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在台商眼中雖然還是花團錦簇般繁榮燦爛，但在中國大陸民眾眼中卻已經是籠罩在愁雲慘霧中的一片末世之景。
末世之喻紛然雜陳
有借清末辛亥革命說事的，如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寫的〈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該文指出導致清王朝垮台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當時中國已有了自我定位嶄新的知識階層與具有初步權利意識的工商階層。他們難以忍受腐敗的折磨與蠻橫專制，強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二是清國朝廷憑藉恐嚇壓制民意並切斷訊息流通，大肆抓捕革命者，製造恐怖氣氛，激化社會矛盾。整篇文章讀下來，與中國現實絲絲入扣，令讀者不知老教授是借古喻今，還是歷史真的如此相似。
還有借蘇共亡黨二十週年說事的。經濟學家及黨史專家黃葦町發表〈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再次重複他多年前表達的觀點：「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至於以下說法與其說是評析蘇共歷史，還不如說是指涉今天的中共：「蘇共多次面臨改革機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團綁架。」
近日還有一本吸引了不少網友眼球的網路政治小說《末世拍案驚奇》。從賴昌星引渡回國說起，完全直指中國高層政治。除了官銜借清代官制之外，人物姓氏及其在朝中位置與行跡，差不多近於實寫。目前還只出了三章，已經引起網上瘋傳。這三章依次為：〈第一章：賴大還朝驚煞老臣，太師良策安撫眾官〉；〈第二章：北戴河督撫朝聖駕，小茶館草民議時局〉；〈第三章：論朝政權臣謀上位，逢疾雨薄督遇故人〉。看似閒筆，但對時勢與官場脈動卻把握得很準。
美國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Charles Boustany）等人今年6月去了一趟中國，都能感覺到中南海的惶恐。回來後對外公開發表主題為〈中國領導人自信降低〉的訪華觀感。主要內容是兩點：首先，面對不再超過10%的高成長經濟，北京不知所措。其次，對北非、中東推翻獨裁政府的運動及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上資訊的不可控制，中國政府憂心忡忡，擔心在2012年換屆之前情況失控。
精英大出逃
由於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感到悲觀，中國的精英移民蔚然成風。對現政權來說，這種精英的移民，無異於是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出走。2011年4月，中國招商銀行與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公司貝恩資本（Bain Capital）共同發布的《2011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即使資產遠低於一億元人民幣的精英階層，其實也在考慮移民。2010年6月份中國有兩項調查揭示了這種精英出走現象。一是新浪網發布的調查，參與調查的七千多人中有比較模糊的移民意向達到88.2%；二是匯豐銀行的調查，調查的對象是月薪超過12,000元、流動資產超過50萬元的人，這部分人當中十年內有移民計畫的達到60%。面對這一調查結果，國內媒體稱為「精英集體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國內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環境生態惡化等。由於收入下降、無力養老等，中產階層的焦慮感日漸加深，加上政治穩定的預期急劇變差，這種精英出走的現象日趨嚴重。這些人移民的主要去向是加拿大、澳洲及英美等國。
上述情況不包括現任官員攜公款潛逃者。但無論是移民還是官員外逃，都是肉身與精神的雙重出走，這種出走等於用腳投票，意味著他們對政權的離棄。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次精英出走
除了上述肉身與精神的雙重出走之外，對北京形成更大威脅的是以知識階層為主體的中產階層對現政權的「精神出走」。
在任何國家、支撐一個社會的支柱是精英階層，尤其是位居中產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對其所在國政權的態度，是衡量社會興衰的晴雨表。精英階層對政府的向心力強，社會就穩定；精英對政府離心離德，則表示社會喪亂，已居動盪邊緣。
考察百餘年以來中國精英階層與政府的關係，至少有三個階段居於離心離德之狀態，精英階層對政權都採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與政權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另謀出路。考究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社會喪失了吸納精英的正常機制，人才流動的上升通道嚴重梗阻，人們對社會現實深感絕望。
清末精英的出走與廢科舉有關。自從唐朝開科舉，為寒門學子提供了一條社會上升管道以來，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日漸式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中下層的激勵機制，「白衣卿相」成為政治美談。清末廢科舉，興新學，舊管道已廢，新管道還待形成。從清中葉以來形成的文士過剩現象至此更形嚴重。一個政權如果無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導致大批精英對政權的精神出走。這種出走由於「反滿興漢」而被賦予合法性，最終導致精英的反叛，以中產階層、知識精英與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階層最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民族主義集團，成為清末立憲、辛亥革命乃至後來國民革命的主體。這一社會鼎革時期（意指變革或改朝換代之時，也泛指除舊換新的時期），曾在二十餘年之內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會上升機會，出身底層的精英除了犧牲者之外，大多數後來都成為國民政府的棟梁，少部分人如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則成為共產革命的主將。
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國又有一次候補精英大出走的潮流。當時中國公私並舉，現代大學及中專教育已經成型。但由於戰亂綿延等原因，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卻不足以吸納每年畢業的學子（軍校除外）。從當時的許多文獻及經歷者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時進入公務員系統也需要請託門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將自己的學歷當作一份體面的嫁妝。不少寒門出身的學子只能回到家鄉謀求中小學教職或在大城市邊緣性就業。到了40年代情形更為惡化，趙丹等人主演的進步電影《十字街頭》、《桃李劫》反映的其實就是當時青年學子畢業即失業的困頓與焦慮。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共產黨的延安尋找出路，就是在這時代背景下發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由於對人才的需求，大批錄用了中小學畢業的青年學子。上述知識者既是後來中共的建設人才，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對象。
21世紀前十年，中國承接上世紀90年代無就業成長之勢，形成了知識型勞力過剩之局。大學生與研究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與民國政府30～40年代一樣，成了家世的競爭。對於大多數小城市及農村青年來說，一職難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學費上漲而成為中國背負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學校卻已經不能成為「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大學生、研究生正在成為或者行將成為對現政權的精神出走族。
近現代中國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政府嚴重腐敗，吏治極端惡化。二是中產階層夾在上層的政治壓迫與下層對社會秩序的侵蝕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三是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人們就業艱難。底層無上升管道。今天的中國還得加上一個重要因素，即生態嚴重惡化，已經將中國人逼至生存絕境。北京的冥頑不化及統治集團的高度自利，讓中國人處於深度絕望之中，故此才有末世來臨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