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影响」听起来是老掉牙的议题了，学校教科书里都有介绍台湾战后「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这三个政策，还有甚么好老生常谈的？
事实上，经济学的领域中对于土地改革的研究，可以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演进，学者们不断地从实证数据中发现对于土地改革的新认识。本文就来讨论一下这些新发现。
「土地改革」改了甚么？
要探讨土改的影响，首先当然要定义一下甚么是「土地改革」。世界各地曾经实施过的土地改革有很多种，归类就变得很困难。不过，重大的土地改革都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变。例如台湾的「耕者有其田」是政府做为中介人，将私人地主的土地强制征收了之后，再用固定价格卖给佃农。类似的改革也曾在战后的南韩与菲律宾实施过，但执行程度不一。
很多其它的土地改革没有那么干脆。例如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实施的「土地承包制」，农民虽然没有农地所有权，但可以长期承包土地进行耕种，收获的一部分上缴了之后，剩下的生产额可以自己贩卖。这种制度当然距离土地私有制还很远，但已经和文革期间的「人民公社」──土地集体耕种、收获全数归公──有显著差异。
日本总督府在统治台湾初期也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土地改革，其中废除「大租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土地所有权明确化。另外，日人当时也进行农业土地的普查，清查出大量的「隐田」（原本没有登记缴税的农地），予以丈量登记，也有所有权明确化的效果。
土地改革竟然可以促进教育
读者可能很难想象土地改革跟教育有甚么关系。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改革可能有提升教育程度的效果。
美国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Oded Galor等人认为，土地改革如果使得土地分配更平均，会使得原本广大的贫农财富增加，这个「财富效果」将会使得这些家庭有能力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导致对国民教育的需求增加。Galor并认为，台湾的耕者有其田与公地放领就是类似的改革，他认为后来台湾会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以及后来的经济成长，都受惠于土地改革。
Galor的观点得到印度实证数据的支持。世界银行的Klaus Deininger等三位经济学家最近研究印度西孟加拉国省（West Bengal）进行的土地改革，发现当地得到土地改革好处的农家，其第二代的教育程度会比其它农家子弟平均多出0.3年。
土地改革与子女性别
土地改革会跟生男生女有关系，这就更玄了，听起来不可置信。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Douglas Almond等人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承包制」改革使得男女出生比上升了5.5个百分点。
为甚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承包制」提供了强烈的诱因让农人提高生产，为了支应劳力需要，生男孩比生女孩更有利。
可是，对一对父母来说，生男生女要如何选择呢？作者发现在承包制改革的那个年代，超音波扫描设备也正在中国农村中慢慢普及，所以父母可以透过超音波扫描来确认子女性别，并透过堕胎来决定生男生女。
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提高生产效率
过去几十年来，许多研究台湾土地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有提高农地生产效率的功效。官方倡导与研究报告也很乐意宣传这一点。他们的主要推论是：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会比耕种租来的土地更用心，对农地的投资也会更高，所以耕者有其田让广大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会提高生产力。
然而，这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台大经济系叶淑贞教授长期投注于台湾日治时期与战后初期的农业研究，她用个体资料研究后发现，日治时期的自耕农与佃农，两者的生产效率没有显著的差异。
这主要是因为，日治时期的租佃制度实施的是「定额租」（fixed rent），也就是佃农在收获后需要缴交一个定额的租金给地主，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而这样的制度不会像「分额租」（share tenancy），也就是总生产的一个比例当作地租，那样具有打击生产意愿的效果。
如果日治时期自耕农与佃农没有生产效率上的差别，耕者有其田政策让许多佃农变成自耕农又如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同理，三七五减租政策也不会有效率上的效果，叶教授近年的研究已经用实证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看来，一般人主观上视为理所当然的土地改革效果，其实客观上不一定存在。这也是学术研究有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