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目的若非依有效的民意程序决定，可能会违背人民的意愿；政策方法若未经深入的讨论则可能错误，也可能被主事者误导到不同的目的，讨论的不足也会使人民选择了错误的目的。
台湾虽有很多政策讨论，但常不够深入，以致被错误的信息和理由所误导而不能采取正确政策。这是台湾多年来政策质量不佳而国家经济改善迟缓的重要原因。本文简单举一些例子请大家思考。
▲政府政策从目的、制定、选择到落实，都需要完整扎实且深入的讨论。Fotolia
一、以名词或指标代替实质
人民和政策的目的常和一些名词或指标有关，这些名词和指标并不等同于真正的目的，但我们常以某些指标来夸耀政绩，甚至当成政策目的。
例如国内生产毛额（GDP）虽是重要经济指标，但它其实不等于国民真正得到的所得或福利（请参阅：陈博志〈GDP可能和国民所得及福利差很远〉，《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16年1月）。而GDP的成长率更常因前一年GDP的偏低而在今年暴增。2008和2009年的经济衰退就使经济其实不怎样好，只是较恢复以往水平的2010年，出现10%以上的经济成长率，而马英九前总统和最近的吴敦义先生都拿这高成长率来夸耀自己的执政成果。我们投资和产业竞争力明显低落时，政府也常拿IMD等国家竞争力的评比来自我安慰。
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要训练出有用的人才，以及研究国家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以教授在国外的著作以及学校的国际排名做政策目标。最近政府用一些成果指标（KPI）来考核各单位，也可能使官员们努力美化这些指标，而不是改善实际状况。
二、只看到直接效果
各种政策多有间接效果和副作用，政府应该要从整体的效果来使各政策适当的相互配合，但我们常只依照直接效果也就是表面上的好处就决定政策。
例如一例一休政策似乎就是只看到让受雇者工作时间下降，以及平均每小时薪资可能上升这直接的好处，而未注意到使企业不易营运以及使部分受雇者收入减少的作用，因此引起很多批评和不满（请参阅：陈博志〈一例一休的经济政策思考〉，《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17年5月）。
有些人主张新台币要大幅升值，以逼使企业因无法赚钱而努力升级，却忽略很多企业可能已无能力升级更多，有些企业可能倒掉，有些企业可能外移的效果。（请参阅：陈博志〈不能靠升值改善贸易条件〉，《看》杂志，91期，2011年7月）。而再升值太多可能使拥有巨额国外资金的保险公司等金融业陷入危机，以及使央行难有盈余缴库而危及政府财政的问题，也少受注意。
三、用口号拒绝讨论
我们在威权时代有许多不能讨论的政策口号，近年口号也被用来代替甚至阻止理性的讨论。这种例子很多，像咒语一样也真的可以有些催眠的作用。
例如我们可做东亚的经济中心、自由化、ECFA或者FTA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或者某项建设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等等，都是缺乏实质基础的口号。
四、用夸大的说法扭曲不同的意见
李前总统时期以「戒急用忍」政策限制部分对中国之投资，但对一般国际经贸往来及大部分对中国之经贸往来是自由开放的。但批评者包括2000年前在李前总统手下快乐当官的一些人，却把这个只有少许限制的政策说成锁国，然后就以锁国不和外国来往的伤害来批评这个政策。
最近我说在自驾车、电动车和共乘系统等新发展之下，汽车的效率将相对提高，因此轨道运输的重要性及适用范围将相对缩小，我们不必急着要盖更多轨道运输（请参阅上期本专栏之〈前瞻计划要依国家发展策略前瞻〉）。这并非否定所有轨道运输，我还提到首都圈要捷运网。
但交通部却针对我的评论说「台北有Uber就不要捷运了吗？」（《经济日报》，2017年6月13日），把我讲成是反对所有轨道运输。有趣的是次日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说「自驾技术、电动车以及共乘车三种改变方向出现在同个时间框架，这是一个逐渐逼近的重大转折」，所以苹果要发展自驾车（《经济日报》，2017年6月14日）。交通部还不正视这技术大转折吗？
五、抹黑批评者或扎稻草人来打
同样有关我对前瞻计划之轨道建设的意见，网络上有人批评我是「大公路主义者」，好像我是因此而反对轨道。但我并不是甚么大公路主义者，前瞻计划中有几项轨道建设其实是我建议的。
我从十六年前在经建会时即基于一些我认为至今仍正确的理由反对苏花高速公路。在年金改革的争论中，也有一些人把对改革方案有意见的人都说成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是肥猫或贪得无厌，而不去理他们所讲的道理。同婚的争议中也有相同的现象。
▲年金改革应该先谈大道理和大原则，但现在变成在争18%利息要几年走入历史、所得替代率要多少等没有学理和道理依据的争议。Getty Images
六、把问题和责任推给别人
由于台湾问题很多，很多不好的现象都和很多人、很多问题有关，所以不想承担责任或不想承认某项因素的影响时，都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或别的因素（请参阅：陈博志〈台湾掉入了互推责任的陷阱〉，《看》杂志，172期，2016年10月），以阻止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于是经济不好是国际因素或政党恶斗所造成，企业经营不好或低薪是年青人不努力或没能力所造成（请参阅：陈博志〈低薪现象大部分不能怪年青人〉，《台湾思想坦克》，2014年4月）。政策不好是文官不好而不是政务官领导无方。因此真正该负责的人和因素就可不被检讨。就算某做法很难辩护，仍可以说以前某某人也这样做。
七、强调好处而避谈机会成本
除非是非常笨或有恶意的人负责，否则各种被提出的政策总会产生一些好处。真正好的决策要先看这政策的好处是否大于其成本，然后再就好处大于成本的各种方案挑出最有利的来做。但我们很多政策都只说它有多少好处而避谈其成本。当年马政府就是这样推销ECFA和服贸。
而在受政府财政限制的公共建设等政策上，我们并没有能力把所有有好处，甚至所有好处大于成本的项目都一起做，所以一定要有优先级。但我们却仍常只听到某项政策的好处，而未听到成本，也未听到其他可能方案的好处和成本，也就是这政策的机会成本。
八、谈其他利益和伤害来移转焦点
当我们在某论点可能辩不过别人时，我们常可另辟争议点，或避重就轻。一例一休的制度被批评减少部分受雇者的收入时，政府说大家可有更多休息时间（请参阅：陈博志〈执政要怎样谦卑〉，《看》杂志，178期，2017年5月）。当大家都主张该修法时，政府却避谈这法对不对及对劳工有甚么伤害，而说修法有很大的风险，而且会对劳工有些伤害。
彼得杜拉克曾说，政府最常见的一种错误，就是在政策过时或不可行时仍不愿抛弃，而说我们再加倍努力（《天下》杂志，309期）。希望政府能好好思考评论者的意见之对错，而不是用其他理由来拒听不同意见并拒绝改变。
九、争论细节而忘掉大方向
前述各种肤浅的政策讨论如果不去批评它们，政策就可能被决定。但若加以批评而引起争论，也很可能使政策的争论陷入这些肤浅的议题之中。
年金改革应该先谈大道理和大原则（请参阅本刊130期〈年金改革应先讨论改革原则〉、171期〈年金改革要讲清楚目的和道理〉专栏），但现在变成在争18%利息要几年走入历史、所得替代率要多少、给付上下限要多少这一类没有学理和道理依据，只是让政治力量做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没水平争议。这种争细节而忘了基本道理的政策争论方式，即使最后依政治力量做了决定，也会因道理不足或不对而很快出问题（请参阅：陈博志〈所得替代率不宜做年金改革的基础〉，《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16年8月）。
如果公教人员退休金不是依学理而是依讨价还价的所得替代率来调整，那么劳工可能要抗议为何他们的退休给付之所得替代率低于公教人员那么多？事实上私立学校教员已在抗议了。不讲理的政策总会有很多后患。
肤浅或简化的论述容易符合个人感觉的利弊，也容易说服未深入了解的人民，因此政客和水平不够的媒体都喜欢。社会和政策要更好，必须有好的学者和媒体不厌其烦地向人民解释正确和深入的道理，也要有更多知识分子愿意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道理（请参阅：陈博志〈自由社会的四大支柱〉，《看》杂志，139期，2013年12月）。
同时我们也要有更多官员和政治人物愿意深入了解政策的道理，以追求更正确的决策。政客和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政客努力讲得很漂亮，而政治家努力想得很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