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菲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中国政府在此前后采取的所有措施，让其信誉与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菲律宾通过仲裁确认岛、礁及低潮高地的地位，压缩了中国的管辖海域，但却难有实际收获。总而言之，南海仲裁虽然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澄清了关于九段线、无人居住天然岩礁归属等问题，但无法解决南海争端，该地秩序的维持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优势。
中国为何「不参与」仲裁？
中国对菲律宾向海牙法庭提请的南海仲裁，一直秉持「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原则。在北京看来，也许认为这种方式表达了最大的蔑视，但在国际社会眼中，却再次坐实中国是个国际秩序的搅局者。
认为中国是个国际秩序的搅局者由来已久。通常情况下，一国如果签订一项国际公约，除了事先声明的保留条款之外，凡签字认同的必须遵守，这是一国的制度信用。但是中国并不这样，国际公约虽签，但却并不遵守。对此，国际社会非常恼火，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欧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像成年人那样行事」，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响应欧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以这件事情做为标志，中国从此放弃邓小平时代「融入国际社会」的目标，公开声称要「主导国际规则」。
此次关于南海仲裁，中国之所以不再提及2011夏威夷峰会上提出的「新规则」：凡中国没参与制订的国际法规，中国不必遵守，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长达十年的制订过程中，中国全程参与。
《海洋法公约》制订之时，未考虑南海问题
联合国曾召开三次海洋法会议，并于1982年第三次会议决议通过《海洋法公约》，这一长达十年的过程，其起始点正逢中国加入联合国。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于2012年12月刊发一篇〈我国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始末〉，写得非常清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全部共11期，中国由一位国务院领导牵头，成立了中央层面的谈判领导小组，外交部、国家地质局以及当时归属国家地质局的国家海洋局、海军等单位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与日本之间就大陆棚划界有过正面争论，但如今成为东南亚国家冲突的南海问题，在当时却未成为会议热点。据中国代表陈德恭回忆，「比如『九段线』问题，现在很多人认为它与公约的内容冲突，但当时没有甚么国家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东南亚国家表示支持。」与南海有关的事情只有1974年第二期会议上，南越代表就西沙、南沙群岛有过主权主张的发言，中国代表柴树藩用「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加以驳斥。当时中国关注的重点就是关于200海浬经济专属区的划分。
如今中国主张有领土主权的黄岩岛，距离中沙环礁约160海浬、距西沙群岛约340海浬、海南岛约500海浬，但距菲律宾苏比克港却只有约100海浬，按《海洋法公约》，该岛就在菲律宾的经济专属区之内。于中国来说，当年既然力主200海浬经济专属区，如今再参与仲裁，人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国无话可说，因此只能「不参与、不承认」，反正这个岛礁已被中国实际控制，菲律宾一时无奈其何。
200海浬：是中国带头反霸权主义的成果
当时制订《海洋法公约》时，对于领海宽度有3海浬到200海浬12种主张，但中国却力主200海浬经济专属区的划分规则。为甚么中国会持此主张？〈谈判始末〉一文写得非常清楚，当时新入联合国的中国是抱着反霸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的态度去与会的。对于专属经济区的争执，成为中国为代表的反霸权主义的关键一役，因为「海洋大国认为它应该是公海的一部分，并一度希望用200海浬经济区的『优先权』取代发展中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
据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回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分为沿海国、内陆国和群岛国家，以及海岸线短、面临窄海的地理不利国家等不同群体。在当时的200海浬经济专属区划分上，中国是这一主张的坚决支持者，特别是对渔业的保护。中国代表团曾主张在公约中明确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权管制外国军事活动和军事设施，从而保证其渔业和海底勘测活动的安全。在1986年《渔业法》、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棚》等相关法律中，中国政府强调了捍卫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的态度，同时也表示尊重他国在自己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成为今天中国与菲律宾等邻国海域冲突中，对中国方不利的国际法律规定，因为黄岩岛毕竟离中国的任何一个主权岛屿的距离，都远比菲律宾苏比克港口的100海浬要远得多。
中国代表自承当年参会时考虑不够长远
中国之所以要坚决支持200海浬，则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利益考虑。中国代表团成员陈德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法律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向记者解释说：「那时候，中国的渔业水平还不足以开发近海资源。……中国渔民从事大规模远洋捕捞是十几年之后的事。」
曾先后担任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的凌青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由于中国坚持支持200海浬的主张，会上曾有一个小的发达国家给他一份材料，详细计算了建立200海浬经济区后各国的利益分配，得利最多的是美、苏、日、英等海洋大国以及海岸线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小国是想提醒中国不要那样无条件而且强烈地支持200海浬。但凌青说，当时支持200海浬海洋权同反霸权相关联。那时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都对这一问题明确表态，「我自己也觉得支持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后回忆，凌青有些话是实在的，「在200海浬经济区问题上，有得也有失。至于得失比较究竟如何，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他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支持，有损中国在东海、黄海的利益；如果不支持，不仅得罪不少发展中国家，也伤及不少经济利益。但现在看来，只强调200海浬经济区具有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的一面，「同时也是各国对海洋资源占有权进行重新分配的一面。我们的认识显然不够全面」。
外交无小事，这个代表团当然凡事得请示北京。从1973年到1982年这十年，中国主管外事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与邓小平。但周恩来是个小心谨慎之人，他对代表团的指示，比如带领发展中国家反霸权，只不过是满足毛泽东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1982年签约之时，邓小平也想不到今后中国会有崛起的一天，更想不到中国会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兄弟」反目。
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应该去看看《瞭望东方周刊》这篇长文。
今天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建构并加以维护，奉行道义原则成为主流，因此，弱势国家可以依靠条约体系讲道理，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中国却是一个信奉实力原则的国度，弱势时会韬光养晦，利用规则来保护自己，强势时则希望改写规则。《联合国海洋公约》就是中国处于弱势之时，利用国际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西方国家谈判妥协折冲的产物。当中国「崛起」之后，认为国际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开始对国际秩序发起冲击，所谓规则之类，在中国看来，是用得着就是规则，用不着时可以搁置不问。
中菲之间由黄岩岛而起的南海仲裁，整个由来就是本文所述，规矩兴，是中国；规矩毁，也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