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总统上任将满一年，民意支持度大幅滑落，有些政策广受批评，因此该有深刻的检讨。马前总统执政之初我曾写一篇〈马政府执政错误的七部曲和主旋律〉，指出傲慢是其政策错误的主旋律。相对地，蔡总统在去年当选那夜说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则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多年前李前总统在一次和蔡总统聚餐时，就特别提到要谦卑，后来他还多次谈到领导人要谦卑。但谦卑并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蔡政府这一年来不少问题出在官员的不谦卑，但有些问题蔡政府也被一些人说谦卑做不了事。蔡政府相关人士应该检讨到底哪些事情是太过傲慢，哪些事情又是太过谦卑。
为甚么「不谦卑」？
政策上谦卑的问题可分成两个层次。大的政策方向是由理想和民意主导，其中所需要的谦卑是服从多数而尊重少数，不要因为自己得到多数人支持就忽略甚至鄙视少数意见和少数人。政策也仍应避免伤害少数人原有合理的利益和感情。至于为某个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施政方法，则应由道理和科学主导，其中所需的谦卑是听各界的学理而讲道理，以找到较佳和较圆满的方法来达成同样的目标。
蔡政府在方向上的争议较小，但在方法上的问题较大，其中有些官员也较显得傲慢。而方法上的不谦卑以及因而未能采取较好的方法，也让方向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得以扩大批评和抗争。
官员会显得傲慢的原因之一是个性如此，有些人就是自以为是，不愿多方学习，也不肯认错；傲慢的第二种原因是坚持主观理念或意识形态，不愿去看不同主张的学理和事实；官员第三种傲慢是因能力不足，不敢面对质疑，或靠政治因素而非真本事得到权位，只能以傲慢来假装自信；第四种傲慢是把自己的无知当成别人也无知，以为用语言等方式耍一下就可以混过去；第五种傲慢则是想以选票或立法院的多数，或者是藉蔡总统的政治权威来挡掉不同的意见，而由蔡总统、民进党、乃至全民来付出代价或替他们承担责任。实际上的傲慢行为可能混杂多种原因，官员们该自我检讨以求改善。以下只举一些例子来供参考，不去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例一休可能是一年来对蔡政府伤最大的政策，恐伤害了劳工，也损害了一些产业。Fotolia
如何谦卑案例之一：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可能是一年来对蔡政府伤害最大的政策，其中出现很多不够谦卑的现象。这政策的大方向并无太大争议，多数人也认为是要改善受雇者的福利。然而实际做法却伤害了不少劳工，因此政策立法后社会上有三输的批评。
行政院答复说，有人输就有人赢，怎么会三输。但不必念过经济学，在台湾注意经济政策的人大多听过所谓把饼做大的说法，某个政策若把饼做大就可能双赢多赢，但要是把饼做小了就可能双输三输。一例一休政策之所以备受批评，就是因为其中一些限制使生产效率下降而使某些产业乃至全经济的饼变小了，所以可能三输。行政部门不去思考这些情况的可能性，却用耍嘴皮的方式说不会三输，在小民看来就不谦卑。
像一例一休这种重大政策，政府理应事先对企业经营方式、成本、物价以及劳工实际所得将受到之影响做好评估，但由官员相关的谈话来看，虽然政策争论半年以上，政府的评估还是差很多。以对劳动成本和物价的影响为例，官员们的说法并不一致，而且常只讲平均影响，而忽略有些产业受到严重影响的可能性。施政若只讲平均数而不注意较弱势及受到较大影响的人，或看大不看小，也算不上谦卑。
用一个街上不难找到的例子来看。假设某小店铺原由两名员工轮班，每周六天每天每人各工作6.5小时，而从早上10点营业到晚上10点。在一例一休之后若采同样的工作方式，每员工每周就需有一天即使只做6.5小时也要算8小时加班，加班费又要加算平日薪资的1.67倍，也就是那天的加班费就超过平常两天的薪资，所以让小店的每周或每月劳工成本将增加超过三成，是行政部门讲的平均数之几十倍，该店自然感到难以负担。
该店若以弹性工时因应，成本仍会增加，而员工的上班方式将变不方便。该店若增雇时薪人员来因应，则原来之劳工虽得到政府所说「休息时间增加而达到政策的原始目的」之结果，但薪资将因而下降或几年内难再调升的员工，恐怕很难感觉到官员这句话的谦卑。把「增加休息时间」而非「保障及提高劳工福利」当成这政策的原始目的，也像主张无薪假可以到处去玩一样，是自大地替劳工决定他们该多休息去玩和吃肉糜。
该店若选择周六不营业，消费者感到不便时也只好谦卑地听行政院的主张说「就认了吧」。至于店少开一天在经济上所代表的不方便、资本闲置率上升及总生产的减少，也就是饼变小的问题，依前述发言看来，也许是已超出了官员们所愿理解的经济学理了（请参阅陈博志〈资本累积对散做产业之影响〉，《经济论文丛刊》，16辑第二期，1988年6月，pp.271-281）。
▲年金改革是蔡政府受到争议的政策之一。Fotolia
如何谦卑案例之二：年金改革
政府另一个正在争议中的政策是「年金改革」。改革及削减支付这大方向也是正确而得到多数人支持的，但改革的方法和其中一些言论也仍可以更谦卑。考试院做了和年金改革委员会不一样的决定，年改会批评考试院不科学。但年改会也该谦卑地多看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够谦卑和科学。
用经济学科学的分析来看，现有年金有相当程度使军公教人员当年放弃了较高薪资的其他工作机会，所以不是军公教人员的不劳而获或政府的恩赐，政府不得已要删减时，要精算可以合理删减的程度，更要谦卑地感谢军公教人员的配合（请参阅陈博志〈年金改革要讲清楚目的和道理〉，《看》杂志，171期，2016年9月，pp.10-13）。而目前政府无法再付出这么多年金的原因，是多年来对一般人和企业的减税，使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由20%以上降到12%，因此有责任出钱解决问题的不应只是军公教人员（请参阅陈博志〈年金改革之目的、观念与经济学理〉，《货币观测与信用评等》，123期，2017年1月，pp.4-8）。但这些用科学精神提出的质疑，相关官员谦卑到连反驳一下都不愿意。
五年前小英基金会的某次青年人研讨会要我讲话，我只讲一句说：「要记得，即使是敌人说的话，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道理。」多年来我也常向参政的朋友们引述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说的：「任何重大政策若未听过反对的意见，就不要实行。」这是基本该有的谦卑。
而听意见要听其不同的地方，不是只选自己要的。年改会说，某反年改的人士主张要提高基金的报酬率，这点年改会已纳入结论，所以年改会也有采用反对者的意见。但提高报酬率本非意见冲突之点，年改会的说法像同意别人提出的休会去洗手吃饭一样，只能算口才好，不能算是谦卑。
如何谦卑案例之三：锅贴替代役
这类重大政策因为有较多方向和理念的争议，因此在方法上的不谦卑常被理念的争议遮盖，铁杆的支持者甚至把不谦卑当成有勇气。但在较小的政策上之不够谦卑，就很容易被人看破而伤害对执政者的信任或尊敬。这种不谦卑的小事不少。例如将替代役男派去锅贴店一事，社会上和行政院都觉得怪怪的，但主管官员却以职业不分贵贱答复批评者。他似不知照一般人的看法，要把有服兵役义务的人派去做非兵役的工作，应该是派去做有公共利益的事。
这公共利益就是经济学理中所讲的外部利益，也就是相关的私人并未得到却扩散由社会上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大家质疑锅贴并不是因为职业贵贱，而是想不出锅贴店有甚么必须由政府给额外奖励的社会外部利益。而当立委以社会利益来质询时，应该念过外部利益或外部性之观念的官员竟说：「您认为研发替代役是否有公共性？」官员大到连我国及许多国家都长期认为有外部性而加以支持的奖励研发政策都可以随便否定，其谦卑的程度值得大幅拉升。
李前总统和蔡总统所说的谦卑，不仅是民主政治所必要的修养，也能使政策不犯大错、少犯小错而更能成功。在政策方向上过度的谦卑，也许会使政策摇摆不定或做不成大事；而在政策方法上不够谦卑，则会使政策不断犯错并让人民看不下去。
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是，方法上未能谦卑找出较佳方案的结果，造成方向上不得不做屈辱和错误的让步。更糟糕的情况是不谦卑的态度引发了不同主张者之间更不讲理的相互攻击，形成社会阶层间的对立，使台湾长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之相互包容的文化岌岌可危。
以前我曾主张政府内部要有像魏征那样的检讨力量，大部分人也希望民意机关和舆论能有更好的监督作用，而官员们若能更谦卑自我反省，谦卑、谦卑、再谦卑，而且真正谦卑，国家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