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裔法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7月11日去世，雖高壽94歲，但最終也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就像他的小說名字《不朽》（英譯：Immortality）一樣，他的作品和啟迪力量將在讀者心中不朽，那是永恆的獎章。
昆德拉的小說幾乎都譯成了中文，在華人世界引起強烈共鳴，感覺他寫的就是中國！那種對共產世界的嘲諷，如一把尖刀劃破鐵幕，讓人們看到背後的醜陋，也看到一絲光亮和希望。他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英譯：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談的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靈與肉，輕和重，媚俗和脫俗，本質和虛假，做了精彩的藝術解剖。所以這部小說會有長久的價值。
小說主人翁托馬斯醫師風流倜儻，他選擇生命的「輕」，輕鬆行樂，性生活豐富，拒絕婚姻。一個偶然機會，鄉村女孩特蕾莎的純情，喚醒了托馬斯心中沉睡的愛之能力，促他認識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走向了「重」：重視真情，珍惜愛情，忠誠妻子，心心相印地走向永恆（一場車禍兩人同赴天國）。昆德拉睿智地認識到這些人生真諦，用藝術的筆觸表達出來，給無數對此問題百般思索仍困惑不清的男男女女指點迷津：「最沉重的負擔，也是最強化生命力的能量。負擔越重，生命越靠近大地，其存在就越真切實在，才更有意義。」這種對人生之「重」的精闢闡述，是昆德拉小說的第一個亮點。
▲2023年4月6日，一位參觀者在捷克的米蘭．昆德拉圖書館閱讀其著作。Getty Images
「用棍子把人打向天堂」
小說背景是共產捷克，主人翁不僅面對靈肉的輕與重，更有面對極權統治是順從還是反抗的抉擇。托馬斯和妻子特蕾莎都選擇了反抗，尤其在蘇軍入侵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時，特蕾莎不顧安危，到大街上拍攝蘇軍坦克的橫衝直撞，托馬斯醫師則撰文嘲諷蘇聯「老大哥」。昆德拉強調，「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罪惡的制度並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們所建立的。由於天堂並不存在，積極分子也就變成了殺人兇手。」正如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鋪成。」昆德拉把它比喻成「用棍子把人打向天堂」，在強權之下，通向「共產天堂」的路邊建造了一座座古拉格（指蘇聯監獄和勞改營系統），堆滿無辜者的屍骨。小說中隨處可見昆德拉對共產主義的深刻認知和批判。
昆德拉說，「人的偉大在於他扛起命運。」托馬斯拒絕寫悔過書，拒絕妥協，為此丟掉了醫院工作，被懲罰去街道擦玻璃。但他寧可失去生活舒適的「輕」鬆，也堅守良心的道德之「重」。特蕾莎失去喜愛的攝影工作，和托馬斯相濡以沫。這種拒絕順從，堅持反抗的道德選擇，是小說的第二個亮點。
僅有上述兩點，這部小說的思想性就已立足。但昆德拉的深刻更在於，他提出「拒絕媚俗」。這是第三個亮點。所謂媚俗，就是裝模作樣、矯情做作、虛情偽善，本質是「假」。托馬斯的畫家情人薩賓娜痛恨「媚俗」，她說當局組織的五一勞動節遊行，高音喇叭播放的激昂革命歌曲，像被放出來撲向她的一群狼狗。「令她反感的，遠不是世界的醜陋（城堡被改造成馬廄），而是這個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因為「在媚俗的王國，實施的是心靈的專制。」
像中國每年一度由央視主辦的春節晚會，主持人登台發表一番熱愛祖國、人民、黨的宏大論述，再加上滿台鮮豔服裝，描繪祖國到處鶯歌燕舞、一片美麗祥和，把「媚俗」闡述得清清楚楚。
在當今英美等西方國家，媚俗更體現在左派熱衷的各種「政治正確」，其特點和本性也是虛假、反常識、反真實。所以薩賓娜高聲喊出：「我的敵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媚俗！」共產主義只是媚俗的極端形式，媚俗是世界性的，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尤其典型。昆德拉說：「媚俗是掩蓋死亡的一道屏風。」哪裡「媚俗」興盛，哪裡就意味著屏風背後的衰敗和腐爛，它是消亡的前奏。
為什麼昆德拉與諾獎無緣？
小說的第四個亮點是對左派的辛辣嘲諷。在西方左派主導全球文學藝術的今天，在小說領域，能夠認清左派、塑造出典型左派人物形象、並敢於嘲諷批判的作家實在鳳毛麟角。在我的閱讀中，只有美國哲學家、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在其代表作《源頭》（The Fountainhead）中塑造了一個叫埃斯沃斯．托黑的左派專欄作家形象，非常深刻、傳神。再就是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塑造的弗蘭茨教授等左派群體形象。艾茵．蘭德只是冷靜地描述了托黑這種左派的心理，他們熱衷群體主義，恨不得全人類只有一個脖子，他們好一把掐住，從而統治整個世界。而昆德拉則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用一個章節〈偉大的進軍〉，描述五十多名教授、醫生等知識分子，在四百名攝影記者的陪同簇擁下，前往柬埔寨邊境聲援那裡人民的「媚俗」之舉，因為雖然他們口口聲聲同情和支持那裡的苦難人民，但他們把做出同情的「姿態」看得比真正的同情行動本身更重要，他們更多是要「演」給別人看的。在「偉大的進軍」時，他們爭搶上鏡頭，甚至為光環大打出手，醜態百出。昆德拉把左派的虛偽、偽善演繹得淋漓盡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左派如此這般的辛辣嘲諷，就已決定了昆德拉與諾獎無緣。因為白左占主體的諾獎委員會一下子就明白了，昆德拉是在嘲諷他們，這個獎絕不能給他，無論他有什麼思想和藝術成就。其實昆德拉沒得諾獎不是他的損失，而是他的幸運，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已成了政治正確獎，多年來都是頒給二、三流的作家，甚至給了中國的偽作家高行健。
上述昆德拉小說的這四個亮點，奠定了他是二十世紀偉大小說家的地位。雖然後來昆德拉又創作出多部作品，但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沒超過這一部。而且後期的小說，尤其用法語寫的，題材和思路都窄化，甚至有點故弄玄虛。
show而不是tell
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至少有兩處敗筆：一是作者直接議論的地方太多。好的小說主要是show（展示）而不是tell（直接議論，說教）。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是show的典型，哲學思考等都是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出的，作者不直接議論。另外經典愛情小說《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更是如此，作者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更是懂得show的道理，大量精彩的議論，都極為巧妙、自然地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表達，貼切而和諧。
昆德拉不僅在這部作品，其他小說中也有這個通病，作者往往自己跳出來直接議論，有時甚至打破人稱，第一和第三人稱隨意互換。有些議論明顯有炫耀哲學思考之嫌，降低了小說的內在律和質量。
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結構上採用音樂上慣用的「複調」（同樣的歌詞或曲調的不斷重複）形式，導致結尾的車禍（人生結局）等在小說前面就出現，然後不斷重複，這樣就失去了小說作為故事吊讀者胃口的懸念。包括其他一些內容的複述，也給人囉嗦、拖遝的感覺。
昆德拉曾說，「一直到二十五歲，音樂都比文學更吸引我。」終生喜歡音樂的昆德拉把音樂的複調用在了小說上，自稱「一章就是一個旋律，一節就是一個節拍段」，其實是個錯誤方向。音樂通過複調，可強化人們聽覺記憶和樂感，有很好的效果；但小說如不斷重複一個情節，尤其像結局等，不僅提前洩露天機，而且跟音樂相反，反而給人繁瑣、重複的感覺。小說是小說，音樂是音樂，是兩種不同的藝術，硬性把兩者揉在一起，效果不佳。這在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尤其《生活在別處》（英譯：Life Is Elsewhere）中更為明顯。昆德拉曾很得意地說，他把每一章安排為音樂的中板、快板、小快板等，結果人工斧鑿之意太明顯。這種做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起碼我在閱讀時，感覺不好。
昆德拉走了，那個他出生成長的共產主義環境，在全世界範圍內要完全消失了。但是他的小說對洞悉共產主義鐵幕，人生的輕與重，媚俗的世界性和抵制的必要性，包括今天認識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等，都有天長地久的重要存在價值，這是昆德拉的成就，也是他的墓誌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