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当中英谈判完成签订协议后，中共的统战也有了一定成果。所以以《明报》为首，大事赞扬中英签署有关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说香港人要甚么就有甚么，但是中共是否会信守承诺，却避而不谈。而我在专栏里，主要讲的就是中共历来的过桥抽板、不可信任。包括赵紫阳回复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信件承诺「民主治港」我都不相信。但是许多人说，中共已经改革开放，与以前不同了，还认为我「过激」。
不信中共
中共即使改革开放了，也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但是左倾思潮无法克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判非常肤浅。对「四人帮」的电视公审也没有说服力，因为没有审讯「帮主」毛泽东。所以我反而佩服江青在法庭里公开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咬谁就咬谁。」张春桥始终保持沉默，也是一种骨气。我反而讨厌那些随风倒来倒去没有骨气的奴才。
在西单民主墙被镇压后，又出现对白桦《苦恋》的批判，再就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甚么「四根擎天柱」，尤其是「党的领导」那根吓人的擎天柱。共产党还有改革的意图吗？共产党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当作并行的两手，其实是自己打架的两手，也注定改革无法成功。
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的氛围下，我不敢说反对中共收回香港，只能说反对九七收回香港，因为中国既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怎么可以承认「九七」这个新界租约的大限？而中共作恶多时，应该以更长时间来观察中共是否真的改恶从善，那时离开九七时间太短，无法证明。
当时中共一直宣传香港的繁荣靠的是中国的支持，例如食物的支持，我则反驳说，北京、上海也是中共提供食物，怎么没有繁荣？因此关键在于制度！中共还一直宣传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著名导演李翰祥拍了电影迎合中共，所以我很讨厌他。我说，圆明园虽然被破坏了，但英国人建造香港这个「现代圆明园」更加伟大，是东方明珠，全世界华人最自由的地区，它的价值无可估量。但是，这一切很可能在九七后被共产党破坏。
但是既然中英签署协议，我们小民能够怎么办？只能接受，然后监督中共，不许他们违背承诺。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共保证50年不变，其实九七前的13年，香港肯定已经大变，果不其然乎？
因为从谈判开始，香港就开始变了。本来香港只有港英政府一个权力中心，但是香港新华社也成为权力中心。许家屯的一言一行就会导致股市上落，例如有一次他拿着中英联合声明，摘下眼镜，以眼镜敲着桌子指责英国人「不按本子办事」，股市立即大跌；有一次他在新界锦绣花园讲话赞扬香港，股市立即上升。因此舆论说港英已经成为跛脚鸭。
在新华社的强大压力与统战下，被许家屯指责的港英「孤臣孽子」（指行政局、立法局议员与政府高级官员）逐渐转軚，程度不同。有的继续效忠港英，最早被统战的是行政局议员罗德丞，一度传说他可能出任第一届特首，但是最后被中共抛弃，郁郁而终。最保守的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被戏称粤语谐音的「终是完」，也逐渐变成「一仆二主」。还有干脆彻底转軚，例如谭惠珠、范徐丽泰，被称为「旧电池」中的「忽然爱国」。但是英国人还是努力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秩序。
首次赴台
1984年9月下旬中英签署有关香港前途协议的草案后，政局有片刻的宁静。我在《信报》工作也正好满一年，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于是我决定离开香港外游台湾，时间是11月中下旬。离开前，我把一个星期的稿都写好，没有空窗期。这是我离开中国到香港后第一次离港外游。
那时，俞国基、李义仁已经离开美洲《中报》，到了美洲《中国时报》，但是李义仁因为太太在纽约水土不服，辞职回到台湾，因此由他接待。
当时中国到香港的新移民，要住满5年才可以申请去台湾，但是还需台湾方面的政治审查。据说政治审查是到你家里，与你谈话，了解思想状况，还有没有经常回中国，家里的摆设有没有问题。例如是否挂中国领导人的照片，或者你看甚么书籍等等。我因为给《中国时报》写稿，与当时中时驻香港特派员江素惠关系不错，常常到他们在湾仔的办公室交稿，许多国民党人都知道我的反共立场，因此免去「审查」步骤拿到入台证。
那时台湾在政治、经济方面都落后香港许多，也比较封闭。当时经营台湾旅行团有个「行规」，会托游客携带一批台湾需要而游客带去可以免税的物品，记得的有棉袄与一些中药成品。到了旅馆后，打电话给旅行社的「线人」，他们就会拿现款根据原先订好的价格收购。如果带满名单上所有物品，利润接近来回的飞机票费用。但是我嫌麻烦，只带几样简单的。其实这也算是「水货客」了。当时没有想到，如果有人塞进毒品进去，被查出来还得了？也许那时人心还没有那样坏。
我住在博爱路上的一个宾馆里。下午李义仁就带我逛龙山寺。那时外面还有许多摊位，相当热闹。移居台湾后，我就住在龙山寺附近，也算是缘分吧。第二天一天，我去故宫参观，能够看到这些珍品自然十分高兴，但是我对那些展品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即使是真品。因为我更加关注的还是现实与政治。当时还有「瓷器上龙纹特展」，不幸我很不喜欢「龙」这个怪物，更讨厌以龙进行统战。
除此，其他时间我接触一些朋友，再就是自己到处乱逛的「自由行」。朋友中见到了伦敦教授介绍的徐世棠，他请我在老爷饭店吃饭，还从当时是新闻局长宋楚瑜秘书那里要到两张金马奖颁奖仪式的票子，我和李义仁去了。我也去了李义仁在永和的老家，见了他的家人。此外，江素惠也约了中时集团的太子女余范英在来来饭店（现在的喜来登）喝咖啡。在美国的表弟周曦也介绍我认识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柏杨儿子。
我因为住在博爱路，除了去重庆南路的书店看书，因为离开西门町很近，所以常常去逛，包括看了一场电影，不过放映前要起立唱国歌，让我觉得这点比中国还差劲，另外就是到处都有太多的政治口号。在香港住了几年，对此已经不习惯了。在西门町还被人「阻街」去马杀鸡，吓到我。宾馆晚上还有小姐敲门要陪伴我。这都是我没有过的人身经历。
我还到第一饭店找一家旅行社去花莲玩。但是到了花莲，一部出租车来接我，因为只有我一个团员，司机兼做导游，走横贯公路到天祥。回来半途又接了一位东南亚华侨。在花莲住了一晚。除了旅游胜地，自然还有购物，我知道这些玩意，所以除了买点猫眼戒指，其他甚么都不买。
我最有兴趣的还是党外刊物，买了一批，有《钟鼓锣》、《蓬莱岛》、《亚洲人》、《雷声》、《时代》、《西北雨》等等。不过回去过海关时还有点提心吊胆会不会查行李。
回香港后我用新笔名在《争鸣》杂志写了长篇感想，分两期刊出。但是我故弄玄虚以便老共猜不到作者的身分，避免被套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我一直记得，我在中国那个年代，偷渡到香港被遣送回去，是经济问题而「劳教」，但是偷渡到金门是「叛国投敌」而枪毙。但是这时我还是以中国人身分到中国的台湾来旅游，还谈对「统一」的看法，虽然批判中共的武力统一。（未完待续）
