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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裔法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7月11日去世，雖高壽94歲，但最終也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就像他的小說名字《不朽》（英譯：Immortality）一樣，他的作品和啟迪力量將在讀者心中不朽，那是永恆的獎章。
昆德拉的小說幾乎都譯成了中文，在華人世界引起強烈共鳴，感覺他寫的就是中國！那種對共產世界的嘲諷，如一把尖刀劃破鐵幕，讓人們看到背後的醜陋，也看到一絲光亮和希望。他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英譯：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談的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靈與肉，輕和重，媚俗和脫俗，本質和虛假，做了精彩的藝術解剖。所以這部小說會有長久的價值。
小說主人翁托馬斯醫師風流倜儻，他選擇生命的「輕」，輕鬆行樂，性生活豐富，拒絕婚姻。一個偶然機會，鄉村女孩特蕾莎的純情，喚醒了托馬斯心中沉睡的愛之能力，促他認識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走向了「重」：重視真情，珍惜愛情，忠誠妻子，心心相印地走向永恆（一場車禍兩人同赴天國）。昆德拉睿智地認識到這些人生真諦，用藝術的筆觸表達出來，給無數對此問題百般思索仍困惑不清的男男女女指點迷津：「最沉重的負擔，也是最強化生命力的能量。負擔越重，生命越靠近大地，其存在就越真切實在，才更有意義。」這種對人生之「重」的精闢闡述，是昆德拉小說的第一個亮點。
▲2023年4月6日，一位參觀者在捷克的米蘭．昆德拉圖書館閱讀其著作。Getty Images
「用棍子把人打向天堂」
小說背景是共產捷克，主人翁不僅面對靈肉的輕與重，更有面對極權統治是順從還是反抗的抉擇。托馬斯和妻子特蕾莎都選擇了反抗，尤其在蘇軍入侵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時，特蕾莎不顧安危，到大街上拍攝蘇軍坦克的橫衝直撞，托馬斯醫師則撰文嘲諷蘇聯「老大哥」。昆德拉強調，「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罪惡的制度並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們所建立的。由於天堂並不存在，積極分子也就變成了殺人兇手。」正如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鋪成。」昆德拉把它比喻成「用棍子把人打向天堂」，在強權之下，通向「共產天堂」的路邊建造了一座座古拉格（指蘇聯監獄和勞改營系統），堆滿無辜者的屍骨。小說中隨處可見昆德拉對共產主義的深刻認知和批判。
昆德拉說，「人的偉大在於他扛起命運。」托馬斯拒絕寫悔過書，拒絕妥協，為此丟掉了醫院工作，被懲罰去街道擦玻璃。但他寧可失去生活舒適的「輕」鬆，也堅守良心的道德之「重」。特蕾莎失去喜愛的攝影工作，和托馬斯相濡以沫。這種拒絕順從，堅持反抗的道德選擇，是小說的第二個亮點。
僅有上述兩點，這部小說的思想性就已立足。但昆德拉的深刻更在於，他提出「拒絕媚俗」。這是第三個亮點。所謂媚俗，就是裝模作樣、矯情做作、虛情偽善，本質是「假」。托馬斯的畫家情人薩賓娜痛恨「媚俗」，她說當局組織的五一勞動節遊行，高音喇叭播放的激昂革命歌曲，像被放出來撲向她的一群狼狗。「令她反感的，遠不是世界的醜陋（城堡被改造成馬廄），而是這個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因為「在媚俗的王國，實施的是心靈的專制。」
像中國每年一度由央視主辦的春節晚會，主持人登台發表一番熱愛祖國、人民、黨的宏大論述，再加上滿台鮮豔服裝，描繪祖國到處鶯歌燕舞、一片美麗祥和，把「媚俗」闡述得清清楚楚。
在當今英美等西方國家，媚俗更體現在左派熱衷的各種「政治正確」，其特點和本性也是虛假、反常識、反真實。所以薩賓娜高聲喊出：「我的敵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媚俗！」共產主義只是媚俗的極端形式，媚俗是世界性的，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尤其典型。昆德拉說：「媚俗是掩蓋死亡的一道屏風。」哪裡「媚俗」興盛，哪裡就意味著屏風背後的衰敗和腐爛，它是消亡的前奏。
為什麼昆德拉與諾獎無緣？
小說的第四個亮點是對左派的辛辣嘲諷。在西方左派主導全球文學藝術的今天，在小說領域，能夠認清左派、塑造出典型左派人物形象、並敢於嘲諷批判的作家實在鳳毛麟角。在我的閱讀中，只有美國哲學家、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在其代表作《源頭》（The Fountainhead）中塑造了一個叫埃斯沃斯．托黑的左派專欄作家形象，非常深刻、傳神。再就是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塑造的弗蘭茨教授等左派群體形象。艾茵．蘭德只是冷靜地描述了托黑這種左派的心理，他們熱衷群體主義，恨不得全人類只有一個脖子，他們好一把掐住，從而統治整個世界。而昆德拉則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用一個章節〈偉大的進軍〉，描述五十多名教授、醫生等知識分子，在四百名攝影記者的陪同簇擁下，前往柬埔寨邊境聲援那裡人民的「媚俗」之舉，因為雖然他們口口聲聲同情和支持那裡的苦難人民，但他們把做出同情的「姿態」看得比真正的同情行動本身更重要，他們更多是要「演」給別人看的。在「偉大的進軍」時，他們爭搶上鏡頭，甚至為光環大打出手，醜態百出。昆德拉把左派的虛偽、偽善演繹得淋漓盡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左派如此這般的辛辣嘲諷，就已決定了昆德拉與諾獎無緣。因為白左占主體的諾獎委員會一下子就明白了，昆德拉是在嘲諷他們，這個獎絕不能給他，無論他有什麼思想和藝術成就。其實昆德拉沒得諾獎不是他的損失，而是他的幸運，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已成了政治正確獎，多年來都是頒給二、三流的作家，甚至給了中國的偽作家高行健。
上述昆德拉小說的這四個亮點，奠定了他是二十世紀偉大小說家的地位。雖然後來昆德拉又創作出多部作品，但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沒超過這一部。而且後期的小說，尤其用法語寫的，題材和思路都窄化，甚至有點故弄玄虛。
show而不是tell
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至少有兩處敗筆：一是作者直接議論的地方太多。好的小說主要是show（展示）而不是tell（直接議論，說教）。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是show的典型，哲學思考等都是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出的，作者不直接議論。另外經典愛情小說《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更是如此，作者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更是懂得show的道理，大量精彩的議論，都極為巧妙、自然地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表達，貼切而和諧。
昆德拉不僅在這部作品，其他小說中也有這個通病，作者往往自己跳出來直接議論，有時甚至打破人稱，第一和第三人稱隨意互換。有些議論明顯有炫耀哲學思考之嫌，降低了小說的內在律和質量。
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結構上採用音樂上慣用的「複調」（同樣的歌詞或曲調的不斷重複）形式，導致結尾的車禍（人生結局）等在小說前面就出現，然後不斷重複，這樣就失去了小說作為故事吊讀者胃口的懸念。包括其他一些內容的複述，也給人囉嗦、拖遝的感覺。
昆德拉曾說，「一直到二十五歲，音樂都比文學更吸引我。」終生喜歡音樂的昆德拉把音樂的複調用在了小說上，自稱「一章就是一個旋律，一節就是一個節拍段」，其實是個錯誤方向。音樂通過複調，可強化人們聽覺記憶和樂感，有很好的效果；但小說如不斷重複一個情節，尤其像結局等，不僅提前洩露天機，而且跟音樂相反，反而給人繁瑣、重複的感覺。小說是小說，音樂是音樂，是兩種不同的藝術，硬性把兩者揉在一起，效果不佳。這在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尤其《生活在別處》（英譯：Life Is Elsewhere）中更為明顯。昆德拉曾很得意地說，他把每一章安排為音樂的中板、快板、小快板等，結果人工斧鑿之意太明顯。這種做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起碼我在閱讀時，感覺不好。
昆德拉走了，那個他出生成長的共產主義環境，在全世界範圍內要完全消失了。但是他的小說對洞悉共產主義鐵幕，人生的輕與重，媚俗的世界性和抵制的必要性，包括今天認識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等，都有天長地久的重要存在價值，這是昆德拉的成就，也是他的墓誌銘。
今（2023）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轉移26週年，也是中共建黨102週年，正當《香港國安法》實施而人心浮動，人口大量外移之際，應該好好慶祝一番，以「鶯歌燕舞」來掩飾「敗絮其中」。然而事實總歸事實，樹欲靜而風不止，香港並不太平，雖然太平山仍然在港島屹立不動。
▲2023年7月1日，香港主權轉移26週年之際，背後隱含「螺絲鬆脫」問題。圖為當天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在慶祝香港主權轉移26週年活動中舉杯。Getty Images
偉大紀念日香港高鐵停擺
7月1日這天，香港高鐵發生事故。這條全長只有26公里，奉中共之命由港人自掏腰包於2010年興建，原定2015年竣工，最後卻追加費用一半而在2018年9月開始營運，其後則因應疫情而由2020年1月30日起停運，直至今年1月14日始分階段恢復載客，竟然在這偉大的紀念日發生事故再度停運。
是日也，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在下午5點左右發生「信號故障」，北上列車服務停駛逾兩小時，南下車次亦受阻。問題還在於當局應付危機的能力。下午5時許服務已停止，港鐵卻到接近7時半才公布信號故障。大批乘客抵站才知服務受阻，約有800人過關後滯留內地的離境大堂，因為「一地兩檢」而人在香港卻無法回到香港。服務於7時41分陸續恢復，站內無廣播，乘客爭相走向人群及向職員查詢，情况相當混亂。這次是兩個月內第2宗西九龍站信號設備故障以致高鐵暫停運作。回想1980年代香港地鐵通車後哪裡有這種情況？
醫療紀律事件頻傳
發生更多事故的是醫療衛生部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6月14日晚上公布一宗嚴重醫療事故：一名懷孕不足28週的孕婦，在12日誕下一名嬰兒，因早產及患有先天性心臟問題，要在新生兒深切治療部接受密切監察及治療，並需要使用儀器輔助呼吸及輸注強心藥物。醫護人員於13日凌晨約3時為嬰兒調整強心藥物處方，但儀器於凌晨約3時50分發出警報，經醫護人員檢查儀器，才發現輸注管的活栓沒有開啟，阻礙藥物輸注。嬰兒於同日下午約4時離世。雖然開啟了活栓也難救此嬰兒一命，然而這是明顯的操作過程中的疏失。
類似事件已經發生多起。例如今年3月下旬，港怡醫院一名護士以錯誤方式為病人注射藥物，當時護士誤以靜脈注射強心針，而非肌肉注射，令病人感到心口痛和血壓飆升至200。醫生即時發現並進行急救，事件已在24小時內向衛生署報告及向相關病人致歉。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香港共發生了2,107起醫療事故，其中大部分是發生在公立醫院。近年來，有關醫療紀律的事件也時有發生，這也影響了市民對醫療系統的信任度。
公務人員「螺絲鬆脫」
當一個地區的制度轉型，尤其是良好的制度變壞的時候，它的公務員人心就會渙散，紀律鬆懈，也就是俗稱的「螺絲鬆脫」，各種事故都因此而發生，更嚴重的是公務員的品格也跟著沉淪。例如目前特區政府抓捕幾千名政治犯，不是暴動就是危害國安，懲教署的壓力當然也沉重。然而壓力再大，也不應該發生輪姦事件。不幸尖沙咀最近發生一宗強姦案，警方經調查後拘捕7名年齡介乎23至38歲的懲教人員，當中3人涉嫌輪姦一名醉酒女子，其餘4人則在旁自慰。懲教署指，涉案7人現已被署方勒令停職。涉案7人包括1名懲教主任、1名一級懲教助理及5名二級懲教助理。是不是這兩、三年他們作威作福習慣了？
發生這些事故，人員短缺或是一種原因，然而用「搶才」方式補充人員，看你是搶哪裡的才。要搶到比香港還好的地方的人才，才可以提升香港公務員的素質；然而香港目前搶才，95%來自中國，用更加沒有人權、沒有信仰的中國人才來頂替香港人才，他們沒有香港的傳統，習慣以接受賄賂來推動工作，他們來到香港，只會讓香港更加沉淪，而不是提升。
紅磡體育館公安意外
此外，一些涉及工程弊案的事件也相繼發生，有些拖了很久也沒有解決。比較引人注目的發生在2022年7月28日的紅磡體育館MIRROR演唱會意外，舞台上方懸掛的一個大型LED顯示屏突然墜落，壓中兩名舞蹈員。紅館事故發生多次了，但是這次與工程有關，3個半月後，警方公布當日涉事的LED屏幕在事發早上已出現升降問題，從紅館閉路電視中可以看到協興隆員工曾作出過調校和處理有關鋼索，但事後協興隆未有再找工程師或相關專業人員作檢查。而藝能工程在呈交給康文署的文件上，都虛報了舞台組件重量，包括6個LED屏幕、雷射支架燈及8個喇叭裝置等，申報的重量和實際的重量，相差由2.7倍至7.7倍不等，警方有理由相信並非手誤或量重出錯，而是故意誤導康文署，以圖盡快獲得演唱會許可。這幾個月內警方已審視過所有證據，會見了超過70多個證人，錄了百多份口供，認為承辦商的責任最大，但現時刑事調查尚未完結，只是作出階段性報告，為事件暫時作出一個交代，因此不排除有下一步拘捕行動。
如何解決「螺絲鬆脫」問題？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特區政府以為只要整個香港的空氣凝固化，用政治壓力迫使人們戰戰兢兢做事情，就可以減少事故的發生。於是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7月3日宣布通緝羅冠聰和許智峯等8名海外港人，指他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罪名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煽動分裂國家及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等，其後再加碼對每人懸賞100萬港元獎金。再後來抓了羅冠聰的爸媽與哥哥去問話，在香港製造一種恐怖氣氛。然而「螺絲鬆脫」問題關鍵在於制度，要民眾可以監督的制度，而不是獨裁者可以號令天下而導致人人生畏的作風。把共產黨那一套搬到香港來，只能使香港螺絲更加鬆脫，整個結構都會鬆動，結果就像中國一樣。
7月4日，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自由之聲》（Sound of Freedom）上映，出乎意料的是，這部的製作成本僅為1,450萬美元的、艱難問世的電影，首映當日居然成為全美票房第一，與它同期競爭的好萊塢大片《印第安納瓊斯：命運輪盤》（Indiana Jones and the Dial of Destiny）的製作預算高達2.95億美元，卻在7月4日當日票房上輸給了前者。這讓我們這些生活在美國且對拜登政府治下奉行「進步主義」的美國深感絕望之人，對美國人的常識與良知又恢復了一點信心。
我想談談《自由之聲》的戲內戲外，當然是先從這部電影本身入手。
▲2023年6月28日，女主角蜜拉．索維諾（左）與蒂姆．巴拉德（右）出席在美國猶他州葡萄園舉行的《自由之聲》首映會。Getty Images
進步主義美國為何不歡迎這部電影？
這部紀實電影以反性交易慈善機構「地下鐵路行動」（Operation Underground Railroad，簡稱O.U.R.）創始人蒂姆．巴拉德（Tim Ballard）的真實故事為原型，圍繞著兒童安全、人口走私、性交易這一本時代最大的犯罪活動而展開劇情。蒂姆．巴拉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做過一年特工，之後去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做特別探員。巴拉德從事追捕針對兒童的色情犯和戀童癖者的工作12年，一共抓獲了288名罪犯。他在哥倫比亞的「三重行動」的經歷，促使他成為了一位反人口販賣的社會活動家。因某種原因他離開的國土安全部，創立了「地下鐵路行動」這個非營利組織，專門致力於從人販子中拯救兒童。根據O.U.R.網站的資訊，該組織已參與4,000多次行動，改變了7,000多人的生命，並逮捕了6,500多人。
很難置信，這樣一部與兒童安全、人口走私和人性緊密相關的電影，卻被一開始擁有發行權、奉行「進步主義」價值觀的迪士尼公司獨斷專行地封殺了5年。幾經周折，總部位於猶他州鹽湖城地區的「天使工作室」（Angel Studios）買下版權，才得到轉機。
電影從拍攝到得以播映整整8年。拍攝完成之時，正好是歐巴馬任總統期間。在歐巴馬的執政期間，美國成為世界頭號性交易和戀童癖國家，尤其是在歐巴馬第二任期，美國更是全球人口販賣和戀童癖的熱點地區。川普當政期間，媒體、電影業仍然是進步主義的天下。與政界人士瓜葛甚深的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那座神祕島，好些受害者揭露那是提供各種性變態服務與戀童癖便利的淫樂天堂。但因艾普斯坦在監獄的神祕死亡，無法揭開真相。拜登統治的這兩年，美國驕傲月的街頭展示包括各種性變態行為，但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具備良知、想過正常生活的美國人敢怒不敢言。在美國生活且具備常識的人，才能理解美國著名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這句話：「沒有人會因為說謊而受到懲罰。人們只會因為說真話而受到懲罰。受到懲罰的罪行是什麼？思想犯罪。思考錯誤的事情。擁有錯誤的信仰。說出未經批准的話。」
也許是物極必反，美國人的市場選擇體現了這個國家還有救。電影票房網站Box Office Mojo證實，7月4日星期二，也是《自由之聲》的首映日，其票房表現超過了《印第安納瓊斯：命運輪盤》。《印第安納瓊斯：命運輪盤》的票房收入為1,169萬美元，而《自由之聲》為1,424萬美元。到7月19日，《自由之聲》的票房收入已經過億。
人稱這是電影界的「大衛戰勝歌利亞（David-versus-Goliath）的實例。
電影展示的犯罪太過醜惡
在看電影之前，可以先看一遍《自由之聲》電影專訪，了解以下事實：
訪談的開頭，蒂姆．巴拉德就開門見山地指出有600萬兒童或被摘取器官販賣，或被虐死提取腎上腺素紅，或被獻活祭，或被賣作苦工、被作性奴，這些孩子可以短時間內反復賣給不同的煉銅惡魔（Copper Demon）們，孩子身體都被蹂躪碎了或死了；還強行圈養十幾歲的女孩懷孕生孩子，養大後用來殺了摘取器官……
為滿足戀童癖而興盛的買賣兒童犯罪，是一個規模已經超過軍火走私，行將超過毒品買賣的犯罪行業──每年1,520億美元的規模。
而美國，是此類色情業的最大消費國，現在更是在成為最大兒童色情影片的最大生產國。
至少三個國家機構──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100%都參與了兒童販賣活動，當然還包括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簡稱ICE）、司法部、國防部、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簡稱HHS）。並非這些機構中的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但最高層、最有權勢的人都參與其中。誰控制著這些機構？一個300人的委員會。
看起來驚心動魄，其實只緣於不了解美國現實。由於美國媒體偏左且喜歡各種性變態行為，這類戀童行為能見度不高，美國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國譯《聚焦》）講述了《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跟蹤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多位男童並施加性虐待事件，這個調查獲得了普立茲獎，《驚爆焦點》也榮獲201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但引起的社會關注度還是遠遠不夠。
美國兒童性交易：房間裡的大象
現在應該說說美國的現實了。
早在歐巴馬統治時期，美國就成了戀童癖和兒童色情販賣的第一目的地。美國記者傑．格林伯格（Jay Greenberg）與尼昂．奈特（Neon Nettle）寫的《歐巴馬治下，美國成為了世界頭號性交易和戀童國》（Under Obama, US Became World's Number 1 for Sex Trafficking and Pedophilia），開篇就指出，美國這個兒童性交易的巨大市場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附生於美國政府由納稅人資助的兒童保護服務和寄養制度。根據2016年向美國國家失蹤及受剝削兒童中心（簡稱NCMEC）報告的案件分析，在美國涉嫌被迫從事性工作的離家出走兒童中，86%來自兒童福利系統。以下內容除註明之外，均來自這篇報導。
2016年，參議員羅布．波特曼（Rob Portman，俄亥俄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公布了一項為期6個月的調查。調查對象是2011年以來越過美國邊境進入美國的12.5萬名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據說他們是為了逃避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暴力和動盪。這份報告指出，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的下屬機構難民安置辦公室未能保護這些兒童不被販賣，致使他們容易受到政府批准的看護者的虐待。
文章指出，當兒童被從這些性交易犯罪集團中「解救出來」時，他們幾乎總是被送到一個政府運作的系統中，而這個系統本身就是美國大多數兒童性交易的源頭──兒童保護服務和寄養系統。國家安全兒童節目的泰咪．斯蒂法諾（Tammi Stefano）曾接受電影製片人肖恩．斯通（Sean Stone）採訪，第一次公開揭露了政府兒童社會服務專案內部存在的販賣兒童深層問題。她在採訪中表示：目前在美國經營的販賣兒童和人口業務帶來的金錢超過了非法毒品貿易和非法武器貿易的總和。斯蒂法諾還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僅在洛杉磯就有1,000名「被定罪的性侵者」被「兒童保護服務機構」（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簡稱CPS）開了「綠燈」，成為「被批准的收養父母」。
這一情況一直存在，拜登開放邊境接納非法移民的政策讓兒童販賣激增。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簡稱CBP）的統計，抵達邊境的無人陪伴外籍兒童（Unaccompanied Alien Children，簡稱UAC）數量已從2020財年的33,239人激增至2021財年的146,000多人和2022財年的152,000人。早在2022年，在收到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HHS）前雇員塔拉．李．羅達斯（Tara Lee Rodas）的舉報後，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羅恩．詹森（Ron Johnson）和其他幾位共和黨參議員要求舉行聽證會，指控HHS「故意」將移民兒童轉移給犯罪分子、性販運者，HHS也承認，無人陪伴的兒童「特別容易」遭受販運和虐待，同時指出「大多數」兒童是由有執照的網路系統照顧的。2023財年截至4月，已遇到超過70,000起UAC。
2023年4月2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機構移民誠信、安全和執法小組委員會舉行題為「拜登邊境危機：對無人陪伴的外籍兒童的剝削」（The Biden Border Crisis: Exploitation of Unaccompanied Alien Children）的聽證會，舉報人塔拉．李．羅達斯作為證人，她在聽證會上說，「我以為我會幫助孩子們安置在充滿愛的家中。相反，我發現兒童正在通過一個複雜的網絡被販運，該網絡從在他們的祖國招募兒童開始，被偷運到美國邊境，通過難民安置辦公室將孩子交給擔保人，一些擔保人是罪犯、人販子以及跨國犯罪組織的成員。一些擔保人將兒童視為用於賺取收入的商品和資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目睹了勞動力販運的激增。」她還指出，這一情況已經存在十年之久（從歐巴馬任上開始）。
上述情況說明，美國成為最大的兒童買賣及戀童國，已經成為民主黨要拼命護住的「國家祕密」，有相關機構的「吹哨人」甘冒風險持續揭露，也有福斯新聞（Fox News）這樣的媒體與一些小媒體報導，政黨中也有共和黨議員持續關心追蹤這一犯罪活動，但卻無法通過法律嚴懲罪犯，這是司法系統尤其是檢察系統出了問題。這與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歐巴馬時期開始，大規模資助民主黨人競選州檢察長一職，對州一級司法生態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有關。
早在2020年年初，我就撰文說過，美國大選關係到美國人是否能夠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大城市的黑命貴（BLM）現在經常「零元購」搶劫商店）、一夫一妻制家庭（部分郡縣已經出現當地法律允許的群婚）、言論自由、生命安全等一切方面，「如果美國失敗了，你將無處可去」。
世間萬物皆有靈，世界上許多原住民文化中有祖靈與精靈的傳說。布農族的傳說將「精靈」稱為「哈尼圖」，它們是森羅萬象的存在，幫助人類的同時，也可能造成災厄。
哈尼圖：存在於自然中的精靈
布農族傳說中的精靈，與其他文化中的精靈並非為相同的存在，他們稱其為「哈尼圖」，視為布農族的精神思想，等同於靈魂、心與呼吸。哈尼圖存在於自然中的任何事物，生活於自然中的動植物與土地，不論是否有生命表現，在其內在都存在著精靈，直到它們走向終結為止。
有論點認為，哈尼圖的來源可能是原始南島語中的「鬼魂」。許多南島民族中都存在與哈尼圖相似的存在，可能兩者間存在高度的關聯。在台灣的魯凱族與噶瑪蘭族傳說中，分別有被稱為「Abak」與「Anita」的存在，日本神道中的「荒魂」、阿伊努族的「神威」與宮古島的「胖圖」，菲律賓的「Anito」與密克羅尼西亞的「Aniti」等等，許多文化中不約而同地都有相似的神祕存在。
由於世界上萬事萬物中都寄宿著哈尼圖，因此它們也被劃分出各式各樣的類型。
1.自然
傳說中，最初進行狩獵或旱田祭儀的人，存在於土地中的精靈將會守護他們與後代的收成。這些精靈影響狩獵場與旱田祭儀，為此布農族人存在諸多禁忌約束，巫師會與哈尼圖們進行溝通與交流，是人類與大自然間的聯繫。
2.人體
世間萬物皆有靈，人類的身體自然也不例外。人作為世間萬物的其中一員，在右肩寄宿著「善之靈」，它會使人慷慨、替人著想，在左肩寄宿著「惡之靈」，它會使人被貪婪、憤怒蒙蔽，做出損人利己的行為。
當善惡兩股力量互相角力時，希臘語中象徵知識的「靈知」會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日本學者馬淵東對於這兩種哈尼圖的描述為，人體擁有兩個精靈，分別在左、右兩肩。右肩代表柔和、友愛與寬仁，左肩代表粗暴、易怒與貪婪。精靈們深受本人的心靈狀態使喚，它們具有獨立的意志與情感，能夠反向影響人的心靈狀態。此外，布農族相信人存在著自父親傳承下來的精靈，名字中帶有靈性，因此有些新生兒取名會根據祖父的名字，其中存在生命互相照應、庇護的含意。
3.死亡與祖靈
人類的生命迎來終結後，他們也會成為哈尼圖，成為一種無形、不可視的存在，它們居住在西部地區，介於「拉蒙根」與祖靈的永久居住地「邁阿桑」之間。傳說這樣的哈尼圖會向人伸出援手，同樣地也可能對人構成威脅，如同生前存在善人與惡人一樣。行善積德有福報，若是人生前鞠躬盡瘁，為族人創造出貢獻，這類的能人在離開人世以後，其靈魂將必定得到福祐賞罰。
依然在世的族人，會將逝者依照生前的死因做不同的安葬處理，正常離世的人被視為「善終者」，他們將成為「善靈」，得以埋葬於室內；意外離世的人被視為「惡死者」，他們將成為「惡靈」，只能埋葬於室外。在他們的觀念中，相信祖靈時時刻刻存在家人身旁，冥冥之中守護每一位族人，因此他們也必須遵守祖訓與禁忌，面對祖靈可能降下的賜福或災厄。
4.夢境
人體中的精靈並非一直束縛於身上，當人進入夢鄉時就能暫時離開，也會因此影響夢境的變化。當「善之靈」出去遇見事情就會產生好夢，反之「惡之靈」會發生惡夢。
5.罪業與疾病
由於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精靈，因此負面的存在也與它們脫不了關係。狩獵行動不免時刻與風險相伴，若是有獵人失手奪走別人性命，無意的獵人並不會被定罪，至於致死的凶器會被視為存在邪惡的哈尼圖，將其埋葬處置。有時發生無法解釋的壞事時，人們會認為是邪惡的精靈作祟，例如疾病的肆虐，就被認為是無處不在的邪惡哈尼圖所導致。
哈尼圖的種類森羅萬象，涵蓋了有形之物與無形之物，它們可能是調皮搗蛋的精靈，也可能是帶來危險預告的警訊，抑或是奪走生命的危害，亦正亦邪，與人類同樣存在善惡的兩面。
現在距離馬雅人預言的世界末日2012年已經過去了十年有餘。這十年，世界雖沒有毀滅，但瘟疫、戰爭、奇特的天文現象、極端的自然現象依次出現，人們依稀感受到了世界末日的氣息。
馬雅人：舊紀元結束、新紀元開始
關於世界末日，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都留下了相同的預言，只不過表達的方式有所差異。經學者研究，馬雅人所說的末日，其實並不是世界毀滅，而是預示一個舊紀元的結束、新紀元的開始。
這種解讀認為，馬雅曆法中人類文明已經經歷了五個太陽紀。現在的文明正是第五個太陽紀。在馬雅曆法中，2012年12月21日太陽與銀河系的黃道（Ecliptic） 及赤道（Eqator）將形成交叉點並完全重合，這象徵著「終結」與「誕生」的連結。而終結並不是如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世界終極毀滅，一切都歸於塵土，而是終結中孕育著新生。
宇宙是輪迴的，新週期的開始同時也是上一個週期的結束。人類將在這個時候開始進入一個與現在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新文明時期。不僅是馬雅文明，霍皮族人、各種宗教中，以及中世紀北歐古詩中，都留下了類似的預言。
女先知渥爾娃：偉大的神將會出現
〈沃盧斯帕〉（古挪威語：Vǫluspá）是北歐（德國和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中世紀時期的一首著名詩歌。因年代久遠，其起源細節無法確認。有研究說，它是在基督教還沒有到達北歐之前的維京時代或更古老的年代寫成的。
這首詩講述了北歐神話中宇宙的形成、毀滅和再生的故事。這個故事大約有60節，是由女先知渥爾娃（völva）講述的。
在北歐神話中，宇宙形成初期，天地間一片混亂，然後出現了眾神，之後就是人類。人種包括巨人、中等身材的人和矮人，由於巨人和矮人不能適應地球環境，慢慢就消失了，只有中等身材的也就是現在的人類倖存，以及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元素。
在北歐神話中，未來時刻，這一切都會終結，無論是神還是人。但終結並不是毀滅，一位偉大的神將會出現，拯救諸神、拯救蒼生，帶領宇宙眾生進入一個全新的、美好的世界。
根據預言，諸神將面臨一場註定的災難，一場正義與遠古宇宙力量之間的多場戰鬥，最終將以徹底毀滅告終。危難之際將會出現一位偉大的神力挽狂瀾，對眾生萬物做出最終的審判。這位偉大的神將會創建一個全新的世界，所有的好神，包括那些在戰鬥中死去的神都會獲得重生，和平與幸福將盛行，那些倖存下來的人類也將開始新的未來。
這首詩有好幾個版本，但都含糊不清，難以理解。然而，雖然各個版本的細節有所不同，但它們在捕捉這首詩的基本涵義時都是一致的。許多預言都晦澀難懂，大概預言者也必須遵循「天機不可洩露」的天理，只能以似是而非的方式給人警示。
劉伯溫預言：萬祖下界，千佛臨凡
關於人類大劫難及末後有救世主下世救度眾生，很多預言都有提及。中國明朝著名的預言家劉伯溫有一首《燒餅歌》，就說到末後眾神之劫和未來佛下世救度之事。
劉伯溫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打天下時的軍師，有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本領，《燒餅歌》又叫《帝師問答歌》。當朱元璋問：「對於那個時代的道，你有什麼話要說嗎？」劉伯溫一口氣說了好一大段，把「萬祖下界，千佛臨凡」的天機盛況洩漏得明明白白：「上末後時年，萬祖下界，千佛臨凡，普天星斗，阿漢群真，滿天菩薩，難脫此劫。乃是未來佛下方傳道，天上天下諸佛諸祖，不遇金線之路，難躲此劫，削了果位，末後勒封八十一劫。」
歷史上有無數預言，但關於人類未來命運的預言卻十分類似。劉伯溫所說的上末後時年，正是現在。如果我們用心去聽去看，就會找到劉伯溫所說的未來佛的「金線之路」，遠離劫難。
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Elon Musk）今（2023）年5月底曾訪問中國，並會見了中國外交部部長秦剛、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等三位高階官員。緊接著6月16日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討論了全球人工智慧（AI）的崛起，習近平並表示歡迎美國公司將人工智慧技術引入中國。
馬斯克擁有Neuralink公司，而蓋茨投資了Synchron公司，這兩家公司都致力於人工智慧在「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Interface，BCI）高階技術方面的研發。有報導指出，中共軍方正在開發腦戰武器，這已經不再是理論上的問題。
「腦機介面」可用來操控人類思想
對於腦機介面高階技術議題，美國華人媒體《看中國》記者採訪了一位業內專家。該專家表示，腦機介面研究可以幫助因嚴重傷害或疾病而癱瘓的人重新獲得獨立性，並且在軍事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價值，但這些技術也可能被用來控制未來戰爭的結果。
專家詳細解釋了相關技術：人工智慧有可能透過操控網路和電子設備來控制植入晶片的個體的思維和情緒。專家表示，未來腦機介面技術可能用於治療憂鬱症或調節大腦的生物化學方式，如此一來，增加或減少各種信號、激素等，以產生負面效果也是可能的。因此，若這種設備被駭客攻擊或搭配使用的人工智慧出現問題，就可能影響一個人的情緒甚至思維。
外部設備（人工智慧）通過發出反向指令控制大腦，人們可能無法區分這些指令和自己的思維。專家表示，人們的思維和行為都源於大腦，若外部信號足夠微妙且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施加，人類就無法有意識地區分思維和行為是源自自己或是其他事物。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科幻電視劇和電影真實地描繪了這些恐怖場景。
腦晶片的發展是否會使中共控制人們的思想和操縱認知？對此問題，專家強調，無法評論中共會做什麼或不會做什麼。然而中共在歷史上使用過許多心理操縱方法來維持對人民的控制，若是這些植入式腦機介面被中共控制和調節，這並不是一件令人意外之事。如果大腦植入晶片而被中共控制，這些恐怖的科幻故事都可能成為現實。操縱認知將會非常容易，只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以人們無法察覺的方式，微妙地激活大腦的不同部分，不知不覺就會成為完全不同的人。
至於宗教信仰和信念，研究表明，當人們與他們的神性、上帝、「源」能量溝通，或進行超越性冥想時，大腦的某些部分會高度激活。這些精神體驗與大腦特定區域相關聯，如果以負面方式針對這些區域，可能導致人們失去信仰，並改變他們的信念甚至價值觀。
專家進一步分析，腦晶片的發展具有極大的軍事價值，尤其對那些只關心自身權力的政府軍隊而言。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如果關閉一個個體感受悔恨等情感的能力，或者關閉會使人成為連環殺手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腦部分，將會得到完美的殺人機器，那人可以機械地完成任務而不關心人類。一個無法感受愛、痛苦或悔恨的士兵，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被問到這種技術能否控制未來戰爭的結果時，專家答道：「當然可以。」
為科技發展設立道德邊界
專家認為，世界現在需要團結起來為科技應用建立規範，設定技術發展的邊界，以免陷入無法逆轉的噩夢。科技所能實現的負面能力甚至邪惡的潛力，與它所能帶來的好處一樣無限。專家強調，在人工智慧和科技的競賽中，我們很難想像在未來三、五年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我們現在不開始進行監管，可能就來不及了，不能只是希望推向極限，或被技術的炒作所迷惑。我們需要深思熟慮人性的意義，這不是「過於謹慎」，而是我們應該負責任的問題。
晶片植入身體的影響
專家表示，Synchron公司是一家神經技術初創企業，以stentrode™為代表，這是一種透過2小時的微創手術植入的新型腦機介面設備。
stentrode™是一種類似支架的設備，利用大腦的血管作為訊息傳輸的自然通道。支架內血管壁上覆蓋有電極，收集來自大腦的電信號，最終通過一個導線和遙測單元離開體外。實質上，stentrode™設備就像大腦的藍牙，可以直接傳輸思維。電腦會解讀從遙測單元接收到的信號並執行相應的動作或命令。
簡而言之，stentrode™可讓因嚴重傷害或疾病而癱瘓的人們，能夠重新獲得獨立性。
stentrode™傳感器晶片的材料對人體是否有害、多久需要更換？專家表示，據Synchron網站的訊息顯示，stentrode™直徑為8毫米，由一種稱為氮化鈦鎳（nitinol）的柔性合金材料製成。氮化鈦鎳是鎳和鈦的合金，在生物醫學領域越來越受歡迎，被用於骨科、血管支架和醫療設備等方面。氮化鈦鎳因其低細胞毒性而受歡迎。通常stentrode™不需要替換，但一些新的證據引起了對其在體內受到衝擊後腐蝕的關注。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正在積極收集關相關風險，許多科學研究也正在進行。馬斯克開發的Neuralink也有相同問題。專家說，FDA先前因安全問題拒絕Neuralink的臨床試驗申請，包括遠程為設備充電的鋰電池，以及植入許多細小導線可能意外遷移到其他腦區，還有如何在不損壞腦組織下取出設備的問題。目前最大的擔憂之一是網路安全，因為人們擔心設備可能很容易被駭客攻擊，並被不受歡迎的人控制。Neuralink在2023年5月宣布已獲准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生物駭客」成為文化和趨勢
專家解釋，Neuralink和Synchron這兩種技術的工作原理都是基於電生理學：電化學信號在腦細胞之間傳遞，這種腦活動可被電極或傳感器檢測到。這意味著腦活動不僅在我們採取行動和運動時可被捕捉到，而且在我們思考採取行動時也會被捕捉到。因此，任何腦活動都可以作為信號被捕捉到，但這並不意味著讀取某人的思想或知道他們的想法。至少目前還不行。
專家說，目前這項技術的優先應用重點似乎是幫助癱瘓的人。但過去十年中，植入物也在非醫療領域有巨大進展。「生物駭客」幾乎成為一種文化和趨勢，很多科技公司都在尋求以各種方式「增強」人體。在科幻般的想像中，通過腦機介面和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的結合，來控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現今確實有人在探索其應用。
▲腦機介面研究可以幫助因嚴重傷害或疾病而癱瘓的人，並且在軍事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價值，但這些技術也可能被用來控制未來戰爭的結果。Adobe Stock
腦晶片的治療原理
專家稱，這些技術的工作方式類似，都解讀來自大腦的信號。對於超出癱瘓範圍的病症，例如失明，我們可以想像這些電極也可以用於將信號從設備傳輸到大腦，而不僅是從大腦傳輸到設備。將電流作為細胞刺激的形式在臨床醫學中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用於各種應用，從血管創傷恢復到癲癇。因此，這項技術可以針對大腦的特定區域或特定細胞群，以產生理想的反應。
對於失明，電脈衝可以發送到受損的視神經。然而，在實踐中這可能需要外部設備中的人工智慧提供額外的處理幫助。
對憂鬱症等情況，可以透過對神經元進行調節，鼓勵其產生被耗盡的使人們感到悲傷的化學物質，或者發送一種抑制性信號以降低，例如皮質醇這樣使人感到壓力的激素的產生。通過控制身體內的信號、激素、化學物質的產生，調節細胞生物化學等，可以想像未來這些技術或許可用於治療多種疾病和病症。
人工智慧或改變世界
馬斯克認為，人類已經是「半機器人」（Cyborg）了，因為我們的記憶大部分都外包給了電腦。人類現在實際上已處於「半機器人」（又稱生化人或改造人）狀態。
被稱為「人工智慧（AI）教父」的計算機科學家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今（2023）年4月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討論人工智慧「消滅人類」的可能性時說，「這並非不可想像。我只想說這些。」
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6月發表演講強調，如果美國不主動制定人工智慧規範，自由民主恐將被中共踐踏。
俗話說：「三尺頭上有神靈。」讓我們拭目以待事態的發展。
這個話題其實筆者已經從不同角度談過好幾次了，但每次看到朋友陷入這個投資行為上的謬誤，就忍不住要再談一次。
害怕損失源自天性
我有好幾位朋友，理念上完全接受長期投資，也知道只要用合理的價格買下好股票，或是乾脆買「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簡稱ETF），然後長期持有，就可以享受投資的果實。但實際上，他們卻做不到。往往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買進賣出好幾次，整個心思都被綁在股市的漲跌上，哪有可能長期持有？而頻頻進出，績效通常乏善可陳。
有些行為學派的書籍，喜歡把「害怕損失」這個投資謬誤歸咎於人類的遺傳，根植於我們的DNA，很難改變。這個遺傳，雖然可以適應大自然弱肉強食的環境，卻不適合股市。舉例來說，在遠古時代，當我們看到獅子出現時，本能就知道要趕快逃，保命要緊。只有警覺性高，順利逃跑的人才不會被獅子吃掉，才有機會把基因傳給下一代。因此，我們現代人身上都保有這樣的基因：遇到危險時，本能地逃命。
本能反應剛好是股市的賠錢公式
而在股市裡，這個本能反應依然發揮作用。譬如說，如果我們知道股市即將有重大利空來襲，我們就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保命要緊，其他的都不重要。一直要等到利空結束，危機解除了，我們才會試探性地再度投資。遇到危機就恐慌逃跑，等危機解除後又貪婪買進，這樣的行為在股市裡，剛好就是賠錢的公式。
因為股市和遠古時代的草原有一個很大的差異：股票必須有人接手，你才逃得掉；而在危機當中，你只有用更低的價錢殺出，才會有人接手。此外，當危機解除，大家都認為可以買進時，你必須出很高的價錢去搶，才買得到股票。所以，為了逃避利空所帶來的虧損，投資人不惜一切低賣高買，反而造成虧損。這就是典型的過程。
有的投資人以為績效不好是因為手腳不夠敏捷，行情判斷不夠精準。因此，求助於技術分析、計量操作等工具，試圖透過大數據解讀市場，提早察覺市場的動態。這樣做或許可以些許提升操作效率，然而本質上的行為謬誤，卻完全沒有處理，自然也不可能顯著改善投資績效。
長期投資的利潤來自複利和風險承擔
如何跳脫這個本能謬誤呢？方法非常多：有機械式的定期定額投資法、有買進持有法（買進之後就不去管它)、還有一種叫雙帳戶法。所謂雙帳戶法，來自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勤於理財的先生為家人和自己分別開設股票帳戶。一個戶頭是「自己的」，所以用心研究操作；一個是「家人的」，所以股票買了就放著，長期持有。大約二十年之後，那個「家人的」帳戶從不去管它，績效竟然遠勝「自己的」帳戶。道理很簡單：複利！由於沒有進進出出，所以複利發揮作用，效果遠遠勝出。
此外，股市的報酬，主要來自風險承擔。當眾人看到危險，爭相逃離時，此時進場買進的人其實是在承擔風險。但同時，也因為市場的恐懼不安，他們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好股票，獲得較好的預期報酬率。而這正是投資績效好的另一個關鍵。
很多人以為，成功的投資人好比武俠小說裡的高手，智慧與身手都不同凡響。高手總能夠洞察機先，輕鬆避開下跌。而他們一買進，股票就應聲上漲，財富滾滾而來。在這樣的想法之下，虧損就代表你腦筋不行，而且技不如人，否則怎麼會賠錢呢？越是這麼想，對虧損的恐懼就越加嚴重。因為虧損除了金錢上的損失之外，還會被別人認為你笨、你不行。這是難以忍受的心理壓力。最後，這種投資人就犯了嚴重的虧損恐懼症，反而更不容易擺脫績效不佳的命運。
▲股票投資應試著用分散投資、定期定額等長期投資策略，慢慢養成長期投資的習慣。只要有耐心，等複利發揮作用，就能享受投資的甜美果實。Adobe Stock
用正確的態度面對風險
股市的報酬，從經濟分析上來說，反映著投資人所承擔的風險。承擔有意義的風險，才是投資獲利的本質，而其規模之大，超乎想像。據說世界第一張上市公司股票是16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所掛牌交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股票。投資人的資金就有如大航海時代的船隊，航行在世界五大洲。船隊在航程中要面對一波又一波的風浪，最後終於把利潤帶回給投資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存活了將近200年，創造了全球最大的財富。
請想像那個大航海年代的投資人，他們的資金充滿了冒險精神，透過航海，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去探險，最後成功創造無數的財富。以當時的科技，投資人不可能隨時掌握船隊的狀況，更不可能精準預測每一次出航是成功還是失敗。他們只能靠經驗和分散投資，不把全部資金放在同一個籃子，如此而已。重點還是承擔風險的精神。
要有耐心，不要害怕股市波動
我見過不少投資人，把省吃儉用所累積出來的第一桶金投入股市之後，對股市漲跌過度擔心害怕，輕則食不知味，重則整天魂不守舍，完全失去理智。在這種情況下，投資是不可能有良好績效的。此時最好暫時退出股市，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試著用分散投資、定期定額等長期投資策略，慢慢養成長期投資的習慣。只要有耐心，等複利發揮作用，就能享受投資的甜美果實。
李登輝總統逝世三週年，國史館舉辦紀念研討會，其中有一場是談李總統的經濟幕僚，並請我主持。會議時間有限，仍有很多事情似乎也值得留下紀錄，所以我再撰寫本文補充。
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總統的做法
李總統聘請一批經濟顧問的做法，其實是學習或繼承蔣經國總統而來的。1972年蔣經國先生剛擔任行政院長不久，即由杭立武先生負責，在「國際關係研究所」體制外設立經濟和外交兩個小組，分別由王作榮和周書楷兩位先生召集，負責研究相關問題後向蔣經國院長提政策建議。年青讀者可能不知道，這三位可說都是地位比一般部長還崇高的人物。（請參閱：王作榮：〈壯志未酬第二十章〉，1999年，天下遠見出版，pp.245~248）。
經濟小組最先參加的有劉大中、蔣碩傑、李登輝、邢慕寰、郭婉容、孫震、梁國樹、陳昭南等人。幾位院士常在國外，郭、孫、梁三位老師1973年就成為政務官，唯一未當政務官的陳昭南老師，在梁老師召集李總統的顧問小組時仍是成員。梁國樹老師領導的顧問小組所提出之報告形式，據梁老師說，就是由當年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報告形式來的。所以李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可說是承襲了一部分蔣經國總統的小組。
王作榮先生說，在國關所的顧問小組時期，財政部長李國鼎和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等人對小組的報告都十分敏感，唯恐對他們有妨礙。王老師認為這種種壓力導致國關所改組而杭立武先生去職。王老師認為周書楷先生也許早有風聲，因此曾反覆請杭先生不要寫太多報告，也告訴王老師繼續下去必會引起問題。而當時所寫的報告有人提議出版，杭先生似知道其敏感性而堅決不同意。這種政治問題幸好沒有傳染到李登輝總統的顧問小組。梁國樹老師過世後，李登輝總統也同意把報告全部依原樣出版（《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共三冊，由遠流出版社在1997和1998年出版）。
梁國樹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李總統在擔任副總統時，蔣經國總統即要他找幾個人幫忙研究政策問題，當時李副總統即找了梁國樹先生和陳昭南先生以總統府參議之名當正式的顧問，我也開始參與提供意見。（請參閱：張瀞文〈陳博志談李前總統〉一文中更詳細的回憶，信傳媒，2020年8月2日）。李總統繼任總統之後一段時間才有較固定的經濟顧問小組之運作，由梁國樹先生召集。一開始我並未參與，後來有位朋友跟我說，有關單位正在做你的安全調查，做完就要請你正式參加小組。在李總統任內，除了出版梁老師的政策建言集，顧問小組一直都不對外公開承認其存在，也沒有頭銜，所謂正式參加，是有一點車馬費。
顧問小組早期有劉泰英、陳昭南、薛琦、許嘉棟、朱雲鵬、邊裕淵和我等成員。邊教授的政治理念和我有點差異，但我也不願和她爭論。有一次她不在時，梁老師就笑說她在時你好像都不願說話。後來邊教授不再參與。梁國樹老師過世後顧問小組改由劉泰英先生召集，人員則增加了林大候教授。
顧問小組的運作相當開明，大家都可以主動提出議題，通常會在大家初步討論之後，指定一個人負責撰寫報告，而在下次會議時再討論定案。劉泰英先生曾說只有他敢和梁國樹老師辯論，應該是個誤解。薛、許、朱和我四位通常負責撰寫報告的人都是梁老師的學生，也常和梁老師交換意見，很多看法本來就較一致，而劉泰英先生有較多和工商界往來的經驗，所以有較多不一樣的看法可拿出來討論。有時候很不一樣的意見也會提交給李總統。梁老師不會強勢主導顧問小組的意見。
例如我對興建核四有很不同的意見，未和大家討論就直接寫了一份報告，梁老師只把文字修飾較客氣就直接送給李總統（請參閱：《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第3冊，pp.535~544）。李總統並不同意我的主張，因此跟梁老師說他要跟我談，但後來核四仍然照做。又如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當時已在政府任職的顧問必須解釋行政機關的想法，而我有不同的主張，因此兩份不同的主張也都送交李前總統。梁老師和李前總統友情深厚，有什麼意見他都可以直接說，不必用顧問小組背書或壓過別人。
▲2000年11月13日，時任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左）與經濟部長林信義（右）出席文萊蘇丹國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論壇。Getty Images
劉泰英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劉泰英先生召集顧問小組時也一樣開明。當時有關方面曾建議增聘某人為顧問，許嘉棟先生認為不妥，甚至說要辭職，劉先生也就向上面說不聘請該人士。當時我們也曾提出不少和行政部門不同的意見，例如兩稅合一政策劉泰英先生和我都很不贊成，也公開提出不少具體的批評和建議，只是行政部門仍堅持要做。過了近二十年這政策才在稅收損失逾兆元卻無助投資的代價後，宣告失敗收場。可見顧問的意見即使正確，有時也阻止不了不恰當的政策。
不過整體而言，顧問小組雖和行政部門常有不同看法，但並未成為鬥爭，雙方關係也未像蔣經國總統時期的顧問小組那樣緊張。這應該和小組本身無所求，只提出一種主張的開明作風有關，也和國家政治的民主化有關。大家的意見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不是部長、顧問、或甚至總統可以獨斷。即使我們批評國建六年計畫，和相關人士的關係仍然良好。
李前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張時，一般認為是源自我的建議（《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第2冊，pp.191~205），本來就和我甚熟的經濟部長王志剛仍很客氣地透過他的主任祕書是我大學同學的同學這層關係，請我研擬具體的施行辦法，而在研擬期間，王部長也多次召集經濟部一級主管和我一起開會討論。只有我批評土地增值稅實價課繳的主張並間接導致一位部長辭職一事，確實有人不悅。後來陳水扁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也和行政部門有點緊張關係，所以李總統時的運作方式可能較值得參考。
蕭萬長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陳水扁總統初期並無經濟顧問小組之設置，經建會也少被詢問經濟問題。2002年我已離開經建會之後一段時間，林佳龍先生安排我每個月向陳水扁總統報告一些我和台灣智庫的意見。陳總統大概覺得有點用，後來就擴大邀請一些人士來開會。當時國安會祕書長康寧祥曾和我商量要不要把它正式化，而我有點疑慮。後來府裡決定成立正式的顧問小組，請蕭萬長先生召集，而為了避免政治爭議，取名為總統經濟顧問小組，也就是總統自己的顧問，而非政府正式組織。但因為蕭萬長先生名氣和地位太高，因此小組和行政部門之間曾有些緊張的情況。那時我同時擔任府和院的經濟顧問，因此也常要設法避免雙方的誤解。
因為擔任陳水扁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召集人，而又有報導認為蕭先生將擔任陳總統2004年的選舉搭擋，所以蕭先生和國民黨的某些人士的關係也許也有一些緊張。不過蕭先生當時曾私下跟我說，他是基於某一個沒得到他同意我不便講的光明理念才答應參加顧問小組，沒有政治目的。
2004年總統大選時蕭先生恰因在日本滑雪受傷而遠離選舉活動，並得以降低尷尬。選後陳總統改組經濟顧問小組，不再請蕭先生當召集人，我就跟邱義仁先生說，原有的經濟顧問只有蕭先生離開而其他人留任，我覺得不恰當，因此我也不再續任，並推薦柯承恩先生代表台灣智庫擔任顧問，以讓顧問小組較像是改組而不是換掉某個人而已。我擔任總統經濟顧問的十多年經歷就此結束。
沉甸的重量，滑順的書寫感，黃銅製六角形樸拙的外觀，讓「物外」的筆獨具特色，既傳統又新穎，十多年來成功傳遞書寫文化，讓人們體驗文字所承載的情感與重量。
成立於2012年的「物外YSTUDIO」，由兩位設計師廖宜賢與楊格所創辦，主要商品為鋼珠筆、鋼筆、原子筆、自動鉛筆等，其工藝精神也受到日本職人青睞，聯名推出經典作品，其中更有日本鏨刀末代傳人的手筆，在書寫逐漸式微的當代，擄獲不少海內外粉絲的心，其中不乏知名人士。據通路商表示，知名澳洲女星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也購買了物外的黃銅鋼珠筆。
品牌創生：被遺忘的美好事物
瘦高的個子，齊肩的長髮，廖宜賢顯得斯文又獨特，低沉柔和的嗓音與物外的內斂相互輝映，彷彿由他道來，更能讓人領略物外骨子裡屬於職人的那份執著與堅持。
廖宜賢與楊格原為同事，由於理念相仿，兩人經常一起激盪設計理念。先後離開原公司後，兩人想讓自己稍事喘息，做一點自己喜歡的設計，古董相機改造的「相機燈」便是當時的產物。「當初想要溝通的是，因為時代變遷被遺忘的美好事物。」廖宜賢說。
「相機燈」意外地引起買家的注意，兩人因此承接了不少客製化的委託，「有人拿著家傳相機，來給我們修改。」是情感也是回憶的承載，滿滿的故事，廖宜賢說：「當時的相機燈每一支都是客製的。」
然而，作為品牌，一定要有快速溝通的方式與渠道，不可能永遠做客製。兩人開始思索：「是不是有機會用一個品牌來闡述理念？」老舊事物依舊是兩人的主軸，「有什麼樣的價值，什麼樣的文化，非常珍貴但同時也慢慢被遺忘？」
「書寫」二字浮現，儘管人們提筆寫字的機會變少，但文字的影響力並未削減，「文字的重量」（The Weight of Words）的概念逐漸在兩人腦海中具體化、形象化。
「過去書寫是為了工作或學習，或是特定的目的。」廖宜賢緩緩道來：「但現在寫字可能想要傳遞的是更深層的需求，也許是一份心意、情感，或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實物的功能慢慢減弱，關於書寫的浪漫情懷，卻慢慢顯現出來。」
約莫經過一年的沉澱，兩人決定：「或許用文具這樣一個品項來呈現，會是最恰當的。」
書寫的「文具」，便成為承載書寫重量的器物。
產品誕生：打造文具承載「文字的重量」
第一款黃銅製鋼珠筆在兩人的堅持下誕生了，儘管是文具的門外漢，但也正因如此才能跳脫一般做文具的框架與思維，選擇黃銅作為筆身便是一個例子：「既然談的是文字的重量，黃銅有一點重，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會氧化，歲月感越能體現其分量。」
然而，這個創意卻屢遭製造廠質疑：「筆就是要包起來漂漂亮亮的，永遠不要變舊，你們幹嘛要用黃銅，不要烤漆或電鍍？還要讓它氧化？」談到這一段歷程，廖宜賢不禁莞爾。
四、五個月就在尋尋覓覓中流逝，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師傅願意承接，幾經嘗試，無數筆頭被棄之一隅。從設計、找尋廠商到產出，大約經過一年的時間，方才造就出第一款鋼珠筆。
商品推出後，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台北國際書展上亮相。對於那個過程，廖宜賢印象頗為深刻：「他給我們一個大概120公分寬，60公分深的桌子，我們就把當時的四個產品拿出來，開始在現場銷售。」
原本擔心會氧化、有點重，以及書寫等概念有一點特別，難以預測市場的接受度。沒想到，當下就有許多人支持鼓勵，四、五天的書展下來銷售了20幾萬元。這一開端，讓兩人確切知道「這群人是存在的」。
▲物外透過接洽企業禮贈品創造生機，迎來了另一波業績的增長。物外提供
突破困境：開發禮贈品與電商市場
初期的成功，並沒有立刻轉化成未來的營收。因此兩人用積蓄，以及相機燈與一些小型燈具的營收勉強糊口。所幸有前輩分享經驗並從旁鼓勵，讓他們覺得所做之事別具意義，還下訂單給予實質上的支持，因此儘管困難重重，兩人依舊在這條職人之路上堅持前行。
在前輩的建議下，第二年「物外」便走向海外，細緻、講究、有質感的產品，迅速吸引買家的注意，代理商與通路商陸續與其展開合作。目前物外的海外銷售額占比約為七成五，其中以歐洲最多，主要為法國與德國，台灣銷售占兩成五，包含電商與企業禮贈品。
2015年、2016年，物外的年營收突破千萬，好不容易迎來曙光，在疫情發生後遭到重創，「當時很可怕，海外通路幾乎倒光了，整個歐洲的營收幾乎腰斬。」廖宜賢心有餘悸：「每天都有信件進來說他們停止營業了。」
▲前副總統陳建仁卸任時收到物外的筆作為卸任禮物。物外提供
儘管艱辛，物外並未消極以對，而是積極突圍，透過接洽企業禮贈品創造生機，迎來了另一波業績的增長。一些建商、公家單位、新創企業與物外的合作專案猶如及時雨，成長幅度驚人，2019年的企業禮贈品的營收大概突破100萬元，2021、2022年，業績則增加到600萬至800萬元。
另一方面，物外也開始花更多資源經營電商，包括「搜尋引擎優化」（SEO）的布建，讓消費者容易搜尋到物外，並引導至官網頁面下單購買。廖宜賢坦言，這是一個非常冗長的優化過程，但緩慢成長中。
▲經過數年的堅持，物外成為具有工藝精神的台灣品牌。物外提供
傳遞職人精神：與日本職人合作擦亮品牌
經過數年的堅持，物外成為具有工藝精神的台灣品牌，吸引了曾擔任日本職人展的總召山崎真吾（Shingo Yamasaki）的注意，2017年特別來訪邀請物外參與展覽。
對於這樣的邀約，兩人頗感意外，因為日本職人展參展的都是百年以上的日本職人品牌，「物外」才成立六、七年，又是一個台灣品牌，兩人難免不解：「為什麼找我們？」山崎先生回覆，物外所做之事，很符合他們對於職人「專注」的定義；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透過物外這個台灣品牌帶來一些刺激，讓日本職人可以更快速地拓展海外市場。
▲物外與日本京都西陣織箔屋「楽芸工房」合作，推出「雲龍箔鋼珠筆」。物外提供
▲珂羅版印刷藝術版畫。物外提供
因為這一機緣，物外與日本京都西陣織箔屋「楽芸工房」合作，推出「雲龍箔鋼珠筆」；並與擁有目前世界唯二「珂羅版印刷」技術的日本京都便利堂合作，推出限量「珂羅版印刷藝術版畫：文字的重量」版畫。
▲由日本鏨刀末代職人打造的模具所製造出來的「蘭紋金芳金具鋼珠筆」，極具收藏價值。物外提供
第三波則是與日本「竹內錺金具工坊」以及「伊藤鋼雕刻所」合作推出「蘭紋錺金具鋼珠筆」，製作筆身上細紋所需要的模具（鏨刀），由竹內錺金具工坊偕同日本鏨刀末代職人伊藤充浩開發製作。歷經三年，這款由物外設計、日本職人操刀的筆才得以面世，在嘖嘖募資平台預購時，短短4小時金額便破百萬。
每一項與日本職人的聯名合作，可說是日本上百年工藝老店的技術再現，在相互輝映、相互成就中，打造出一個個足以傳世的經典之作。廖宜賢表示，在與日本職人接觸的當下，對他們專注做好一件事情的心念感到很佩服，也感受到很大的鼓勵，讓自己可以更堅定地走下去。
▲「海洋永續筆」以回收廢漁網製成，5種顏色象徵著海洋不同時間映射出的色澤。葉俊宏攝影
儘管不追求時代潮流，但物外依舊調整自己的步伐，今（2023）年8月也推出新品「海洋永續筆」，筆身使用的是台灣回收漁網所做成的塑料。廖宜賢談到合作的契機，是因為有緣接觸到負責回收工廠，了解到廢棄漁網占海洋廢棄物的八、九成，但回收率卻很低，於是展開了合作。這款「海洋永續筆」的五種顏色，分別代表不同時間點所映射出來的海洋色澤：清晨、中午、下午、傍晚與夜晚。
莫忘初心：珍惜書寫所帶來的感動
讓使用者感受「文字的重量」是初衷，也是物外未來持續對外溝通的主題。儘管專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包含的可能是日日夜夜的煎熬，但廖宜賢提醒自己要保持初衷與樂觀，「儘管中途會發生很多挑戰，但是這些挑戰也可能會成為未來的養分。」
物外舉辦「寫一封寄不出去的信」的活動時，廖宜賢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封寫給「蛙鏡超人」小男孩的信。寫信的男子在人生低谷時，遭逢滂沱大雨，卻在街道上遇到一個小男孩。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男孩不像其他人一樣抱怨，而是從包包裡拿出一個蛙鏡，戴上後衝入大雨中嬉戲……這一幕讓男子轉了心念，不再怨天尤人，終於讓他找到不錯的工作，也交到不錯的女朋友。
「蛙鏡超人」讓男子重生，並透過書寫傳遞正能量，這正是「文字的重量」。廖宜賢深有所感。他也曾在自我懷疑時，收到一張太太手寫的卡片，上面列出他的50個優點，讓他跨出藩籬，再度有走下去的自信。
因為書寫所帶來的感動，十年來提醒著他「莫忘初心」。廖宜賢認為，那是對自己的耳提面命，儘管當代社會瞬息萬變，人際關係越發疏離，但人們彼此鏈接的渴望並未消失，自我探索的需求依舊存在，書寫便是一種鏈接與自我探究的方式。廖宜賢有感而發：「我們不斷提醒自己：不能夠忘了自己為什麼做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既然不會變、既然很重要，我們就是要更努力的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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