起的誘因，但也是它們敗亡的理由。對國內的集權統治如前述必將造成貪腐和內在矛盾及敗亡。要用這層層控制統治更大的世界必有更大的衝突。中國要壓制其內部的圖博、維吾爾族、香港以及異議人士已做了很多壞事仍然無法成功，想再擴大集權帶來的不公平利益甚至想用集權力量來控制或統治世界，不只內部會自然產生無法消除的矛盾和抗爭，外部的人也更會被迫集結對抗。

現在世界上很多人已認識中國體制的不公平和國家目標的自大自我中心，中共自己再不改變將會自取毀滅。但世界若不快合作改變中國，在中共自我敗壞之前也將對世界造成重大的衝突和傷害。

不管是兩人一搭一唱有如談話性節目的形式，或是一人帶動的叫賣，輕鬆閒聊、即時與粉絲互動、＋1迅速結單的便利性，這種暖身畫面全入鏡、真實情境如實呈現的網路直播（Live Stream或Live Broadcast），已經是人手一機的當代，越發不可輕視的行銷方式。根據海外媒體Social Media Today報導的數據顯示，2020年疫情封鎖期間，臉書與Instagram上的直播觀看率，分別提升了50%與70%。

▲影片觀看率提升，企業、品牌夯直播。吳長益攝影

▲受到疫情衝擊，3M在商場直播促銷，30分鐘完售商品。酷訊搜索提供

關鍵1 》疫情衝擊，大品牌也加入直播戰局

在這一波疫情的衝擊下，連過去重視品牌形象的大品牌也紛紛加入戰局。2020年，3M、萊雅集團（L'Oreal  ）旗下品牌蘭蔻（Lancôme）、微軟、華碩，均透過酷訊搜索（KooData）公司開發的直播APP「koo.live」進行直播銷售，且創下營收佳績。根據KooData的內部數據顯示，2020年台灣直播場次成長率達64.1%，馬來西亞甚至達到100.7%，其他地區也有平均69.5%的成長率。

除了疫情造成實體店面營業額下降、線下行銷活動停滯等原因外，KooData營運長孟逸錤指出，Google與臉書已經無法完全滿足業者的行銷需求，網路的行銷成本越來越高，加上願意嘗試直播的企業與品牌越來越多，花樣也多，使得直播大行其道。

看準直播商機，KooData數年前就開始開發直播APP提供直播主下載使用，2020年並開辦「Koo.shopping酷百貨」臉書粉絲團，協助企業進行直播行銷。孟逸錤認為，目前一般大眾普遍透過網路獲取訊息，而且「有圖片的時候就不想看文字，有影片的時候就不想看圖片」，因此各行各業都適合做直播。

▲直播具有即時、有趣與消費者互動的特性，很適合微型企業與消費者「搏感情」。Adobe Stock

關鍵2 》如何做出好直播，締造銷售佳績？

應如何進行一場好的直播，孟逸錤建議，首先要確立目標與主題，分清是要促進銷售、曝光，還是炒人氣，以利規劃出與目標及主題相符的直播活動。此外，直播的性質不同，所選擇的平台與軟體也有所差異。例如在臉書平台上多為拍賣型直播，YouTube則較多為內容型，其他直播性質還有交友、遊戲、行動、體育等。

如果目標是要做銷售，則應使用以拍賣為主的直播軟體，較能涵蓋所需的功能。微型或中小型企業想要做一場銷售直播，孟逸錤提出以下幾個必須注意的要點：

1.流量

直播具有即時、有趣與消費者互動的特性，很適合微型企業與消費者「搏感情」。然而，進行直播前要先有流量。不管是在臉書、Line或其他平台上開直播，必須要先成立一個空間讓大家可以聚在裡面，即便不是做直播，做團媽也要先有人氣。想要匯聚網路人氣，除了長期經營累積粉絲數，開直播前也可以透過廣告方式帶來流量，產生集客的效應。

2.商品

商品強是顧客願意掏錢的關鍵。孟逸錤指出，很多直播團媽很會選貨，可以選到一些市面上比較不容易買到的商品，有些則懂得包裝商品或者具有價格優勢。因此，直播當下的「限定商品組合」，往往更能促使消費者願意觀看直播與買單。此外，直播主對銷售的產品要能夠認同。企業主自己做直播，多半因為對產品很熟悉，有信手拈來的優勢；如果是在平台上協助廠商銷售，則要對商品多做了解。

▲Koo.shopping直播主KiKi（左）與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事黃于珊（右），在直播中互動試吃，推銷台中十大伴手禮。酷訊搜索提供

3.互動

互動是直播的重要元素之一，「你不能光在那邊賣，你要跟下面的人對話，好像朋友一樣。」孟逸錤強調，賣家跟買家的即時互動，會讓買家感覺受到重視。直播主最好能不時地cue觀眾，小編也要對觀眾的提問即時回覆，如果能夠像朋友般寒暄、噓寒問暖，甚至記得哪些是熟識的觀眾、哪些是新觀眾，適時地歡迎、邀約，更能讓觀眾留下好的感受，「這類型直播有路邊攤叫賣的親切感，效果很好，因為彼此很像朋友，好像我真的認識你。」

4.不需要完美

微型企業做直播不需非常完美，畫面也不用很好看，孟逸錤表示，大家就是喜歡看到很真實的你，所以「凸槌」沒關係，講錯話、大舌頭也沒有關係，忽然有狗跑過來、摸摸牠也沒有關係。不用像一個主播一樣，那反而會拉遠距離。

▲直播中經常會透過一些活動來留客。影片擷圖

5.留客

孟逸錤強調，做直播最重要就是「集客」與「留客」。最常見的直播長度約60至90分鐘，由於直播觀眾經常進進出出，因此最好在前20至30分鐘有一個暖場，觀眾逐漸聚齊後再開始銷售商品。如果是銷售多個商品，直播前應該先分配好每個商品的時間以及銷售順序，避免直播當下的混亂。

集客之後如何讓觀眾留下來呢？可以進行抽獎、猜數字等活動。過去，這些活動需要很多前置作業，如今透過直播軟體已經可以簡單達成很多功能。孟逸錤舉例，koo.live前端包含美肌美顏、跑馬燈、綠幕、抽籤、猜數字、競價等功能，後台則具備＋1收單功能，便利買家完成購物，避免流單，縮短賣家到買家口袋的距離。而數據分析則能夠讓賣家在一場直播後，分析新、舊用戶比例，以及觀眾在每個活動上停留的時間，以做出更符合觀眾口味的直播。

6.創造風格

孟逸錤表示，直播沒有標準範例，因為每一個直播主都有自己的特色與風格，但直播主與商品的形象越貼近，就越有影響力。比如說，有些團媽的形象是顧家、愛小孩、很會煮飯，她推薦的鍋碗瓢盆，就容易讓大家信賴進而購買。

▲大品牌直播需要更貼近其品牌形象的質感，腳本很重要。酷訊搜索提供

關鍵3 》品牌商做直播，看重腳本與視覺

對大品牌來說，除了上述要點外，「叫賣式」的直播銷售，是他們亟欲避免的。因此，大品牌做直播最重要一點就是「腳本」，畫面的質感須符合品牌形象，而且要有差異化的商品組合，「大家會想要看直播，就是會想要買到跟線下不一樣的商品，而且只有這60分鐘才買得到，過了就沒了。」孟逸錤點破要點。

此外，直播主的媒合也是品牌商考量的重點。品牌商必須慎選直播主，在挑選網紅或藝人時，除了要能帶流量，還要看其是否有銷售能力。孟逸錤補充道：「但網紅不等於會賣，漂亮也不等於賣得好。藝人與網紅的觀眾群，是否與品牌的消費群一致，均是考慮重點。」

▲孟逸錤強調，企業想要嘗試直播，要有「願意嘗試新型態行銷方式」的思維。吳長益攝影

關鍵4 》調整思維，播出商機

疫情籠罩下，以直播方式帶貨越來越夯。孟逸錤提到，去年馬來西亞因為疫情封城，零售市場一片慘澹，專門營銷日本產品的零售商JP Mart，卻利用koo.live直播創造出往年11倍的營業佳績。亞洲第一家成長行銷學校Growth Marketer Academy，則將直播與Podcast列入2021年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五大行銷趨勢工具。

過去因為缺乏經驗而裹足不前的品牌或企業，在軟體的加持下，將更有能力開啟直播的營銷模式。孟逸錤強調，企業想要嘗試直播，要有「願意嘗試新型態行銷方式」的思維，並願意投入資金做廣告與行銷。如果缺乏資金，可以善用免費軟體做素材，產出吸引人氣的內容，經營粉絲團、定期與粉絲互動，以便推出直播。

此外，孟逸錤建議直播主進駐多平台並嘗試各種工具。「現代人並不是不喜歡廣告，而是不喜歡跟他無關的廣告。」她提醒業者，由於臉書的演算法一變再變，能觸及的人其實有限，必須嘗試各種工具接觸不同族群，且在不同平台上進行分眾行銷。找出不同的目標受眾，投其所好，對不同的受眾以不同的方式與之對話，方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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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競技場 直播成主流？

疫情持續影響民眾的消費習慣，2020年線上購物活動大幅增加。以中國大陸為例，根據國際市場調查研究公司AC尼爾森（ACNielsen）發布的《中國直播電商趨勢解讀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直播電商」用戶規模達到2.65億，曾經有49%的消費者曾使用過網路直播購物，用戶滲透率僅次於零售電商的77%，同時高於社交電商的40%。

2021年，直播電商依舊前景看好，產業含金量高。直播電商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電商在銷售中加入直播，再回到官網下單；另一種是以直播起家的電商，直播的過程中，消費者只要在留言區留言即代表訂購。

台灣也有越來越多人嘗試經營結合電商購物與線上直播的新型態，透過不限地的網路直播，催促消費者一邊觀看，一邊下單。戲劇一哥陳昭榮跨界社群直播，靠「阿榮嚴選」在電商占有一席之地。阿榮嚴選年銷4,500噸挪威鯖魚，市占率高達五成以上。深諳幕前節奏的他，透過直播，很有渲染力地將食材從產地到餐桌呈現在消費者

面前。

台灣本土最大製鞋品牌「富發牌」總經理呂紹楠，2018年開啟「直播－網紅－電商」的銷售模式。「楠哥」為了扛起步入黃昏的台灣製鞋業，把直播帶進工廠，以國台語交錯的方式親切地介紹商品，忠實呈現與製鞋師傅互動的場景，迅速成為直播電商人氣最高的網紅之一，單場觀看人次曾達30萬人。

「直播＋電商」帶來變現可能，高轉換、高黏著的特點，讓消費者更有臨場感。然而直播有一定的門檻，電商有意發展，除需培養適合的直播主，打造信任感和體驗感，還有不少細節需要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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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變現之王？做一場直播 縮短到客戶口袋的距離

在此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不少人想追求更好的職涯環境，或是嚮往自由工作，或是想經營個人品牌，於是開始透過社群媒體經營自己。

現職是履歷面試諮詢師、行銷與職涯講師的王怡婷，在業界以「Ina Wang」為名打造個人品牌。有著在聯合利華、蝦皮等大型企業擔任行銷企劃的經歷，也待過特力集團、104人力銀行，王怡婷年紀輕輕就曾操刀多檔電商大型品牌的行銷活動，共累積數千萬業績。對於如何透過適合的管道與方式經營「個人品牌」，王怡婷頗有見地。

▲為了想從事自己喜歡的行銷工作，王怡婷累積了很多實戰經驗與求職者分享。王怡婷提供

把握實習機會 累積職場經驗

就讀中正大學時學的是財務金融，畢業後王怡婷卻發現自己想從事行銷工作。她思索著，如果想跨領域達到理想中的職位，可能要花多年時間，因此決定先報考商管類研究所，並在開學前到企業實習，累積職場經驗。

王怡婷首先進入104人力銀行實習，2個月的時間就做了不少創舉，如率先提出履歷健診服務，結合業界主管與人力資源主管，媒合社會新鮮人或學生族群，解決部分求職痛點，並在大學生族群熱門的網路平台Dcard發表相關文章。因為自己的年紀與目標族群相當，當時吸引超過1,500人達成活動目標。

此外，2017年直播影片興起，她規劃做了關於職場、求職的影音專案。先做市場調查，從學生的角度出發，關注解決職缺在市場上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包括如何準備履歷和面試，加上自己過往的職場經驗，邀請來賓分享。因為前置文案的宣傳，加上充實的直播內容，獲得很好的成績，造就後續人力銀行與企業持續的合作。

攻讀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的兩年期間，王怡婷積極參加外商的商業競賽，並參與新創公司為南部中小企業所做的行銷案。王怡婷認為：「行銷工作很需要經驗，可以多爭取機會，才能為理想的工作做準備。」

▲王怡婷在工作坊中與學員分享「如何打造個人專屬品牌」。王怡婷提供

斜槓自媒體 走上創業路

是什麼樣的契機開啟斜槓人生？王怡婷表示，在104人力銀行實習的過程中，已經埋下想經營個人品牌的念頭，加上實習的時候獲得的成就感，讓她想做「自己喜歡，又能幫助到某些人」的事情。

而就讀碩士班時在網路上撰寫關於求職相關議題的文章，如〈統一藥品暑期實習：平時累積的那些小事打造自己和他人的差異化〉、〈我們不是草莓族，只是找不到容身之處的社會新鮮人與看不到未來的學生〉，她認為這些自己求職的經歷，是每個人或多或少的寫照，對學生而言是值得參照的具體心得；又因為找對關鍵字，網路搜尋的排名表現不俗，建立起不錯的聲譽。

此外，王怡婷面試進入聯合利華、特力集團實習，累積了豐富的應徵經驗。「因為當時想進外商，我鑽研了進入外商公司的履歷寫法，包括排版、撰寫內容等，修正後的履歷再投遞外商都有不錯的結果。」

不少同學因此想徵詢她的面試意見，自此開啟了她履歷面試諮詢的收費服務，她以企業內部員工的角度來協助外部人員，幫助想進入外商、電商的求職者調整履歷，以便增加面試機會並獲得理想職缺。

「後來我協助同學修改履歷，投遞外商公司也幾乎都通過。」王怡婷表示：「當時發現履歷面試諮詢師是一個很有需求的職業，求職者想增加被看見的機會，需要有經驗的人提供建議，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

2019年研究所畢業後，王怡婷進入蝦皮成為品牌行銷顧問，她仍然持續撰寫求職相關文章，累積個人的聲量。

2020年底王怡婷離開蝦皮，正式成為自由工作者，除了在社群網站分享文章，更架設個人官網，積極開設工作坊，分享自己的職場經歷。累積越來越多講課經驗後，開始有學校請她進入校園輔導學生，也成為講師為企業做內部培訓，2021年度更與線上教學平台合作，開設求職課程，逐步踏上個人獨特的創業路。

▲職涯人生三階段

職涯人生三階段檢測 創業心態要穩健

王怡婷提到，無論是當上班族、創業當老闆，或是投身到自由工作者的行列，都能累積自己獨特的工作經驗。初入職場時，王怡婷創造了一個檢視自己工作狀態的「職涯人生三階段」模型（參見附表）──有我沒差、有我最好、非我不可，從中對照自己在工作中的付出與收穫，檢測心態成熟與否。她期望自己至少做到第二階段的「有我最好」。

談起過去不好的職場經驗，王怡婷記憶猶新。初入社會時曾遭受公司老闆、主管的言語霸凌，或在制度不完善的工作環境中受到刁難，讓作為社會新鮮人的她陷入負面情緒的人生低潮。走過這一遭，王怡婷知道有時候遇到的狀況，並不是自己的問題，新鮮人必須學習調適與釋放壓力。

王怡婷認為，上班族與自由工作者最大的差異，無疑是「安全感」和「時間彈性」。上班族雖然時間一到薪水就固定匯到戶頭，但在公司既有的制度下，可能會犧牲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會遇到薪資天花板；反之，自由工作者時間雖然較有彈性，自主性高，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合作的客戶、做自己想做的事，卻需要建立一套商業模式，才能讓自己的事業長久發展。

▲王怡婷持續在網路上累積「Ina Wang」的知名度，期望提供更好的服務滿足更多求職者的需求。王怡婷提供

王怡婷持續在網路上累積「Ina Wang」的知名度。做為職涯諮詢師，她建議必須有「覺察力」，除了熟悉自己的產業外，也要多方跟各行業的人交流，了解不同行業的生態。在進行諮詢時，則必須了解諮詢者現況與動機，才能進一步給予對方轉職方向的建議，而不僅是單純修改履歷。

從網路上發跡，不免會遇到酸民。在這個更直接面對潛在客戶的時代，要如何讓自己的心態更強大？王怡婷說，自己的生活圈很重要，身邊如果有家人朋友、另一半的支持，就能心態健康地去應對酸民。她也笑著表示，如果身邊沒人支持，代表自己不一定適合這樣的工作，「有可能躲起來不寫文章了！」

顯然已經通過考驗的王怡婷說：「如果沒有酸民，代表不夠有名。」有時看似負面的留言，卻是進步的動力，她表示會不斷修正自己文章方向、圖文版面設計、線下課程內容，期望提供更好的服務滿足更多求職者的需求。

王怡婷（Ina Wang）小檔案

學歷：

•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系學士

•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

• 履歷面試諮詢師：過去三年提供一對一諮詢，協助數百人轉職與求職。

• 行銷與職涯講師：大專院校大型演講與企業授課。

經歷：

聯合利華Social Media Marketing、蝦皮購物Brand Marketing、特力集團、104人力銀行、職涯媒合平台「職涯大小室」創辦人。

「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這句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廣告台詞，也讓鑽石從1947年開始成為堅貞愛情的見證。

▲JOY COLORi店面。謝淑英提供

走進謝淑英創立的新品牌「JOY COLORi」的辦公室，牆上掛滿各種瑰麗、繽紛的畫作，每一幅都是她從國外帶回。這讓人想起西班牙電影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擅長用強烈的色彩處理小眾議題。「我喜歡生活有很多變化，我很會玩，人生就是要不斷嘗試才會多姿多采。」謝淑英笑說自己就是閒不下來，會轉彎的人生才顯得有趣。

謝淑英在高端珠寶界扎根超過25年，是香港知名金飾品牌鎮金店（Just Gold）台灣區首任總經理、Hearts On Fire前亞洲區執行總裁。2019年，在她64歲之際創辦了JOY COLORi──實驗室培育鑽石（Lab-Grown Diamond）品牌，謝淑英看準趨勢，為它起了「未來鑽石」之名。

▲水滴形切割的鑽石，這幾年來大受消費者喜愛。謝淑英提供

出生台南世家 意外嶄露頭角

有人稱謝淑英是鑽石女王，而她第一次接觸鑽石產業，卻是在當了15年中央信託局公務員之後。1993年世界黃金協會來台推金飾展覽時，負責規劃的她創下千萬銷售業績，讓當時香港金飾潮牌鎮金店留下深刻印象，種下謝淑英日後轉職的契機。

鎮金店隔年來台展店，第一個就想挖角謝淑英。因為要照顧小孩，長年來雖然都有挑戰新領域的念頭卻沒有行動，直到這個機會的到來，謝淑英毅然決然結束15年朝九晚五的公務員生活，成為鎮金店台灣區總經理。「那時候年輕，就想試試看，真的沒有想太多。」

大家公認謝淑英是商場女強人，她不表否認地說：「我想了想可能是血液中留著父親創業家的基因。」謝淑英的父親是台南有名的富商謝水龍，「他做出台灣很多的第一，第一個塑膠碗是他做的，第一個壓克力、第一個襯衫鈕釦也是他做的，他還是第一個外銷香蕉的合作社委員。」語氣中聽得出謝淑英的自豪。謝水龍雖只有小學畢業，卻在商場上稱霸，娶了三個太太，共有25個子女。從小謝淑英就在大家族的複雜關係中成長，14歲時父親就過世了，因此不少故事都是哥哥告訴她的。

「女兒中只有我一個做生意。記得以前在中信局的時候，我就跟哥哥拿錢和家飾店合作窗簾生意。因為我常出國，就從荷蘭採購窗紗蕾絲給窗簾店面賣，我對家飾、居家用品的買賣一直都很感興趣。」謝淑英談道。

▲耳環項鍊妝點出女性的高貴氣質。謝淑英提供

從黃金跨領域 深耕鑽石產業多年

1997年謝淑英從黃金跨到鑽石領域，主動向香港總公司要求在台灣成立鎮金店的子公司「Just Diamond」，業績也在短短五年內翻了兩倍。

2004年她離開鎮金店，轉任Hearts On Fire亞洲區執行總裁。她回憶道：「那才是辛苦的開始！Hearts On Fire在當時知名度不高，又賣得最貴。Hearts On Fire強調車工，號稱『全世界車工最完美的鑽石』，卻與台灣人買鑽石特別著重淨度與克拉數不同，因此必須花很多時間教育市場車工的重要性。」

鑽石的國際標準為4C評鑑，包括顏色（Color）、淨度（Clarity）、車工（Cut）、克拉（Carat）。謝淑英經營兩年之後，Hearts On Fire在消費者的心裡逐漸和完美車工劃上等號，更增設六間門市，可以說為鑽石市場帶來不同的消費視野。

提及Hearts On Fire的猶太老闆，謝淑英直稱他是自己生命的恩人。「我在Hearts On Fire工作14年，從剛開始常吵架，到最後變成像兄妹一樣。他對我非常信任，全公司最認真聽我講話的就是他。」她笑著說，好幾次兩人在決策上意見相左，他卻願意相信她的市場眼光。

「有次印象深刻，某年第一季我們虧了一千五百萬，4月我告訴他要再花一千萬廣告預算，他說千萬不要。我提案四次，他拒絕四次。」謝淑英反問：「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經理人會怎麼做？要冒這個風險嗎？我很老實地告訴他我的判斷，最後他聽我的，第二季沒有繼續虧，小賺兩百萬。」

創立品牌 重新定義鑽石

就在2017年結束經理人生涯的當年，謝淑英首次在珠寶展接觸到「實驗室培育鑽石」（Lab-Grown Diamond），「當時日本人告訴我這是未來趨勢，我研究兩年才下定決心再踏進鑽石市場。」謝淑英看到國際鑽石礦藏量逐年減少，許多年輕人晚婚，買不起昂貴鑽戒，實驗室培育鑽石在美國愈來愈熱門，她知道這是機會。

謝淑英因而創辦JOY COLORi，引進知名影星李奧納多投資的美國未來鑽石品牌「Diamond Foundry」商品。其實在20世紀中期就開始有人工鑽石的技術了，只是當時技術未成熟，鑽石雜質太多，大多被用在工業領域上。Diamond Foundry採用化學氣相沉積法（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簡稱CVD），以用來產生純度高、性能好的固態材料的化學技術，模擬鑽石生成的高溫環境去培養原石。

培育鑽石的過程中，為了仿效地底環境，物理模擬超過千萬次，透過電磁共振以及嚴格監測超過10億組的設計，才能誕生一克拉的裸礦。從裸礦，再到切割、琢磨、拋光，必須再經過一千三百多次嚴格檢查，才能擁有所謂鑽石的「七彩火光」。

「沒有想像中容易。在許多鑽石的國際認證中，未來鑽石就是真鑽石，和其他像莫桑石等合成鑽石不同。」謝淑英強調，過去開採鑽石上游少有人能進場投資，是較為封閉的產業。未來鑽石則重視人道關懷和環境永續的問題，避開如同「血鑽石」的開採風險，是和年輕世代溝通的重要角度。而目前在台灣購買未來鑽石的消費者，年齡層也以偏低的30至35歲為主。

▲謝淑英強調，未來鑽石是真鑽石，獲得 IGDA國際未來鑽石協會認證。吳長益攝影

未來鑽石提供消費者另一選擇

不過謝淑英也坦言，雖然價格是開採鑽石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多數消費者還不認識未來鑽石，也不一定認同它是真鑽。「就是提供消費者另外一個選擇，相信的人就會選擇。高單精品有人買，沒品牌的也有人買。」

她笑著表示女兒給了自己靈感，取名「未來鑽石」，賦予JOY COLORi展望的意義，也透露與女兒深厚的情感。在鑽石產業一待就是25年，眼光精準的謝淑英，因為看準鑽石深層的意義在於無形的價值，而非變賣的價格。

「我記得媽媽給我幾條金塊，一直放在抽屜裡，對我而言這是媽媽的禮物，價值不會隨著金價改變，我也會告訴女兒這是阿嬤留下的禮物，她會賣嗎？不會。鑽石的價值是什麼？背後的故事才是最大的價值，天天戴著它就是價值，而不是這個商品今天可以變賣成什麼價錢。」謝淑英感性地說。

充滿活力的謝淑英，言談中侃侃而談虔誠的信仰，64歲踏上創業之路，繼續演繹勇於挑戰、不斷開創的「鑽石女王」精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