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總統逝世三週年，國史館舉辦紀念研討會，其中有一場是談李總統的經濟幕僚，並請我主持。會議時間有限，仍有很多事情似乎也值得留下紀錄，所以我再撰寫本文補充。
李登輝繼承蔣經國總統的做法
李總統聘請一批經濟顧問的做法，其實是學習或繼承蔣經國總統而來的。1972年蔣經國先生剛擔任行政院長不久，即由杭立武先生負責，在「國際關係研究所」體制外設立經濟和外交兩個小組，分別由王作榮和周書楷兩位先生召集，負責研究相關問題後向蔣經國院長提政策建議。年青讀者可能不知道，這三位可說都是地位比一般部長還崇高的人物。（請參閱：王作榮：〈壯志未酬第二十章〉，1999年，天下遠見出版，pp.245~248）。
經濟小組最先參加的有劉大中、蔣碩傑、李登輝、邢慕寰、郭婉容、孫震、梁國樹、陳昭南等人。幾位院士常在國外，郭、孫、梁三位老師1973年就成為政務官，唯一未當政務官的陳昭南老師，在梁老師召集李總統的顧問小組時仍是成員。梁國樹老師領導的顧問小組所提出之報告形式，據梁老師說，就是由當年在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報告形式來的。所以李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可說是承襲了一部分蔣經國總統的小組。
王作榮先生說，在國關所的顧問小組時期，財政部長李國鼎和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等人對小組的報告都十分敏感，唯恐對他們有妨礙。王老師認為這種種壓力導致國關所改組而杭立武先生去職。王老師認為周書楷先生也許早有風聲，因此曾反覆請杭先生不要寫太多報告，也告訴王老師繼續下去必會引起問題。而當時所寫的報告有人提議出版，杭先生似知道其敏感性而堅決不同意。這種政治問題幸好沒有傳染到李登輝總統的顧問小組。梁國樹老師過世後，李登輝總統也同意把報告全部依原樣出版（《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共三冊，由遠流出版社在1997和1998年出版）。
梁國樹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李總統在擔任副總統時，蔣經國總統即要他找幾個人幫忙研究政策問題，當時李副總統即找了梁國樹先生和陳昭南先生以總統府參議之名當正式的顧問，我也開始參與提供意見。（請參閱：張瀞文〈陳博志談李前總統〉一文中更詳細的回憶，信傳媒，2020年8月2日）。李總統繼任總統之後一段時間才有較固定的經濟顧問小組之運作，由梁國樹先生召集。一開始我並未參與，後來有位朋友跟我說，有關單位正在做你的安全調查，做完就要請你正式參加小組。在李總統任內，除了出版梁老師的政策建言集，顧問小組一直都不對外公開承認其存在，也沒有頭銜，所謂正式參加，是有一點車馬費。
顧問小組早期有劉泰英、陳昭南、薛琦、許嘉棟、朱雲鵬、邊裕淵和我等成員。邊教授的政治理念和我有點差異，但我也不願和她爭論。有一次她不在時，梁老師就笑說她在時你好像都不願說話。後來邊教授不再參與。梁國樹老師過世後顧問小組改由劉泰英先生召集，人員則增加了林大候教授。
顧問小組的運作相當開明，大家都可以主動提出議題，通常會在大家初步討論之後，指定一個人負責撰寫報告，而在下次會議時再討論定案。劉泰英先生曾說只有他敢和梁國樹老師辯論，應該是個誤解。薛、許、朱和我四位通常負責撰寫報告的人都是梁老師的學生，也常和梁老師交換意見，很多看法本來就較一致，而劉泰英先生有較多和工商界往來的經驗，所以有較多不一樣的看法可拿出來討論。有時候很不一樣的意見也會提交給李總統。梁老師不會強勢主導顧問小組的意見。
例如我對興建核四有很不同的意見，未和大家討論就直接寫了一份報告，梁老師只把文字修飾較客氣就直接送給李總統（請參閱：《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第3冊，pp.535~544）。李總統並不同意我的主張，因此跟梁老師說他要跟我談，但後來核四仍然照做。又如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當時已在政府任職的顧問必須解釋行政機關的想法，而我有不同的主張，因此兩份不同的主張也都送交李前總統。梁老師和李前總統友情深厚，有什麼意見他都可以直接說，不必用顧問小組背書或壓過別人。
▲2000年11月13日，時任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左）與經濟部長林信義（右）出席文萊蘇丹國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論壇。Getty Images
劉泰英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劉泰英先生召集顧問小組時也一樣開明。當時有關方面曾建議增聘某人為顧問，許嘉棟先生認為不妥，甚至說要辭職，劉先生也就向上面說不聘請該人士。當時我們也曾提出不少和行政部門不同的意見，例如兩稅合一政策劉泰英先生和我都很不贊成，也公開提出不少具體的批評和建議，只是行政部門仍堅持要做。過了近二十年這政策才在稅收損失逾兆元卻無助投資的代價後，宣告失敗收場。可見顧問的意見即使正確，有時也阻止不了不恰當的政策。
不過整體而言，顧問小組雖和行政部門常有不同看法，但並未成為鬥爭，雙方關係也未像蔣經國總統時期的顧問小組那樣緊張。這應該和小組本身無所求，只提出一種主張的開明作風有關，也和國家政治的民主化有關。大家的意見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不是部長、顧問、或甚至總統可以獨斷。即使我們批評國建六年計畫，和相關人士的關係仍然良好。
李前總統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張時，一般認為是源自我的建議（《梁國樹財經政策建言集》第2冊，pp.191~205），本來就和我甚熟的經濟部長王志剛仍很客氣地透過他的主任祕書是我大學同學的同學這層關係，請我研擬具體的施行辦法，而在研擬期間，王部長也多次召集經濟部一級主管和我一起開會討論。只有我批評土地增值稅實價課繳的主張並間接導致一位部長辭職一事，確實有人不悅。後來陳水扁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也和行政部門有點緊張關係，所以李總統時的運作方式可能較值得參考。
蕭萬長先生擔任召集人時期
陳水扁總統初期並無經濟顧問小組之設置，經建會也少被詢問經濟問題。2002年我已離開經建會之後一段時間，林佳龍先生安排我每個月向陳水扁總統報告一些我和台灣智庫的意見。陳總統大概覺得有點用，後來就擴大邀請一些人士來開會。當時國安會祕書長康寧祥曾和我商量要不要把它正式化，而我有點疑慮。後來府裡決定成立正式的顧問小組，請蕭萬長先生召集，而為了避免政治爭議，取名為總統經濟顧問小組，也就是總統自己的顧問，而非政府正式組織。但因為蕭萬長先生名氣和地位太高，因此小組和行政部門之間曾有些緊張的情況。那時我同時擔任府和院的經濟顧問，因此也常要設法避免雙方的誤解。
因為擔任陳水扁總統的經濟顧問小組召集人，而又有報導認為蕭先生將擔任陳總統2004年的選舉搭擋，所以蕭先生和國民黨的某些人士的關係也許也有一些緊張。不過蕭先生當時曾私下跟我說，他是基於某一個沒得到他同意我不便講的光明理念才答應參加顧問小組，沒有政治目的。
2004年總統大選時蕭先生恰因在日本滑雪受傷而遠離選舉活動，並得以降低尷尬。選後陳總統改組經濟顧問小組，不再請蕭先生當召集人，我就跟邱義仁先生說，原有的經濟顧問只有蕭先生離開而其他人留任，我覺得不恰當，因此我也不再續任，並推薦柯承恩先生代表台灣智庫擔任顧問，以讓顧問小組較像是改組而不是換掉某個人而已。我擔任總統經濟顧問的十多年經歷就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