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今天科技部提供100万元经费给一份最好的研究计划，并开放台湾所有的学者来申请，最后吸引了200个学者提出申请计划。假设每个学者撰写研究计划需要花费1万元的成本（包括财务、时间、精力等成本），而且假设除了赢得政府的经费外，研究计划并不会创造出任何价值，那么最终的社会成本为200万元，远超过100万元的收益。
上述这个例子，经济学家称为「寻租」（rent seeking）。可以想象，寻租的行为愈多，资源的浪费就愈严重。美国两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与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何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里就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在制度的设计上赋予寻租成功者很大的报酬，造成普遍的寻租现象，则会将社会里的大量人才吸引到各种没有生产力的寻租活动里，并对经济成长造成伤害。
中国的科举制度
在1904〜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中国实施了一千多年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虽然开放给所有国民通过读书考试而进入国家决策中心的机会，使得国家文官的来源从皇室贵族扩大到平民百姓，但实际上能参与科举考试的人也只是人口中1〜2%的民间菁英。
科举制度让中国历代的菁英趋之若鹜，因为文官的薪资加上其他非常态性收入（主要是贪污所得），比民间的平均薪资高出非常多。根据学者Chung-Li Chang的估计，在清朝初年那个年代，官员的平均收入是民间非技术劳工薪资的150倍。利之所趋让很多应试者一考再考，多次失败之后仍然再接再厉。
然而准备科举考试所需学习的知识并没有甚么生产力，除了做官之外这些知识几乎完全没有用处。尤其在明、清两代之后考试的内容转变为八股文，严格地规范了行文格式和体裁。八股文文体浮华，但内容空洞不切实际，甚至连康熙皇帝都认为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因此，科举制度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寻租体制，将全中国的菁英卷入一个生产力低落的活动中，等于人力资源长期的严重错置。
人才错置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白营教授，利用实证数据估计了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举人、秀才、进士。举人这一级的考试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配额，但这些配额不是按照该地区的人口比例决定的，因此各个地区的配额比例高低不一。配额比例高的地区也就是科举考试影响力较大的地区，会「卷入」更多的菁英来参与科举考试，因此人才错置的程度愈大。
科举考试在1904〜1905年正式废除，这等于释放了所有原本在费心准备的考生们。政府的门关了之后，这些人只能寻求民间的发展途径。作者发现在科举废除以后，那些原本配额比例高的地区跟比例低的地区比起来，逐年有更多的民间新式工厂成立。
图一比较了原本科举配额比例在75百分位以上的地区（黑实线）跟原本配额比例在25百分位以下的地区（黑虚线），从1898年到1908年新式工厂成立的数量（每百万人）。在科举废除之后，每个地区的新式工厂成立的数量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原本科举配额比例高的地区呈现更剧烈的上升趋势。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科举废除后人才开始往民间企业流动所造成的结果，而原来被科举卷走的人愈多，废除后解放出来的人才也就愈多，也就对民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人力资源。
▲图一：科举考试废除前后新式工厂的成立数量（每百万人）
数据源：Ying Bai (2017) “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图二：科举考试废除前后赴日留学的学生人数（每百万人）
数据源：Ying Bai (2017) “Farewell to Confucianism: The Modernizing Effect of Dismantling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科举废除后另一个人才的流向是赴日留学。清朝末期每年都有许多学生到海外留学，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类科学专业知识。留学的目的地在1908年以前是以日本为主，之后转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图二显示原本科举配额比例在75百分位以上的地区（黑实线）在1904-05年之后上升的幅度，远比原本配额比例在25百分位以下的地区（黑虚线）的幅度来得大。作者也认为这是人才从科举考试中释放出来的结果。
这些结果显示，原本的科举制度将大量的菁英捆绑在一个非常没有生产力的部门里，而科举废除后这些可能是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当然，作者并没有能够直接估计科举废除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但这些间接的证据应该暗示了这样的效果。
现代台湾公务员的选拔制度
现代的台湾虽然不再有科举制度，但公务人员的选拔体制却承袭了许多科举制度的特色。首先，公务员的工作非常稳定，平均薪资也比民间高，尤其是退休金十分优渥。因此每年各类公职考试都吸引大量的人参与，近年来录取率都低于10%，甚至只有1〜2%，远比律师还要难考。
其次，要成为公务员必须经过考试，而公务员考试的试题虽然涵盖了基础知识与各类的专业知识，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考不上而从事民间工作的人而言用处不大。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落榜生会重复参加考试，许多人一考再考，也导致人力资源的严重错置。
高等教育升学体制
除了公务员的选拔体制，台湾的升学体制也具有寻租的特质。由于台湾的高等教育得到政府大量的补贴，大学教育变得非常「便宜」，而且较好的公立大学由于学费只有私立大学的一半，更是显得「物美价廉」。
便宜的大学吸引更多的人来竞逐，加剧升学竞争，成为推动台湾升学主义的主要推力。这样竞逐的结果导致了许多扭曲，例如只注重解题与背诵而不重视思考的教学方式，多年来也不断戕害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