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府拟于7月间召开经贸国是会议，以求凝聚朝野对未来整体经贸发展策略的共识，政府主办单位也初步建议了一些议题。但这些建议的议题即使能得到结论或共识，大部分也将是用处不大的空泛原则。政府若真想得到有意义的共识，应该将议题导向一些立即可采取行动而将共识落实的政策。
何种问题才应诉诸国是会议？
国是会议是在既有体制外寻求朝野乃至全民共识的会议。这种体制外的会议并非国家常轨，通常是重大而无法由既有体制合理解决的问题，才要诉诸国是会议，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现有的体制本身有问题但难以由体制自己来决定怎么改正，所以需要体制外的国是会议来建立共识，当年李登辉总统以国是会议来确立国会全面改选的共识即是一例。太阳花学运所要求的公民宪政会议也是这一种高层次的体制改革会议。
第二、有些具体的政策不仅意见分歧且涉及人民重要的权益，若以既有体制的多数决来做决定，对受害一方并不公平，不符合民主政治尊重少数的原则，甚至违反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而可能引起争议或抗争，因此需要让利害相关各方一起讨论，以得出大家都可接受的共识或妥协方案。例如公务员和劳工退休金若不得不删减，则那些人删减多少即是一个涉及各方利益重分配的问题，因此不该由立法机构的多数甚至由执政者来片面做决定，而应由涉及之各方代表共同讨论以建立共识，所以蔡英文女士之前才主张就年金问题召开国是会议（请参阅《看》杂志，2012年12月6日，第127期本专栏文章：〈国是会议才能合理解决退休金问题〉）。
这两类议题不只是有在体制外讨论以建立共识的必要，而且在建立共识之后也可尽快执行或修改相关的法令和体制，以落实共识。然而政府这次提出的建议议题却多是空泛的原则，这类原则多无讨论的必要，即使当成共识也可能太空泛而无拘束力。特别是这届的国民党政府只剩一年多的任期，这类空泛而未能立法规范的原则可能约束不了当前的执政者，未来的执政者更可不必理会这些共识。所以马政府若有真心要办国是会议，则应将议题改为更具体的政策。
未能立法规范或执行之共识无用
我们可由1996年李总统办理之国家发展会议的经验，来证明不能马上立法或执行之共识没甚么用。1996年的国发会是很正式的国是会议，其决议要由各主要政党代表签字同意才成为共识，但实际上后来的执政者并未遵守。国发会由国民党、民进党及新党共同签字背书的共识，也就是共同意见之中曾说：「政府未来关于两岸之重大决定，应强化在野党及具代表性之各界人士充分参与之机制」，「两岸协商应以内部共识为基础，并由主管机关授权，在国会监督下进行」。但从ECFA到服贸的协商，马政府根本完全未照这些国是会议的共识来进行，不只在野党未能参与，国会也被排除在外，才有大量学生及人民反服贸黑箱的事情发生。
难道马英九总统不知道1996年的国发会曾有这样的共识吗？他应该知道，因为他当时正是代表国民党发言的出席人，他不只知道这些共识结论，当时他还说：「我们主张唯有『戒急用忍』，才能『行稳致远』」，「我们愿意在既有的基础上，与各政党及各界代表共同探讨强化咨询功能之道，以及在野人士迅速获得决策相关信息的机制」（见《国家发展会议实录（上辑）》，PP767~768，PP659~660，1996年5月，台北，国家发展会议秘书处出版）。由此可见，马总统和马政府根本不把1996年的国是会议（国发会）的共识甚至他自己的发言当一回事，因此现在要开的国是会议若是谈一些空泛的原则，那更不会对未来执政者有甚么拘束力。
马政府建议的国是会议议题有些是根本不必谈的问题，如「台湾是否应该积极加入区域贸易整合？还是应该选择不要加入？」以及「台湾若要加入区域经贸整合，是否能够排除中国大陆？」这种问题根本没甚么争议，人民有争议的是加入区域整合时该得到或坚持甚么条件，以及是否该完全听从中国的摆布，而不是要不要加入及要不要排除中国大陆。马政府提出这种没必要之议题的原因恐怕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他们的策略，想要先通过这样看起来没意义或无害的鸡毛共识，然后再拿来曲解、当作「强硬签定人民其实并不赞成之两岸协议」的令箭。江宜桦院长也许太毛躁了，所以提早让这谋略曝光。他在4月15日说，如果国是会议「结论认为自由化脚步不能停，两岸争端解决、货贸等ECFA后续及加入TPP更有理由加速推动」（工商时报，4月16日A4版）」。但人民对自由化的争议在于其方式和配套，自由化脚步当然不能停，因此看似没用的鸡毛共识，果然已是马政府心中要用的令箭，人民和参与国是会议的人士不可不小心。
研究议题不适合在国是会议讨论
至于政府所拟的其它议题，则多属应该具体深入研究而非开会讨论的议题，除非政府又想在其中操作而操控某些特定的结论，否则并不适合在国是会议这种政治性或共识的会议中讨论。例如「区域经贸整合有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如何利用加入区域经贸整合带来的好处」？「全球化的趋势下，台湾的优势、劣势与自我定位何在」？这些都是研究而非讨论题目。而在几个题目如「要如何协助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产业」？「要如何确保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则是很具体的政策问题，一定要在已知对外协议的内容时才可能讨论。产业项目那么多，若不知哪些产业要开放及如何开放，怎能一一具体讨论要如何协助它们，以及防止其中可能对国家安全的伤害？
以美容美发业的开放为例，其中的产业冲击涉及复杂的经济分析，在非专业的会议中详加讨论不只费时，也不易有共识。再以通讯业为例，其中的国安顾虑虽经包括中研院院士在内的许多专家指出，但一般人民并不易了解。因此众多产业的问题若要再区分不同的开放程度及开放方式，根本不可能一一在由以一般人士为主且时间有限的会议中讨论而建立具体的共识。马政府订这些议题，大概是只想得到一些含糊而将来可以曲解利用的原则性结论。
太阳花学运主张的是要改革体制的公民宪政会议，在野党蔡英文女士曾建议的是针对具体的年金问题开国是会议，这两项都是前述适合国是会议的情况。但马政府两端都不接受，却选择要针对中间那些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由国是会议得到具体可用之结论的议题来开会，实在很奇怪。
有意义的讨论，应该是……
如果马政府和国是会议的顾问及与会人要让国是会议真有意义，应该抛开马政府建议的这些不恰当之议题，改为讨论上层的体制问题，以及务实的实际政策问题。这类问题其实很多，以下简单举几项让大家参考：
一、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这条例应把前述1996年国发会中在野党及人民充分参与之共识包含在内，而条例的订定也应以共识的方式进行。若条例是以立法院之多数强行通过，则显示马政府并没有真正寻求及尊重全民共识的诚意，国是会议不开也罢。
二、两岸进一步的经贸协议是否要先取得北京方面不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具体承诺，或者只要像现在那样只要执政者相信北京不会阻碍就可以？
三、公共电视台、NCC、金管会、公平会、中央银行、考试院以及监察院等理当政治中立之政府机构，如何建立其人员之选派能真正政治中立的法制。
四、军公教及劳工退休金合理同时改制的具体做法，包括各种支付的调整程度，都应同时建立共识，以求公平可行。
五、调整某些税制以求公平并降低财政危机的具体做法。
六、其它已浮现的具体政策争议，如服贸中某些产业开放与否及其配套措施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